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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江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3228904
出版时间2018-01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48元
货号25205181
上书时间2024-10-19
后现代主义、新史学与中国语境……3
知识社会史的视线……48
语言学转向之后的中国新史学……67
明清教派书写与反教派书写……81
清末秘密会党与辛亥革命……88
记忆
历史学找回想象力……109
在记忆与忘却之间……114
皮埃尔·诺拉及其“记忆之场”……126
不可回避的过去——阿莱达·阿斯曼及其《记
忆中的历史》……150
概念
中国人的亚洲自画像……171
近代知识亟需“考古”——我为什么提倡概念史
研究……187
概念、概念史与中国语境……194
切入民国史的两个视角:概念史与社会史……213
重审中国“近代”……222
儒学与社会主义的早期邂逅……231
东亚
解构靖国神社的政治话语……241
作为事件的“他者”——近代中日历史教科书
里的前近代叙述……259
在亚洲超越“近代”?——一个批评性的
回顾……274
访谈
近代东亚史,我作如是说……295
一分钟的沉默,也是记忆之场……307
秘密社会究竟有多少“秘密”?……319
后 记……334
历史学找回想象力
近代历史学的一厢情愿并不能抹去其自身的历史。历史学作为一种表述行为,毫无疑问带有修辞的文学成分。正如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在《野性的思维》中所指出的,本质上,决定历史叙述的不是史实本身,而是历史学家对史实的解释。1980年代后半叶“语言学的转变”摇撼了一味追求科学性的历史学,一些学者蓦然发现,近代历史学数典忘祖,在科学的刀劈笔削下,历史被规训得支离破碎、血色失调。历史学需要找回曾经属于自己的东西:想象力。
长期以来,我们对表述对象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对表述行为本身存在的问题缺乏足够重视;对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津津乐道,对自身的历史感觉和想象力的培养十分漠视。我们的历史表述大多形同八股,甚至是对自我/他者的不断“克隆”。作为具有特殊技能的工匠,我们的知识生产行为不过是一个惯性的连续,很少有创造性的自觉。柯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在《历史的观念》里谈到历史的想像力时,举例说:
当我们眺望大海时,看到一艘船。五分钟之后,当我们再次眺望时,船已经 移动到不同的位置。因此,我们必须想像,当我们没有眺望的时候,船在一点一点占据着两处的中间地带。这是历史思维的一个案例。同样,当我们被告知凯撒在不同的日子里分别呆在罗马和高卢的话,我们得想像凯撒在两地之间旅行的情景。
柯林伍德认为历史解释是通过批判方法和建构方法来实现的。所谓批判方法,就是对历史表述(史料)进行批判性的解释,以此确定再表述的对象,然后通过演绎的方法建构历史事实。因此,对一个历史学者来说,需要的与其说是作为工匠的技巧,不如说是建构历史的想象力。
近代知识亟需“考古”
我们进行概念史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慎终追远,探讨中国传统的知识形态,而是要探讨17世纪,特别是19世纪以来中国乃至东亚近代知识空间形成之问题。具体而言,是在中国与欧美世界发生碰撞后,大量的“西学”和日本化的西学——“东学”知识如何传入的问题,尤其是“他者”知识是如何内化为“自我”知识的问题。这么说并不是要否定中国历史自身所具有的近代性,而是要强调,在中国,所谓近代作为问题的出现乃是在与欧美相遭遇之后。这个关于近代知识的“考古”工作既需要了解中国、欧美和日本的学术背景,也需要不同学科之间的取长补短。4年前,我和一些同道开始从概念、文本和制度三个方面展开研究,重点是进行概念和文本的比较研究:一个西方的概念如何被翻译为汉字概念,其间中国和日本之间发生了怎样的互动关系,中西、中日之间的差异揭示了怎样的文化移植与变异问题。我们设想要从100个影响中国20世纪历史的关键概念入手,研究中西概念、中日概念之关系,透过《新史学》第2卷“概念的空间”和“文本政治学”两个栏目的论文,读者可以略见这个研究计划之一斑。
概念史研究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书海无边,没有人能穷尽近代知识的底蕴。但是,我相信一个个概念做下去,一本本文本读下去,多少会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近代知识的来历。历史充满了正反两义的吊诡:拿破仑之伟大在于他颁布了不朽的《拿破仑法典》,但人心中的拿破仑却是和滑铁卢之败纠缠在一起的英雄形象;项羽力拔山兮之势令人叹为观止,垓下之败让人扼腕叹息,然而,若不是刘邦定鼎天下,今天的中国人是否得称“汉字”为“楚字”、易“汉族”曰“楚族”,亦未可知也。
重审中国“近代”
19世纪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转型期,它承袭了既往的余韵,开启了其后的型式。回看欧洲,在群星璀璨的“年鉴学派”那里,历史学家们之所以盘桓于中世纪晚期而耕耘不辍,盖源于对“近代”的怀疑,何以作为单数的近代得以从中世纪生发,其他可能性因此而隐没无闻?同样,中国近代的已然和盖然也隐藏在19世纪前后的历史——事件之中,这些值得深描细究。
历史认识论的转向对理解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至关重要。齐美尔(Georg Simmel)有道:“秘密,赋予与公开世界相并列的第二世界(einer zweiten Welt)以可能性,同时公开世界亦受到第二世界所具有的可能性的深深的影响。”粗言之,倘若中国存在两个“社会”的话,一个社会如宗族、行会及其派生物,是所谓的世界;一个社会如江湖、会党等,乃是第二世界。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第二世界被等同于“秘密社会”(secret societies),污名化的语言表现——话语不仅反复进行能指的游戏再生产,还妨碍了对世界和由媒体、资本形成的新世界的把捉。
回思16世纪末以降三百余年间中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大致可以看出如下知识变动的轨迹:耶稣会士将中国知识传入欧洲后,影响了18世纪启蒙思想家思考世界的方式及其对中国的认识,此乃“宋学西迁”的结果。19世纪来华西人传播的西学知识形塑了中国人的自我/他者认识,开启了建设现代国家的历程,是为“西学东渐”的产物。1895年“甲午战争”后,中国知识人大举东渡,移植日本西学知识(包括传入日本的来华西人传播的西学知识),更加速了这一进程,这是“东学入中”的知识往返。
1922年,在西潮滚滚,骎骎乎有席卷全国之势下,一群学贯中西的知名学者会聚南京大学的前身国立东南大学,创办了《学衡》杂志。《学衡》旨趣曰:“诵述中西先哲之精言,以翼学;解析世宙名著之共性,以邮思;籀绎之作,必趋雅音,以崇文;平心而言,不事嫚骂,以培俗。”逝者不可追,犹待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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