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人情:中国历代友谊诗

我们中华民族有许多优良的传统，重视友谊是优良的传统之一。历代诗人创作了不少歌颂友谊的名篇佳作，“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成了家喻户晓、脍炙人口、千古传诵的名句，这不是偶然的现象。

从先秦的典籍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于友谊是十分重视的。孔老夫子说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曾子一日“三省吾身”，其中之一，就是反省“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足见他十分重视朋友之间的信用。封建社会的人际关系，浸透了封建宗法社会的等级观念，“三纲五常”的封建说教。本质上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但唯独在“五伦”之一的朋友关系上，不提倡等级。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都不能平等，唯独朋友之间可以平等相处。朋友之道，尽管不可避免地要打上封建时代的烙印，但却与其他领域有所不同。

我国历史上有不少友谊的佳话，也有不少歌颂友谊的诗篇。如春秋时代管仲与鲍叔牙的友谊、钟子期与俞伯牙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等，都是千古传颂的佳话。我国的部诗歌总集《诗经》，就有《伐木》《鹿鸣》等专门歌咏友谊的乐章，其后歌颂友谊的诗篇，彬彬之盛，大备于时，以至不可胜数。它成为诗歌的一个门类，多以“赠答诗”“别诗”的形式出现在诗国之中。我们所选注的这百余篇，不过是九牛一毛。

·论文》中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这种现象诚然存在，但是也应当承认，在历史上确有不少文人，他们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他们没有丝毫的文人相轻的陋习，而在“文人相亲”方面都堪称表率。盛唐时代的两位大诗人李白与杜甫，他们的友谊是人所共知的，李白流放夜郎后，杜甫写了许多诗篇为李白鸣不平，一直关心李白的命运：“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柳宗元与刘禹锡的友谊也是感人至深的。永贞革新失败后，他们同被贬，十年被召回之后，不到一个月再次遭贬。柳宗元因考虑到刘禹锡有位八十多岁的老母需要随任，被贬的地方又是生活艰苦的边远“恶州”，他主动要求与刘禹锡对换贬所，自己到艰苦的地方去。在奔赴贬所之时，他们一路同行至衡阳，临别依依，不胜伤情，留下了真挚的诗篇。数年之后，刘禹锡扶母柩路过衡阳时，听到了柳宗元不幸逝世的噩耗，悲痛欲绝，马上停母柩为柳宗元办理后事，其后又亲自为柳宗元编辑文集，并收养了柳宗元的一个儿子。他们的友谊，真可谓生死不渝。

元稹与白居易的友谊，也是有口皆碑的。元稹收到老朋友白居易的书信后，曾这样描写当时的情状：“远信入门先有泪，妻惊女哭问何如？寻常不省曾如此，应是江州司马书。”（《得

乐天书》）他们不但一生是好朋友，甚至希望“直到他生亦相觅”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或临别依依，或别后相思，或生死与共，或患难相扶，发为吟咏，无不感人。

有些诗篇还涉及诗人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友谊，他们之间有的地位悬殊。如宋代的王安石在高邮发现了一个穷苦书生王令，对于这位“食无田、居无庐”的青年，王安石一见之下引为知己，并把自己的妻妹嫁给他。王令一不应举，二不做官，布衣终身，年仅二十八岁因贫病死于常州。王安石怀着极为悲痛的心情，写了《思王逢原三首》，并亲自为其写墓志铭。苏轼在黄州也交了不少朋友，其中多是市井小人物。清代的贵介公子纳兰性德，专爱结交穷知识分子，有不少年纪比他大三十多岁，成为忘年之交。这说明不少诗人已经摆脱了势利名位的束缚而能以道义交友。

我国古代交友是讲原则的，“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德行门》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管宁、华歆）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后世因称与朋友绝交曰“割席” “绝交诗” 

 “鉴形须明镜，疗疾须良医。若无旁人见，形疾安自知。” “生死不相离” “重劝勉”“贵相规”，即互相之间进行批评，通过批评去掉各自的毛病。“不求立名声，所贵去瑕疵”，这种认识是难能可贵的。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一直讲究男女之大防，“男女授受不亲”   

　　　　　　　　　　　　　　　　　　　　　　　　　　　　　　　　　刘文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