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 2019年第1辑

卷首语 

世界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余波中步入2019 年。十余年前的那场危机重创了多国经济，《比较》一直关注且跟踪发表了相关的研究和文献，聚焦于这场危机如何影响了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研究的议程。编委周小川在近期关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反思和总结指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扩大经济学和经济研究方面的工作”。本辑《比较》将为读者提供几位重量级经济学家对危机后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回顾、总结与展望。

 本•伯南克的文章着重讨论2008 年金融危机中信贷市场紊乱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他开宗明义地指出，经济学家和经济政策制定者未能预见这场危机，*好理解为经济工程与经济管理的失败，而非经济科学的缺陷，就好比桥梁突然坍塌应当改进桥梁设计和检测，而不是修订基本的物理学原理，未能预见危机应当促使我们改进监管和危机管理体系，而非从深层上重构经济学理论。文章总结了本轮危机后与信贷因素在经济行为和经济分析中的作用有关的研究。文章指出，就理论而言，应该在经济学模型和预测中更多地关注与信贷有关的因素；就政策而言，应该通过改革增强金融体系对未来不稳定状况的韧性，加强政策制定者有效应对恐慌的能力，哪怕此类改革会在信贷扩张或增长方面带来某些成本。

 马克•格特勒和西蒙•吉尔克里斯特的文章主要概述危机后的宏观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并以此来理解危机后的大衰退。为此，两位作者从外部融资溢价，金融加速器机制，杠杆的作用，危机的非线性影响以及家庭、企业和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相互关联，货币政策的运行状况等因素入手，描述当代宏观经济学模型如何分析金融和实体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文章指出，此次金融危机的复苏时间比常规情形下更长，而且直到*近，对家庭和小企业来说，信贷市场仍持续紧张。因此有关经济为何复苏缓慢，包括金融因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将是未来研究的重要课题。

 危机后，宏观审慎政策得以建立。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争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之间是什么关系，有何异同？两种政策的目标是相同还是不同？如何实施它们，是分别实施还是协同实施，由同一机构实施还是不同机构实施？货币政策是否会影响金融稳定？为了实现金融稳定的目标，货币政策该不该针对资产价格和信贷的过快增长进行逆向操作？拉尔斯. 斯文森的文章回答了这些问题，在他看来，货币政策可以稳定通胀，但不能确保实现金融稳定，为此需要单独的宏观审慎政策。这两项政策是完全不同的政策，有着不同的目标，不同的工具，在许多国家由不同当局负责。但它们之间也存在一些相互影响，要通过单独实施成功实现政策目标，就要像纳什均衡一样，每项政策都侧重于实现自身的目标，同时考虑到其他政策实施的影响。总之，经济政策的目标应该量力而行，使每一项政策都有各自的目标和工具，从而变得更加清晰、透明和易于评估。

 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等人的文章旨在解答人工智能的索洛悖论，即人工智能取得了飞跃式发展，但在生产率统计数据中却看不见它们。他们给出的一个解释是“实施和重组滞后”。也就是说，在人工智能充分发挥其潜力之前，需要实现无数必要的互补性创新、克服数不清的障碍，做出许许多多的重组和调整。不管如何，经济学家可以为记录和解读人工智能带来的无形变化及其广泛的经济影响做出贡献。

 丹尼•罗德里克教授常能言人所不能言，在本辑《比较》选取的文章中，他在肯定全球价值链和新技术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会的同时，也提醒我们注意，这两股力量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可能性。首先, 新技术通常偏向于技能，从而削弱发展中国家在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的比较优势, 减少其贸易所得。其次，全球价值链降低了非技能劳动力替代其他生产投入的能力，从而使低收入国家更难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来抵消技术劣势。从经济角度看, 这两个冲击会相互加强，而且迄今为止的就业和贸易证据表明, 这些劣势可能大到足以抵消优势。由此他主张，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应减少对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关注, 而要更多地关注所谓的“国内一体化”，将*生产部门中已经具备的能力扩散至经济中的所有其他部门。他在文章中还特别强调了制造业是低收入国家实现发展的阶梯，在这方面，服务业无法替代制造业。

 “法和经济学”栏目是著名法学家柯蒂斯. 米尔霍特和合作者马里亚纳•帕根德勒关于全球上市国有企业治理的文章。他们结合企业混合所有制相关的治理挑战，考察了法国、美国、挪威、哥伦比亚、巴西、日本、新加坡和中国8 个国家的上市国有企业治理制度的演变过程及主要特点和现状，展现了各自不同的经济、法律和政治环境。根据这8 个国家的治理经验，两位作者总结出了各自不同的治理模式并指出，国有企业治理没有既定的“路线图”，在给定的制度环境中，只要加上适当的创新和政治意愿，是可以利用现有的工具制定出有效的公司治理战略的。

 魏加宁和杨光普的文章主要论述竞争政策在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为此，他们论述了竞争政策的主要目标、内涵和理论基础，明确了竞争政策在政策体系中的定位，提出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以竞争政策统领和协调其他各项经济政策及法律法规。针对我国经济运行中妨碍和限制竞争的各种现象，两位作者提出了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的思路、路径与政策建议。

 张晓晶等人的文章考察了发达经济体自1870 年以来近150 年的杠杆率长周期变化，探讨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表明，过多的信贷不能带来更快的增长，其理论原因在于：金融自由化、创新与发展导致信贷增长脱离实体经济，产生“异化”；为现存资产融资导致的信贷扩张对产出增长的作用甚微；贫富差距导致信贷扩张成为很多政府的制胜法宝；金融全球化、跨境资本流动与全球失衡进一步推动信贷攀升。从经验层面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债务积累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甚至是“加速式”的负面影响。就政策含义而言，决策者应高度重视金融活动，特别是信贷行为能否以*小的成本和风险将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带动经济增长，对杠杆率攀升要有合理的应对。

世界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余波中步入2019 年。十余年前的那场危机重创了多国经济，《比较》一直关注且跟踪发表了相关的研究和文献，聚焦于这场危机如何影响了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研究的议程。编委周小川在近期关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反思和总结指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扩大经济学和经济研究方面的工作”。本辑《比较》将为读者提供几位重量级经济学家对危机后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回顾、总结与展望。

吴敬琏，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宝钢经济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比较》主编。吴敬琏倡导并努力推进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是“整体改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研究成果，对中国改革和经济发展转型的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