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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文俊
出版社深圳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ISBN9787550723986
出版时间2018-07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40元
货号25336113
上书时间2024-10-19
性上,一般的来说,要多于高于学者散文。在这一点上,学者散文是一个弱点,但不可否认,也是学者散文的一个特点。显而易见,在语言上,学者散文的词汇量,一般的来说,要少于艺术散文。至于其色彩缤纷、有声有色、精细入微的程度,学者散文显然要比艺术散文稍逊一筹;在艺术构思上,虽然天下散文的结构相对都比较简单,但学者散文也不如艺术散文那么有若干讲究;在艺术手段上,学者散文不如艺术散文那样多种多样、花样翻新;在阅读效果上,学者散文也往往不如艺术散文那么有感染力,能引起读者的悦读享受感,甚至引起共鸣的喜怒哀乐。其二,这两个文学品种,之所以在表现与效应上不一样,恐怕是取决于各自的写作目的、写作驱动力的差异。艺术散文首先是要追求美感,进而使人感染、感动,甚至同喜怒;学者散文更多的则是追求知性,进而使人得到启迪、受到启蒙、趋于明智。
这就是它们各自的特点,也是它们各自的长处与短处。这就是文学物种的平衡,这就是老天爷的公道。讲清楚以上这些问题之后,我们再专门来说说学者散文,也许就会比较顺当了,我们挺一挺学者散文,也许就不会有较多的顾虑了。那么,学者散文有哪些地方可以挺一挺呢?近几年来,我多多少少给人以“力挺学者散文”的印象。是的,我也的确是有目的地在“力挺学者散文”,这是因为我自己涂鸦涂鸦出来的散文,也被人归入学者散文之列,我自己当然也不敢妄自菲薄,这是我自己基于对文学史和文学实际状况的认知。从文学史的发展来看,无论是中外,散文这一古老的文学物种,一开始就不是出于一种唯美的追求,甚至不是出于一种对愉悦感的追求;也不是为了纯粹抒情性、审美性的需要,而往往是由于实用的目的、认知的目的。中国古老的散文往往是出于祭祀、记述历史,甚至是发布公告等社会生活的需要,如果不是带有很大的实用性,就是带有很大的启示性、宣告性。在这里,请容许我扯虎皮当大旗,且把中国早的散文文集《左传》也列为学者散文型类,来为拙说张本。《左传》中的散文几乎都是叙事:记载历史、总结经验、表示见解,而后呈现出心智的结晶。如《曹刿论战》,从叙述历史背景到描写战争形式以及战役的过程,颇花了一些笔墨,终就是要说明一个道理:“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我不敢说曹刿就是个学者,或者是陆逊式的书生,但至少是个儒将。同样,《子产论政宽猛》也是叙述了历史背景、政治形势之后,致力于宣传这一高级形态的政治主张:“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此一政治智慧乃出自仲尼之口,想必不会有人怀疑仲尼不是学者,而记述这一段历史事实与政治智慧
的《左传》的作者,不论是传说中的左丘明也好,还是妄猜中的杜预、刘歆也罢,这三人无一不是学者,而且就是儒家学者。
再看外国的文学史,我们遵照大政治家、大学者、大诗人先生的不要“言必称希腊”遗训,且不谈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
仅从近代“文艺复兴”的曙光开始照射这个世界的历史时期说起,以欧美散文的祖师爷、开拓者,并实际上开辟了一个辉煌的散文时代的几位大师为例,英国的培根,法国的蒙田,以及美国的爱默生,无一不是纯粹而又纯粹的学者。说他们仅是“学者散文”的祖师爷是不够的,他们干脆就是近代整个散文的祖师爷,几乎世界所有的散文作者都是在步他们的后尘。只是后来由于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到了我们的现实生活里,才有艺术散文与学者散文的不同支流与风格。这几位近代散文的开山祖师爷,他们写作散文的目的都很明确,不是为了抒情,不是为了休闲,不是为了自得其乐,而都是致力于说明问题、促进认知。培根与蒙田都是生活在欧洲历史的转变期、转型期,社会矛盾重重,现实状态极其复杂。在思想领域里,以宗教世界观为主体的传统意识形态已经逐渐失去其权威,“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潮与宗教改革的要求,正冲击着旧的意识形态体系,推动着历史的发展。他们都是以破旧立新的思想者的姿态出现的,他们的目标很明确,都是力图修正与改造旧思想观念,复兴人像,破除教条,颠覆经院哲学思想,提倡对客观世界的直接观察与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方法,他的散文几乎无不致力于说明与阐释,致力于改变人们的认知角度、认知方法,充实人们的认知内容,提高人们的认知水平。仅从其散文名篇的标题,即可看出其思想性、学术性与文化性,如《论真理》《论学习》《论革新》《论消费》《论友谊》《论死亡》《论人之本心》《论美》《说园林》《论愤怒》《论虚荣》,等等。他所表述所宣示的都是出自他自我深刻体会、深刻认知的真知灼见,而且,凝聚结晶为语言精练、意蕴隽永、脍炙人口的格言警句,这便是培根警句式、格言式的散文形式与风格。蒙田的整个散文写作,也几乎是完全围绕着“认知”这个问题打转,他致力于打开“认知”这道门、开辟“认知”这一条路,提供方方面面、林林总总的“认知”的真知灼见。他把“认知”这个问题强调到这样一种高度,似乎“认知”就是人存在的必要性,主要的存在内容,首要的存在需求。他提出了一个警句式的名言:“我知道什么呢?”在法文中,这句话只有三个字,如此简短,但含义无穷无尽。他以怀疑主义的态度提出了一个对自我来说带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对自我“知”的有无,对自我“知”的广度、深度和力度,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对自我“知”的满足,对自我“知”的权威,对自我“知”的武断、专横、粗暴、强加于人,提出了文质彬彬、谦逊礼让,但坚韧无比、尖锐异常的挑战。如果认为这种质疑和挑战只是针对自我的、个人的蒙昧无知、混沌愚蠢、武断粗暴的话,那就太小看蒙田了,他的终极指向是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世界观、经院哲学,以及一切陈旧的意识形态。如此发力,可见法国人的智慧、机灵、巧妙、幽默、软里带硬、灵气十足,这样一个软绵绵的、谦让的姿态,在当时,实际上是颠覆旧时代意识形态权威的一种宣示、一种口号,对以后几个世纪,则是对人类求知启蒙的启示与推动。直到 20 世纪,“Que sais–je”这三个简单的法文字,仍然带有号召求知的寓意,在法国就被一套很有名的、以传播知识为宗旨的丛书,当作自己的旗号与标示。
在散文写作上,蒙田如果与培根有所不同,就在于他是把散文写作归依为“我知道什么呢?”这样一个哲理命题,收归在这面怀疑主义的大旗下,而不像培根旗帜鲜明地以打破偶像、破除教条为旗帜,以极力提倡一种直观世界、以科学实验为基础的认知论。但两人的不同,实际上不过是殊途同归而已,两人的“同”则是主要的、位的。致力于“认知”,提倡“认知”便是他们散文创作态度的根本相同点。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的笔下,散文无一不是写身边琐事,花木鱼虫、风花雪月、游山玩水,以及种种生活现象;无一不是“说”“论”“谈”。而谈说的对象则是客观现实、社会事态、生活习俗、历史史实,以及学问、哲理、文化、艺术、人性、人情、处世、行事、心理、趣味、时尚等,是自我审视、自我剖析、自我表述,只不过在把所有这些认知转化为散文形式的时候,培根的特点是警句格言化,而蒙田的方式是论说与语态的哲理化。从中外文学史早的散文经典不难看出,散文写作的初宗旨,就是认识、认知。这种散文只可能出自学者之手,只可能出自有学养的人之手。如果这是学者散文在写作者的主观条件方面所必有的特点的话,那么学者散文作为成品、作为产物,其根本的本质特点、存在形态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言之有物”,而不是“言之无物”。这个“物”就是值得表现的内容,而不是不值得表现的内容,或者表现价值不多的内容,更不是那种不知愁滋味而强说愁的虚无。总之,这“物”该是实而不虚、真而不假、厚而不浅、力而不弱,是感受的结晶,是认知的精髓,是人生的积淀,是客观世界、历史过程、社会生活的至理。既然我们把“言之有物”视为学者散文基本的存在形态,那就不能不对“言之有物”做更多一点的说明。特别应该说明的是,“言之有物”不是偏狭的概念,而是有广容性的概念;这里的“物”,不是指单一的具体事物或单一的具体事件,它绝非具体、偏狭、一的,而是容量巨大、范围延伸的:就客观现实而言,“言之有物”,既可是现实生活内容,也可是历史的真实;就具体感受而言,“言之有物”,是言之由具象引发出来的实感,是渗透着主体个性的实感,是情境交融的实感,特定际遇中的实感,有丰富内涵的实感,有独特角度的实感,真切动人的实感,足以产生共鸣的实感;就主体的情化、拔高之情;就主体的认知而言,“言之有物”,首先是所言、所关注的对象无限定、无疆界、无禁区,凡社会百业、人间万物,无一不可关注,无一不应关注,一切都在审视与表述的范围之内。这一点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对关注与表述的对象所持的认知依据与标准尺度,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是遵循科学方法的。更更重要的是,要有独特而合理的视角,要有认知的深度与广度,有证实的力度与相对的真理性,有耐久的磨损力,有持久的影响力。这种要求的确不低,因为言者是科学至上的学者,而不是感情用事的人;就感受认知的质量与水平而言,“言之有物”,是要言出真知灼见、独特见解,而非人云亦云、套话假话连篇。“言之有物”,是要言出耐回味、有嚼头、有智慧灵光一闪、有思想火光一亮的“硬货”,经久隽永的“硬货”;就精神内涵而言,“言之有物”,要言之有正气,言之有大气,言之有底气,言之有骨气。总的来说,言之有精、气、神;后,“言之有物”,还要言得有章法、文采、情趣、风度……你是在写文章,而文章毕竟是要耐读的“千古事”!
以上就是我对“言之有物”的具体理解,也是我对学者散文的存在实质、存在形态的理念。我们所力挺的散文,是“言之有物”的散文,是朴实自然、真实贴切、素面朝天、真情实感、本色人格、思想隽永、见识卓绝的散文。我们之所以要力挺这样一种散文,并非为了标新立异、另立旗号,而是因为在当今遍地开花的散文中,艳丽的、娇美的东西已经不少了;轻松的、欢快的、飘浮的东西已经不少了;完美的、理想的东西已经不少了……“凡是存在的,必然是合理的”,请不要误会,我不是讲这些东西要不得,我完全尊重所有这些的存在权,我只是说“多了一点”。在我看来,这些东西少一点是无伤大雅、无损胜景、无碍热闹欢腾的。然而相对来说,我们更需要明智的认知与坚持的定力,而这种生活态度,这种人格力量,只可能来自真实、自然、朴素、扎实、真挚、诚意、见识、学养、隽永、深刻、力度、广博、卓绝、独特、知性、学识等精神素质,而这些精神素质,正是学者散文所心仪的,所乐于承载的。
2016 年 9 月 20 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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