毛泽东（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第二辑））

序言

1911年10月22日傍晚，还不满十八岁的毛泽东伫立在故乡湖南省首府长沙市内一个高地上。他度过了极其激动人心的一天。那天早上，十二天前在武汉首举义旗反对清王朝的革命在长沙也爆发了，几小时之内就推翻了旧的帝制政府。现在毛泽东看到，城内白旗林立，迎风招展，上写“大汉民国万岁”几个大字。

在一定意义上，这段话概括了当时中国的形势，以及毛泽东半个世纪以来为改造中国而奋斗的前进方向。“民国”一词，当时被用来翻译西方的“共和”这一概念，意即“人民的国家”。这在当时确实是一种非常革命的思想。按照传统的儒家观点，人民的政治职能是服从其正统的统治者，直到19世纪后十年，才有人提出，只要每个公民自觉地参加社会生活，就能激发出为使中国重新富强所必要的活力。早形成这个观念的人是严复。严复是传播西方思想的先驱，他所翻译的穆勒、斯宾塞、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不久之后就让毛泽东读起来如饥似渴。拥有这种观念的人有1898年的维新派，后来还有孙中山及其同盟会中的同志，不过他们采取了比较激进的形式。他们为了举行起义，推翻清王朝统治，建立共和国，已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但都失败了。现在，“人民的国家”终于宣告成立了。

但这个“人民的国家”，同时也就是“大汉民族的国家”。究竟大到何种程度，几天以后英王陛下驻长沙领事从一件事情上看出来了，在宣告新政权成立的文件上，“大汉民国”几个字，比在同一页上的“大英王国”高出两格。他不得不把文件退还长沙革命当局。

在其整个政治生涯中，毛泽东将彻底改造中国社会作为自己的目标，旨在将中国人民的力量解放出来。引导他进行这项事业的是起源于西方的思想，初是19世纪的自由主义，后来是列宁主义的集体主义。但同时他决心使“新中国”、“人民的中国”在国际上恢复其应有的地位，即居于首位。

大约一个世纪以前，欧洲人开始巧妙地以炮舰、贸易、传教士相结合的办法来“教化”中华帝国。自那时起，中国人对本国文化的极其珍视，一直是欧洲人感到恼怒而又迷惑不解的一个问题。中国人把中国视为“中央之国”不足为奇。大多数强大的民族，至少在其上升时期，往往把自己看作世界的中心。更为值得注意也更加与众不同的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即认为中国的文明是真正的文明，中华帝国囊括了整个文明世界。

这种观念是中国在三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我们现在知道，中国在历史上时而统一，时而分裂，有时为异族所征服，但从未接触过与其同样发达的文化，更不用说比它更发达的文化了。13世纪的蒙古族征服者，同17世纪的满族征服者一样，不久就为汉人所同化。在受到西方冲击以前，只有在一千多年前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之后，中国才受到外来思想的严重影响。虽然这种异域的信仰在少数人中间作为宗教而存在，并对儒家思想本身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不久就为固有的传统所淹没而发生很大变化。

除其发展主要是处于孤立状态外，中国的传统中有两个因素使中国在传统上和南亚、东南亚各国根本不同，这就是珍视历史和关心政治（把政治视为人类活动的基本内容之一）。诚然，传统的中国历史观，把历史看作朝代兴衰的循环过程，而不是逐步向前发展的，走向进步或作出补偿。按照儒家的观点，早有人指出，政治是等级制和极不民主的。所以中国同现代世界的接触势必从基础上动摇其传统。但是，这种传统引导中国人民重视民族生存的历史和政治发展这两个方面，从而又使中华民族异常杰出地屹立在现代的世界上。这种历史感和政治命运感，又使毛泽东及其同僚，易于而且必然保持今日中国同汉族帝国之间的连续性，尽管世界上激进的一次社会革命引起了许多变革。

今日之中国是经过半个世纪之久的革命后诞生的，而这场革命的方向实质上是由既是理论家又是革命家的毛泽东决定的。如果说新中国看来趋向于在一定程度上将共产主义因素和传统因素融为一体，那么，这种走向融合的倾向是中西两种模式和思想长期在极其混乱的状态下相互斗争的结果。到19世纪末，显而易见，中国人必须向欧洲人学习，以增强国力，抵抗其入侵。但是这种必要性所引起的羞辱感，却不亚于中国人历来对夷人所怀抱的巨大优越感。中国人因忧虑国家的前途，也因犹疑不定究竟能够或应当从历史上批判地继承些什么而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毛泽东出世了。

在一定意义上，这段话概括了当时中国的形势，以及毛泽东半个世纪以来为改造中国而奋斗的前进方向。“民国”一词，当时被用来翻译西方的“共和”这一概念，意即“人民的国家”。这在当时确实是一种非常革命的思想。按照传统的儒家观点，人民的政治职能是服从其正统的统治者，直到19世纪后十年，才有人提出，只要每个公民自觉地参加社会生活，就能激发出为使中国重新富强所必要的活力。早形成这个观念的人是严复。严复是传播西方思想的先驱，他所翻译的穆勒、斯宾塞、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不久之后就让毛泽东读起来如饥似渴。拥有这种观念的人有1898年的维新派，后来还有孙中山及其同盟会中的同志，不过他们采取了比较激进的形式。他们为了举行起义，推翻清王朝统治，建立共和国，已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但都失败了。现在，“人民的国家”终于宣告成立了。

但这个“人民的国家”，同时也就是“大汉民族的国家”。究竟大到何种程度，几天以后英王陛下驻长沙领事从一件事情上看出来了，在宣告新政权成立的文件上，“大汉民国”几个字，比在同一页上的“大英王国”高出两格。他不得不把文件退还长沙革命当局。

在其整个政治生涯中，毛泽东将彻底改造中国社会作为自己的目标，旨在将中国人民的力量解放出来。引导他进行这项事业的是起源于西方的思想，初是19世纪的自由主义，后来是列宁主义的集体主义。但同时他决心使“新中国”、“人民的中国”在国际上恢复其应有的地位，即居于首位。

大约一个世纪以前，欧洲人开始巧妙地以炮舰、贸易、传教士相结合的办法来“教化”中华帝国。自那时起，中国人对本国文化的极其珍视，一直是欧洲人感到恼怒而又迷惑不解的一个问题。中国人把中国视为“中央之国”不足为奇。大多数强大的民族，至少在其上升时期，往往把自己看作世界的中心。更为值得注意也更加与众不同的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即认为中国的文明是真正的文明，中华帝国囊括了整个文明世界。

这种观念是中国在三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我们现在知道，中国在历史上时而统一，时而分裂，有时为异族所征服，但从未接触过与其同样发达的文化，更不用说比它更发达的文化了。13世纪的蒙古族征服者，同17世纪的满族征服者一样，不久就为汉人所同化。在受到西方冲击以前，只有在一千多年前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之后，中国才受到外来思想的严重影响。虽然这种异域的信仰在少数人中间作为宗教而存在，并对儒家思想本身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不久就为固有的传统所淹没而发生很大变化。

除其发展主要是处于孤立状态外，中国的传统中有两个因素使中国在传统上和南亚、东南亚各国根本不同，这就是珍视历史和关心政治（把政治视为人类活动的基本内容之一）。诚然，传统的中国历史观，把历史看作朝代兴衰的循环过程，而不是逐步向前发展的，走向进步或作出补偿。按照儒家的观点，早有人指出，政治是等级制和极不民主的。所以中国同现代世界的接触势必从基础上动摇其传统。但是，这种传统引导中国人民重视民族生存的历史和政治发展这两个方面，从而又使中华民族异常杰出地屹立在现代的世界上。这种历史感和政治命运感，又使毛泽东及其同僚，易于而且必然保持今日中国同汉族帝国之间的连续性，尽管世界上激进的一次社会革命引起了许多变革。

今日之中国是经过半个世纪之久的革命后诞生的，而这场革命的方向实质上是由既是理论家又是革命家的毛泽东决定的。如果说新中国看来趋向于在一定程度上将共产主义因素和传统因素融为一体，那么，这种走向融合的倾向是中西两种模式和思想长期在极其混乱的状态下相互斗争的结果。到19世纪末，显而易见，中国人必须向欧洲人学习，以增强国力，抵抗其入侵。但是这种必要性所引起的羞辱感，却不亚于中国人历来对夷人所怀抱的巨大优越感。中国人因忧虑国家的前途，也因犹疑不定究竟能够或应当从历史上批判地继承些什么而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毛泽东出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