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读大家 站在金字塔尖上的人物

真相总是让人难以置信，契诃夫对我更多的只是一种励志。现在说出来也不丢人，我的文学起点很低，初的小说非常一般。除非你是个天才，大多数从事文学的人，都会有一个很低的起点。我们都是普通人，都是常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天生缺陷。刚开始学习写作，我很希望自己能写《第六病室》和《草原》那样的作品，那时候，我的脑海里有着太多文学样板，可供挑剔的选择太多。相对于俄国古典文学，我似乎更喜欢二十世纪的美国作家。在俄国文学中，契诃夫可能还算年轻，但是他的年龄，也比鲁迅的老师章太炎先生还要大九岁。不妨再比较一番，鲁迅已经老得不能再老了，然而他的岁数，居然还可以是海明威和福克纳的父辈，因此，作为文学新手的我们，追逐更时髦更年轻的文学偶想无可非议。

我从来都不是个有文学信心的人，作为一名文二代文三代，注定了会眼高手低。文学野心是没用的东西，是骡子是马，你得溜过了才知道。小说只有真正写了，你才会知道它有多难写，你才会知道它们是多么不容易。好东西都可遇不可求，古来万事贵天生，没有技巧是好的技巧，这些可以是至理名言，也可以变成空洞大话，变成偷懒借口，真理常常会堕落成邪门歪道。因此，看到自己小说中的种种不足，发现小说写得那么不如意，你只能跟自己较劲，只能咒骂自己。笨鸟必须先飞，勤能补拙功不唐捐，不是文学天才的人，只有多写这一条胡同，哪怕是条死胡同。

契诃夫就是这方面好代表，是文学起点低的好代言人。如果我没记错，他不止一次说过，自己从一个三流作家，逐渐步入了一流。毫无疑问，什么话都是相对，契诃夫的三流，很多人看来早已属于一流。这个话题不宜展开，也说不清楚，反正多写总归不会有错，契诃夫特点就是多写，他的窍门就是写，真刀实枪操练，好坏不管写了再说。很多人喜欢把文学的位置放得非常高，弄得过分神圣，神圣过了头，就有点神神鬼鬼。文学改变不了社会，拯救不了别人，它能拯救的只是你自己。写作就是写，用不着选好日子，用不着三叩九拜，用不着沐手奉香。写好了是你运气，写不好再继续再努力。

年轻的契诃夫写了一大堆东西，自然不是为了故意三流，他只不过是喜欢写。喜欢才是真正的王道，喜欢写作的人，三流一流本来无所谓，不像有些人，他们对文学并不热爱，或者说根本就谈不上喜欢，他们从事文学，仅仅为了当一流的作家，为了这奖那奖，为了反腐败，为了世道人心，为了拯救似是而非的灵魂。契诃夫是学医的，他玩文学完全业余，是为了贴补家用，是因为走火入魔喜欢写，三流一流的话题也是说说而已，对他来说没有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巴金和丁玲，属于一炮而红，相同例子还有曹禺，都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们大大咧咧走上了文坛，上来就登堂入室，就等着日后进入名人堂。他们好像都没经过让人有点难堪的三流阶段，与契诃夫例子差不多的是沈从文，沈先生远没有上述几位作家的好运气，他能够苦熬出来，多年媳妇熬成婆，一是靠自己的笨办法，多写拼命写，还有就是靠文坛上的朋友帮忙推荐。他的创作道路是个很好的励志故事，沈先生曾经说过，一个人只要多写，认真写，写好了一点都不奇怪，写不好才奇怪。记得年轻的时候，退稿退得完全没有了信心，我便用沈先生的话来鼓励自己。为什么你会被退稿，为什么你写不出来，显然是写得还不够多，因此，必须向前辈学习，只有多写，只有咬着牙坚持。有时候，多写和认真写是我们可控的事。出水再看两腿泥，沈先生和他的文学前辈契诃夫一样，如果不是坚持，如果不能坚持，他们后来的故事都可以免谈。

契诃夫出生那年，1860年，林肯当了美国总统，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一把火烧了圆明园。太平天国还在南方作乱，大清政府遑遑不可终日，两年前签订的《瑷珲城和约》，就在这一年正式确认。此前还一直硬抗着不签字，说签也就签了，这一签字，中国的大片区域，成了俄国人的“新疆”，而库页岛也就成了契诃夫与生俱来的国土。熟悉契诃夫小说的人都知道，如果他不是去那里旅行，世界文学史便不会有一篇叫《第六病室》的优秀中篇小说。

考虑到只活了四十四岁，考虑到已发表了大量小说，1888年，二十八岁的契诃夫基本上可以算一位高产的老作家了。这一年，是他的幸运之年，他在《北方导报》上发表了中篇小说《草原》。此前他的小说，更多的都发表在三流文学期刊上，《北方导报》有点像美国的《纽约客》，有点像中国的《收获》和《人民文学》，想进入纯文学的领地，必须要到那去应卯。契诃夫夫闯荡文学的江湖已久，从此一登龙门，点石成金身价百倍。他开始被承认，被得奖，得了一个“普希金文学奖”。这奖在当年肯定是有含金量，大约也和我们的鲁迅文学奖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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