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力量：精神分析取向

中文版推荐序

母性之爱、有毒之爱、情欲之爱——关于中国女性的生存与精神

（在“三八”妇女节的演讲）

“母性之爱、有毒之爱、情欲之爱”这个题目有点大，三者中任何一个，都够写一本书的。所以，我只是就这些问题建构一个大致的框架。在此我也告诉大家一个信息，2017年4月20日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女性大会将次在中国召开，由武汉市心理医院，也就是我所在的医院来承办。这是深度心理学次在中国开这样一个关于女性的大会，里面内容很丰富，而且来的都是的讲者，有非常精彩的关于女性特别是中国女性的演讲。

中国女性百年发展史

现在回到我的主题，首先我们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来理解这个主题，我觉得我们至少要回顾近百年来中国女性的发展史，当然这也是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 

我们如果离开了这个时代背景来谈中国女性的问题，来谈这个主题，我觉得那会不好理解，也是失之偏颇的。如果抽离这个时代背景，我们没有办法去谈母性、去谈爱，也没有办法去谈有毒的爱。所以我想提醒大家，要关注我们的这段历史。在这里谈到历史，我记起一个小故事。那就是20世纪90年代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我读了一本书。这本书网上已经有了中文版，作者是张邦梅，她是张幼仪（徐志摩前妻）的侄孙女，一个华裔美国人。这是她的学位论文后成书发表，取名为《小脚与西服》。当时，我记得是在哈佛大学大门对面的书店看到的，我被深深吸引，就坐在书店的地板上看了一天的书。

这本书里当时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张幼仪在跟徐志摩离婚之后，还那么全心地服侍徐志摩的全家，甚至陆小曼没钱用的时候也找她。那么这个作者，就是张幼仪的侄孙女，这个华裔美国人是很难理解她的。她分析为什么张幼仪这么受虐。实际上张幼仪后成长为一个非常优秀、独立自强的女性，这是后话。但是，她有那么受虐的历史。这本书里有一个张幼仪的成长背景：她出身于有名的封建大家族，家中兄弟姊妹十二个，其中八个男孩、四个女孩。但是当别人问张妈妈家中有几个孩子时，张妈妈总是回答——八个！张邦梅的书中有个标题是：In China, Women means nothing！

我想这就是我们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一段历史，我们不能忽视这段历史。现在要稍微提一点，这样一段封建历史，到了1949年之后有一个非常大的变革，那就是给中国女性带来的翻身解放、扫盲，女性能顶半边天。这个功绩有多大不容置疑，但是，同时又把女性放到一个全能的位置。跟男性同工同酬的同时，还鼓励女性做一位英雄的母亲，就是生很多很多的孩子，一位女性怎样才能两者兼顾呢？我在这里不多言说，我有一个专门的论文在女性大会上谈这个问题。我们继续谈历史，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物质生活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丰富。但同时一个家庭一个孩子，大量女性回归家庭，做全职主妇，就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匮乏时期长大的母亲纠缠于一个物质极度丰富时期的独生子女。当然也有匮乏的父亲，但我们今天不谈父亲。

我们知道，心理学有一个常识，就是每个人都有无数次可以重新成长的机会。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我们自己先天不好，成长不好，或者童年、青少年有创伤，但是随着我们的孩子出生，随着我们养育他们，我们就会再有一次机会，修复我们自己的创伤。不过，如果你的创伤非常大的话，那么随着孩子出生也可能激活你做孩子时的创伤，这样你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可能你的所思所念所感都是你过去的情节，你体验的就是你自己，并将这个体验到的自己当成你的孩子。对此，心理学的术语叫作投射。

前面说，如果你早年有很大创伤的话，你孩子的出生可以激活你在你孩子这个时期的创伤。这个时候可能你就没办法关注你的孩子，而且还可能会有很强烈的、对这个孩子的无意识的怨恨。这个无意识的怨恨是：我这么贫苦，你还要我付出，我拿什么给你？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产后抑郁。暂时把这个话题放在这里，我们先说一下什么样的爱是健康的爱。

母性之爱

前几年，我在美国纽约接受培训的时候，接触到了一个大师级的人物，一个非常伟大的美国女性心理学家西尔维娅•布洛迪，她今年105岁了，很健康。她从1964年开始，发起了一个历时三十年、有七十六位受访者参与的研究，就是从这七十六人出生开始，一共进行三十年的跟踪随访。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院之类的机构资助她的这个项目。我们已经翻译出来这个研究项目的一本书《情感依附》，在中国卖得很好。研究人员们想要弄清楚，什么东西在孩子的成长发育中是重要的呢？我在这里念一段：

在琼四个月大的时候，母亲把她抱在肩膀上。她们的目光跨过操场，投向正在给她们照相的父亲。母亲这个时候用鼻子蹭着孩子，孩子开始流口水，并且嘻嘻哈哈地笑。然后这个孩子把目光转向了母亲，就在同一时间，母亲的注意力却被其他东西吸引到了别处，她没有看这个孩子。这样就导致母女俩的眼神没有相遇，孩子脸上的笑容就逐渐消失了，僵在那里，目光也变得比较呆滞，脸上没有了表情……

心理学家们认为这种母女间的眼神交流，是孩子成长的早的一个动力。这个眼神的错失，肯定会给孩子留下阴影，孩子会因为无法感受与母亲的情感联结而陷入沮丧之中。现在很多婴儿观察都有这样的情形，孩子会僵在那里。对于刚刚生下来的那些小婴儿，母亲的眼光是很重要的。我自己有一个体验，这有点像芭蕾舞演员在舞台中心跳舞，这个聚光灯要一直跟着她转。一个孩子被送到人世的时候，母亲眼中的光辉就是孩子成长的源?泉。

心理学上有个提法叫作恰到好处的（good enough）爱，什么叫“恰到好处”呢？母亲只要是在探索、在关注就够了。这个孩子在哭，可能是他太热了，可能是他饿了，可能母亲两者都找到了，但他还是在哭。没有关系，母亲不要焦虑，只要保持这种探索，实际上母亲的眼光聚焦在他那里就够了。很多时候，孩子不停地啼哭（当然要排除生理上的病了），其实就是因为孩子一哭，母亲就慌了，就焦虑了，这种信息传递给了孩子就造成恶性循环。我觉得中亲不是“good enough”，而是“too good”，就是做得太满，任何事情面面俱到。当然我说的这个研究也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它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是西方文化的视角。那么，东西方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我觉得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建立了一个将心比心的心理。但是，建立在西方文化基础上的现代心理学是要关注他者的。比如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说过，现代人际交往的黄金定义是同理心，要能将自己的脚放到别人的鞋子里试试。

孩子从四五个月、五六个月大开始，实际上他的成长之路就是为了摆脱母亲，就是挣脱母亲的怀抱。神经心理的发展也是这样，他开始只躺着，后来能够坐起来，坐起来他就爬，爬了之后他就会走。远离母亲，后上幼儿园、上学校都是一个远离的过程。我们说整个神经系统发育成熟要到十四五岁，这之前母亲对他更多是呵护和保护。你要放他，但是你也要保护他。那么到十五岁左右，到了青春期，孩子产生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动力要离开母亲。我们说真正的母性之爱，就是要给孩子授权，让他们不为背叛你而内疚！阿琳在《女性的力量》这部著作里，用大量案例提到弗洛伊德对他的所有女性病人授权，让她们或反抗他或超越他。阿琳同时认为，这是精神分析的精髓所在。

说到这里我还想要提一下，就是现代的女人和古时候的女人是不一样的。现代女性活得长，1949年前女性死的时候很年轻，平均寿命很低，因为很多人在生产的时候就死掉了；现在女性活得长，在大城市女性的平均寿命有八十多岁了。这样女性从停止生育到死亡，可能中间有长达三十年的时间，还不止。也就是说，从不需要抚养孩子到死亡，她有长达三十年的时间，而且现在的女性只有一两个孩子，不像我们的父母辈那样。

实际上女性不生孩子，不怀孕，就获得了很多自由，女性活得又长，经济条件都还很好，比以前好多了，那么现代女性就面临这些改变导致的对新的欲望和梦想的探求，随着欲望而来也会有恐惧，这些是跟传统女性不一样的。我自己观察，我的外婆、我的母亲、我自己和我的女儿，在这四代女性身上我发现的是每一代女性都在跟随这个社会进步，在追求独立，一代更比一代好。对于其中的一代，你会说她们碰到了大好时光，但同时也会有更多的焦虑，因为前面的路都是新的自我探索，我们的前辈并没有留下女性独立的遗产。

有毒之爱

我们总是歌颂母爱多么伟大，但实际上无论男孩还是女孩的内心都身怀一个母亲会吃了自己、杀了自己的恐惧。大家想想，这个女人多牛啊，她给你生命，你依赖她成长，你没有她就活不下去。对这样一个人，你同时也会觉得，她也可以拿走你的生命，我想这就是孩子对母亲深刻的一个恐惧来源。所有的孩子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只要是人类，他从被母亲生下来那一刻开始，用弗洛伊德的话说，从子宫出来剪掉脐带开始，他实际上就从一个“生物的人”开始了“心理的人”的成长过程。那么，在这个“心理的人”的成长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动力，实际上是与母亲分离。孩子要离开母亲，要自己掌控自己的生命，而不是由你掌控，他这一步一步的成长，走得也战战兢兢，带着背叛的内疚。

青春期的时候，这种反抗会更激烈，所有的这些反抗都是为了成长。那么作为母亲在这个时候，能鼓励孩子反抗你吗？孩子会跟你吵啊闹啊，这好像是一种暴力，但是心理学上认为，这不是暴力，这是成长的一种需要。什么样是的暴力呢？的暴力就是：在该分离的时候跟你紧紧依附在一起。

与母亲连在一起，绝不分离，这是的暴力。为什么孩子不能跟母亲分开呢？因为孩子内在有一种巨大的恐惧，他觉得我们刚才讲到所有成长，其实就是要反抗父母，然后往前走。孩子也会因为离父母越来越远而内疚，他觉得我背叛了父母，会有背叛的感觉。那么父母在这个时候要给孩子这种行为赋予阳性的意义，就是给他授权，这是一种成长。如此，这个孩子才走得坚决。如果孩子本来就带着这样的一些内疚，他觉得背叛父母了，父母也认为孩子是白眼狼，那孩子就难以向前迈步?了。

这就成了一种纠结的力量，分离和退缩在原点上来来回回，看不到变化，我们称之为施虐和受虐。谈到这一点，女性气质里有一个被公认的受虐倾向，从生物学上来说，女性生孩子就是受苦的，生下孩子她会快乐，所以有些人认为，女性这种生理特征构建了女性的受虐倾向。我们现在不讲生理的东西，我们讲心理的东西。我想这种受虐倾向很多是在一个男权社会里，女性处于次等地位这样一个几千年的历史中所形成的。你就是二等公民，或者你就像张幼仪一样什么都不是。

一个叛逆的孩子遇上一个有受虐倾向的母亲，就激活了这种母亲早年被抛弃的感受。所以在这个时候，她跟孩子纠缠在一个心理水平。实际上这个时候的孩子是没有母亲的，这个时候施受虐就发生了。我再强调一次，我现在讲女性的话题，没讲男性的施受虐，男性是一样的。这样的施虐、受虐从来都是同时发生的，那么我们说这样的施受虐后面是什么呢？实际上施受虐背后就是强大的分离障碍，没有办法分离，不能分离就妨碍了人类心理的发展。当个体身处恐惧，相信任何生命活力都会招致惩罚时，其生命就固着了，成长就停滞了。

我们前面谈到有毒的爱背后重要的就是分离障碍，就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紧紧和母亲纠缠在一起。总结起来，人类实际上建立了两个自我调节和解决冲突的系统。一个是开放系统，它适应现实，其特点是可以带来快乐。它有创造力，能促进能力的发展。这个系统我们就把它称为心理健康。另一个是封闭系统，因为封闭的系统依赖于将自己当作受害者的感觉，所以基于现实的快乐超出了他的想象，被体验为对其无所不能之信念的威胁。因为他自己就是受害者，他就觉得别人都是对他不好，都是不快乐的。现实是他有时候快乐，然而这个快乐来了之后他是很恐惧的，因为这超出了他的想象，所以其自我能力的一些功能被用于维护他的防御和信念。这样一个封闭系统是所有无器质病变疼痛的来源。我们有很多躯体的疼痛就来自这样一个系统，就是不断自我强化的这种受苦受难的感?觉。

另外一点，这种有毒的爱还带着一种对心理现实的憎恨。它经常在个体的想象系统中，体现为不同的破坏水平。它的残酷程度跟现实、跟个体被唤起的对现实的憎恨强度有关。那就是现实越跟其想象不一致，他对现实就越憎恨。

说到这里的时候就要强调一点，具有这种有毒之爱的个体，她没有能力提供前面研究里提到的母亲的爱的眼神。我们说那个母亲的眼光老是跟孩子的眼光打岔，联结不到一起，所以这种有毒之爱就要利用施受虐紧紧纠缠在一起，以达到联结的目的。纠缠是为了联结，但同时他又恐惧母亲把他给吞噬掉了，他永远在建立联结和逃离联结之间循环，没有变化，也没有成?长。

情欲之爱

在这里，先要区分一下情欲之爱，“sexy”和“erotic”，sexy指性感，是正常发展、自然发展的一个结果。性感的爱，首先人要完成分化，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两个独立的个体才能发展真正的相亲相爱。在这个过程中，女性心理发展跟男性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虽然男孩、女孩都由母亲生下来，但是男孩的发展比女孩的发展要简单一点，为什么？他由母亲生下来，他就是爱母亲的，父亲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外人。因为在男孩的心里就是，我要长得像父亲那样强大，未来才可以拥有一个像母亲这样的女性。他会向父亲学习，而放弃对母亲的爱。女孩发展的复杂性在哪里呢？她由母亲生下来，她要跟母亲分离，她要背叛母亲，然后她要发展恋父的过程，恋父的过程是把她从母亲的怀里拉开，但是她终还是要回到母亲这边。男孩没有这样复杂。女孩首先要有一种力量离开母亲，她恋父的过程实际上帮助她发展她的女性气质，但是她终不能老是一个恋父的小女孩，她终的成长是要放弃恋父，回到对慈母的认同，这样她才能发展她的女性气质。这就让她比较纠结了，很多时候既要爱，又要放，还要再回来，各种各样的曲折导致女孩的心理发展比男孩的心理发展更加困难一?些。

女性只有完成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从母亲怀里分离，恋父，终放弃恋父再回到母亲身边来，对母亲认同，发展女性气质，如此，她才能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性感的、能够去爱的、既有母性也有女性气质的一个女人。跟男性相比，女性是要比男性更多一些双性恋倾向的，因为她既爱母亲也爱父亲。我在这里指的是倾向，不是指具体的双性恋行为，而是指内在的幻想。在这个过程中，女性就成了真正的女人，一个独立的女人，这样她才有真正的情欲之爱。我们看见很多性乱的人，那些人有很多很多的恋人、很多很多的情人，等等，实际上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他有一种色情性，这其实是一种防御。这种防御是什么呢？这是他的婴儿式的，或者他的人格中婴儿部分的创伤，他用一个成人的行为来防御自己婴儿式的匮乏，实际上表现为色情，但真正的心理位点还困在婴儿期，或者在乳房的那个时期。为什么要用一个成人的行为（性）来防御这些呢？因为他很恐惧，他要装成一个大人、一个成人，来掩饰早年这种婴儿式的匮乏。有很多这种性乱的人，实际上你对他深入了解就会发现，他是没有过性快感的，从来都没有过的。所以一个真正有魅力的、有性快感的女性，她有心理上、人格上的独立和成熟，这样她才能够具有女性的魅力，担担起母性的责任，以及相应的社会职?责。

对于如何认识女人，如何成为新时代的女性，我强烈推荐阿琳的这部女性心理学巨著——《女性的力量》。它会刷新你的女性观，带给你关于女人的新的洞见。

童 俊

教授，中美精神分析高级培训项目中方负责人

IPA认证精神分析师，武汉市心理医院副院长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

中国女医师协会心身医学与临床心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科学研究基金评定委员会CERP研究基金评定专家

女性与哲学

我们小小的传统

谈论“女性与哲学”，不可避免遇到的个问题是：女性这个性别是否适合哲学活动？通常流行着这样一种看法，那就是女性从事哲学，受到伤害的不只是哲学，还有女性本身。

支持这种看法的有力证据在于——翻开哲学史，女性哲学家实在是太少了，连凤毛麟角也谈不上。

这的确是事实。但是，与这个事实相伴随的，是在一个更大范围内发生的、更加普遍的事实：女性从根本上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利。显然，哲学活动只在那些会读写的人中进行。

除了一般的会读写之外，要从事哲学活动的话，还要接受一种比较系统的学科训练，那是在一个较长时间里才能够完成的。这种训练包括了解漫长的哲学传统，了解什么是恰当的哲学话题而什么不是；也包括培养一种聚精会神的、绵延性的思维习惯。

古代的学园书院、现代的大学，都是进行这种学科训练的好场所。比起其他某些学科，哲学学科更需要一个宽裕的、充裕的甚至是优裕的生活环境，对于从事哲学活动的人，人们对他们的要求比对别人要少。

显然，在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女性完全被排除在这样的活动之外，不具有哲学活动所要求的宽裕环境，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所有那些关于女性不合适从事哲学活动的说法，都是和这个剥夺女子受教育权利的野蛮事实相伴随的，那是人类一段不光彩的、对男性来说也并非理直气壮的历史。

用一种制度将女性排除在某个领域之外，反过来又说在某个领域中见不到女性，这就很说不过去。这里用得上福柯关于权力产生知识的说法：权力产生知识，知识反过来表达权力系统。

没有比在女性和哲学的关系中更能够体现这一点。女性不可能从事哲学，是因为存在一个对待女性的接近奴隶制的权力系统。

而所谓意识形态的独立性，也表现为——即使那样一种东西作为制度已经消亡，但是人们大脑中关于女性不适合从事哲学的观念，仍然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不仅是在哲学领域，那种把女性当作次一等的人类的观点，在许多领域仍然大行其道。并且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在哲学领域中，有人继续对女性持歧视态度，是保持他们不多的特权和不多的自尊的后场所。

但无论如何，今天还在复制着那种野蛮制度下的意识形态神话，只是一些人的白日梦而已，属于弗洛伊德-阿尔杜塞所说的“残羹剩饭”“日间余思”。

我们来看，1882年出生的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芙，为了准备一个“妇女和小说”的题目，在英国牛津大学的图书馆周围行走，想进去寻找一本有关的参考书，但是被人礼貌地劝退，说女士们必须有一位本校的研究生陪同，或是有一封介绍信才准走进这个图书馆。

伍尔芙抱怨自己因为是女性，便不能和兄长们自由出入这个地方。她本人没有上过大学。而这种情况不久就得到了改变。她们是20世纪个十年出生的：汉娜•阿伦特（1906）、西蒙娜•德•波伏瓦（1908）、西蒙娜•薇依（1909）。她们都在男女同校的大学课堂上完成了哲学学科训练。

1927年6月，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颁发了当年的普通哲学证书，获得前三名的依次是西蒙娜•德•波伏瓦、莫里斯•梅洛-庞蒂和西蒙娜•薇依。

1924年汉娜•阿伦特来到马堡，在海德格尔的课堂上引起了这位教授的注意；继而在弗莱堡大学短暂停留，并在胡塞尔门下读了一个学期之后，于1928年年底22岁时，获得了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导师是雅斯贝尔斯。

这些在20世纪20年代拿到哲学证书或者学位的人，到40年代才开始形成或者发表她们的东西，波伏瓦的《第二性》版在1949年问世；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在1950年出版；西蒙娜•薇依生前只发表过一些文章，在她1944年病逝之后，她的手稿、笔记被人整理，于1947年之后陆续出?版。

这个名单只是我为准备这个序言临时想到的，她们已经为中国读者所熟悉，从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一个小小的女性哲学家系列。如果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女性哲学家的传统的话，那么，这个传统到今天为止，还不到区区六十年。

但是，毕竟已经有了一个开端。这个开端意义非同小可，这几位女性先驱者，为后来不管在多大程度上涉足哲学的女性撑起了一片天空。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这里谈论这个话题，和她们所做出的杰出成就有莫大的关系，我时常感到在我的背后或者前方，站立着我的这些女前辈。我深深地感激她?们！

目前我手上还没有足够的资料，表明我们在中国传统中——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女性在哲学领域所做出的贡献，但是再过五十年或者一百年，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女儿的女儿，或许会就中国哲学的女性传统大有可谈。

阿伦特和艾克曼的对峙

让我们来看看这样一个场景：1962年，作为《纽约客》特约记者的汉娜•阿伦特从美国飞往耶路撒冷，参加正在那里举行的对纳粹战犯艾克曼的刑事审判，她负有报道这场审判的责任。

艾克曼这个纳粹分子，在屠杀犹太人的终行动中，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1945年之后他隐姓埋名、东躲西藏，终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的摩萨德特工捕获。

作为犹太人，大家知道阿伦特本人于1933年逃亡，先是在法国，然后在美国，在漫漫流亡道路上吃尽了苦头。这一回，她终于有机会面对纳粹统治时期的一个代表人物。

阿伦特坐在听众席上，观看这场审判。

非常凑巧的是，艾克曼和阿伦特一般年纪，同为1906年生人。艾克曼坐在一个玻璃匣子里，阿伦特形容他像一个“玻璃匣子里的魔鬼”——中等个子，瘦削，额角很高，牙齿歪扭，近视眼。

阿伦特后来说自己在阅读卷宗时，不时地发出大笑，因为艾克曼实在像是一个小丑。而他对自己的罪行所做的辩护，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