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长大之前的66本书：珍妮姑娘

西奥多·德莱塞（1871—1945）是二十世纪初美国文坛上异军突起的一位杰出的作家。在美国文学史上，他是不带偏见地率先如实描写了新的美国城市生活，是美国现代小说的先驱和重要代表人物。远在1930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位美国作家辛克莱·路易斯在授奖仪式答词中，对德莱塞在美国文学史上的成就早就做出了十分中肯的评价，他认为德莱塞才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更佳人选：“我和许多其他美国作家一样认为：德莱塞常常得不到人们的赏识，有时还遭人忌恨，但跟任何别的美国作家相比，他总是独辟蹊径，勇往直前，在美国小说领域里，为了从维多利亚时期和豪威尔斯式的胆怯与斯文风格转向忠实、大胆和生活的激情而扫清了道路。没有他披荆斩棘地开拓的功绩，我怀疑我们中间有哪一位——除非他心甘情愿去坐大牢——敢去描写生活，描写美，以及描写恐怖。”因此，美国评论家认为：德莱塞大胆创新，突破了美国文坛上传统思想禁锢，解放了美国的小说，给美国文学带来了一场革命；并且还将德莱塞和福克纳、海明威并列为现代美国的三大小说家。

德莱塞又是美国文学中位来自底层社会，非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重要作家。1871年8月27日，德莱塞生于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市郊一个笃信天主教的德国移民家庭。父亲原是为了逃避征兵，流亡到美国，婚后生下了十几个子女，不幸经常失业。他不但思想狭隘，而且还执迷不悟，对待子女犹如暴君，以致好几个子女堕入不正经的生活。其中有一个女儿曾经被逼为娼，但获得成功的则是保尔·德莱塞，他原先是个闯江湖的滑稽艺人，后来成了流行歌曲作家，红极一时，在他弟弟德莱塞的心目中，不啻是成功的榜样。母亲则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斯拉夫人后裔，属于孟诺派的新教徒，无疑带有一层异教徒的神秘色彩。她秉性温柔，克勤克俭，但为生活所迫，不得不离开了家庭，携着幼小孩子，在中西部从一个市镇到另一个市镇四处流浪。因此，子女们经常被迫辍学，都没法得到起码的学校教育。德莱塞幼时也曾经光着脚在铁路道轨两旁捡过煤渣，过着极其凄苦而又遭人非议的生活。这种罕见的贫苦的人生况味，令他永远难以忘怀，自然也就成为他后来接近贫民和同情弱者的思想基础。美国评论家对此都予以肯定，说怜悯与同情是德莱塞文学创作的主要动机。

1889年，德莱塞在一位中学教师热心资助下进入印第安纳大学，但一年后即辍学，到芝加哥某地产公司和家具公司当收账员，整日价挨门逐户去敛钱，使他接触到下层社会各种人物和阴暗面，为日后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也决定了他创作中的悲剧意识和自然主义色彩。正如美国著名作家舍伍德·安德森在《德莱塞》一文中所说：“大概世上自古以来存在过的一切忧郁、阴暗和沉重，在他笔下都有所反映……他神情沮丧，他不知如何改变生活，因而他描绘生活一如所见——真实，毫不伪装。”再说，德莱塞在青年时代曾如饥似渴地阅读过笛福、狄更斯、萨克雷、菲尔丁、霍桑、巴尔扎克等名家的作品，深深地被这些文学大师所塑造的人物世界所倾倒。有意思的是，德莱塞常常被视为对美国自然主义做出巨大贡献的小说家，可是，对德莱塞的创作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并不是左拉，而恰巧是巴尔扎克。

德莱塞一面承认自己年轻时“压根儿没有读过左拉的作品”，一面在读到巴尔扎克的作品时却说，“一道新的生活之门突然为我开启，真令人心驰神往！……这里确实有一个人，真正有所见，有所思考，有所体会。他对于生活理解深广，感觉灵敏，他达观、宽容而又风趣……写得多么真实！对于我来说这简直是一场文艺革命。”后来德莱塞又写道，“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简直跟巴尔扎克以及他笔下的人物一同吃饭，一同睡觉，一同做梦，一同呼吸，脑子里装的是他的想法，眼里看到的是他描绘的城市。”由此他产生了急欲表现美国形形色色的城市社会生活的创作激情。但是，直到1892年进入芝加哥《环球报》任新闻记者，他才开始写作一些幽默小品。

1895年他寓居纽约正式从事写作，同时编辑杂志，经常往来于芝加哥、圣路易斯、托莱多、克利夫兰、匹兹堡各大城市之间，接触到现实生活中各个不同的层面，亲眼看见了贫民窟、酗酒、色情、娼妓、凶杀、拐骗、抢劫……从而使他进一步认识到美国的现实绝不是田园牧歌式的，而是一种“残酷的、不公道的现实”，是一个“毁灭的过程，而幸福只不过是幻觉而已”。他很想把它在报刊上反映出来，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当我想谈谈穷人的痛苦和他们身受的压迫时，我受到了冷嘲热讽。于是，我就抛弃了新闻记者的工作而开始写作，来揭发社会上不公平的事情。”美国作家詹姆斯·法瑞尔也深中肯綮地说：“德莱塞目睹了美国生活中一边是花天酒地、一边是赤贫如洗的强烈对比。他看到贫穷如何遭人白眼、道德伪善如何盛行。因此，德莱塞要对他所目睹的现状进行道德评价，这也就不仅是十分自然，而实际上乃是一种主观需要了。德莱塞进行道德评论，就他主观这方面来说，乃是思想、感情、认识的开端，它引导着他去写那些如今已成为一种文学传统的组成部分的小说。”

二十世纪初，德莱塞的头一部以前人从未涉及过的外来妹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嘉莉妹妹》一出现在美国文坛上，就产生强烈反响。由于德莱塞在《嘉莉妹妹》中通过嘉莉的发迹与赫斯特伍德的败落，大胆地对当时流行的社会道德传统标准提出了直接挑战，一方面使这位默默无闻的年轻作家赢得了很大声誉，正如辛克莱·路易斯竭力推崇《嘉莉妹妹》“像一股强劲的自由的西风，席卷了株守家园、密不通风的美国，自从马克·吐温和惠特曼以来，头一次给我们闷热的千家万户吹进了新鲜的空气”；另一方面也使小说作者多年来一直受到责难和攻击。因为二十世纪初美国正经历着一场急剧的社会变革，即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那时也正是整个美国文学沉湎于理想主义的时代，许多作家热衷于描写人生的乐观方面，小说被视为消遣品，作品中往往充满虚无缥缈的理想或浪漫色彩，而对现实生活中的丑恶则根本熟视无睹。德莱塞在《嘉莉妹妹》中却不顾当时流行的“优雅文学”传统，如实地揭露了美国社会生活的阴暗面，他们恼羞成怒对作者进行迫害，甚至企图将这部小说作为“禁书”而加以扼杀，自然不足为怪。但是尽管如此，德莱塞仍坚持认为：“生活就是悲剧……我只想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生活”，他“宁愿饿着肚子跑到纽约格林威治村来写几部反映真实的小说”。他就这样锲而不舍地坚持着，“一年接一年，写出了他的生动有力的小说，描写被压迫的妇女，暴露巧取豪夺的美国金融家，或是条分缕析中产阶级下层的各种惨痛的悲剧”。所以说，德莱塞在1911年10月出版的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珍妮姑娘》，就是当时他继续“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生活”，大胆攻击美国传统道德标准的又一部重要作品，曾被美国评论家称为《嘉莉妹妹》的姐妹篇。

开头，德莱塞在小说初稿中是这样写的：珍妮是一个贫家女，一位美国参议员勾引她之后，同意跟她结婚，不料却突然病故，珍妮便带着一个私生子从哥伦布逃到克利夫兰。她在那儿遇到了莱斯特·凯恩，做了他的情妇，但对他隐瞒了私生子的真相。故事的结局写成了一个道德上的大团圆：莱斯特愿意收养这个孩子，同意跟珍妮结婚，给珍妮带来了欢乐。

贾克（德莱塞的妻子，后离婚）是早读到原稿的人之一，尽管亲眼看到过《嘉莉妹妹》几乎夭折的风波，这时却认为《珍妮姑娘》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比《高老头》还伟大，但她又坦率地批评有些地方写得太冗长，需要压缩。随后，在征求意见过程中，有一位名叫莉莲·罗森塔尔的年轻姑娘，她赞扬了《珍妮姑娘》，但同时又指出结尾有缺点：“我认为，要是莱斯特跟莱蒂结婚，那么，珍妮的悲剧性就会更大些。这一篇故事需要深刻性……而珍妮失去莱斯特就可以表现这一深刻性。”编辑弗里蒙特·赖德对此也有同感。德莱塞觉得他们言之有理，就把故事作了修改，让珍妮失去莱斯特，失去自己的女儿，失去了一切，为了那绝望而无私的爱，他甚至还放手让贾克独自进行删节。于是，《珍妮姑娘》成了未出版物中受欢迎的小说之一。

德莱塞将其修改稿分送给十二位编辑、评论家审读，听取他们的意见。评论家詹姆斯·胡尼克阅后发现这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其伟大使他联想到俄国人所写的伟大的作品。他说，“无论如何我认为这是一部巨著，有力地表现了人性，是自弗兰克·诺里斯的那部小说以来我所读到的好的一部小说。”著名评论家亨利·门肯觉得这部小说富有力度和现实主义。他写道，“可以跟这部作品媲美的，只有哈代和康拉德……你写成的这部小说，当代没有其他美国人能够写得出来……你已经创造了确实伟大的作品。”《珍妮姑娘》正式出书时，德莱塞既是满怀希望，但又同时担心它会不会跟《嘉莉妹妹》一样遭到同样的厄运。当然，有人照例对德莱塞的“伤风败俗”的描写以及文体上的缺点加以批评指责，这自然是在所难免的。不过有许多重要的评论都是赞扬性的。甚至连清教徒都认为，珍妮跟嘉莉不同，是用痛苦的悲剧来洗赎她的罪愆的。由于这种寓意诲人的思想影响，人们可能并没有发现德莱塞反复强调的一个想法，那就是：珍妮对莱斯特·凯恩的坚贞不渝的爱情，证明私恋比教会认为正当的婚姻能够产生更忠诚、更纯真的爱情。大众传媒与评论界，不消说，对小说都一致加以赞扬。比如说，赞扬小说“构思巧妙极了——像一部伟大的乐曲……十分坚强有力”，说“珍妮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地使读者的心灵感到痛楚，对全部故事充满同情，虽然这种同情是无补于事的”，并认为德莱塞值得受到“崇高的敬意”。连篇累牍地都称它为“一部伟大的小说”，有的干脆说，“用那个用滥了的字眼——‘伟大的’来形容这部作品，也都不算过分。”门肯公开撰文评论，题名为《流的小说》，并把它跟左拉、托尔斯泰和康拉德的作品相媲美。门肯问道：“这是一部道德说教的故事吗？一点儿也不是。它比起弦乐四重奏或是欧几里得的部著作来，并没有更多的道德说教的成分。”

后，门肯赞扬《珍妮姑娘》是“除〔马克·吐温〕那部作品《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以外，我所读过的好的一部美国小说”。托马斯·K.惠普尔教授大加赞扬的是小说里到处充满的那种激情，它“特别表现在作者的悲剧意识中。作者深感世上万物、人事沧桑本身都包含着悲剧性。它是无法逃避、根深蒂固而且无所不在的。尽管感受到这一点的人很多，但像德莱塞感受得如此强烈、如此深切的人却很少。《珍妮姑娘》作者的这种气质，同《俄狄浦斯王》的作者索福克勒斯以及《李尔王》的作者莎士比亚都是一致的。”

《珍妮姑娘》在主题思想上与《嘉莉妹妹》十分相似，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在《嘉莉妹妹》中，作者认为传统的道德准则是无补于事的，小说的进展旨在演示人生无以预测的浮沉起落。在《珍妮姑娘》中，这种浮沉起落则是不言而喻的，小说的情节在于针砭人们认为社会据以运作的那些道德伦理标准。读者可以看到：一个可爱而富有同情心的女人怎样由于自己的行为被“官方”认为不合道德，从而使她的一生蒙上了阴影。这部小说的效果就在于暗示了：标准的基督教道德既不足以指引世人的行为，也不能判断人们行为的是非曲直。在德莱塞看来，当前这个世界与作为基督教道德规范基础的种种前提设想并不是名实相符。

珍妮这位少女，对她来说，人生“始终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奇境……从她的孩提时期开始，她的一言一行都以仁慈为怀”。一位富有而又名噪一时的参议员布兰德，偶尔发现她在他寓居的旅馆里打工擦地板，竟被她妩媚动人的美貌所倾倒，便决定娶她为妻。讵料布兰德却在结婚之前遽然病故，给珍妮留下了遗腹子。随后，珍妮一家迁往克利夫兰。到那里不久，珍妮跟来自辛辛那提富商的阔少莱斯特·凯恩邂逅。尽管莱斯特出身豪门世家，教养有素，为人慷慨耿直，有时略显孟浪，尽管他十分欣赏珍妮的美德，并且就文化而言，珍妮确实根本不能与他同日而语，但作者还是让读者从感情上觉得他的形象远远没有珍妮美。诚然，莱斯特和他的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共同的特性，但另一方面，在德莱塞笔下，莱斯特又具有自己鲜明的个性，显然有别于他的父兄辈的其他资产阶级人物。简单地说，他追求个性自由，具有一定的逆反精神，崇尚美国的民主传统，反对贫富贵贱对立，主张爱情至上，甚至不顾整个家庭的强烈反对，直至对他断绝关系的威胁，爱上了与他社会地位悬殊的工人女儿珍妮，企图同当时社会习俗进行较量。小说绝大部分篇幅用于描写莱斯特与珍妮之间的关系变化，特别是对他们俩之间一度相亲相爱的情节描写，德莱塞的确花了很多的笔墨，可以说是相当精彩而且吸引人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当亿万富翁的父亲遗嘱中取消他的那份遗产继承权，整个上流社会对他实行制裁，这时有教养的富裕遗孀莱蒂·佩斯又来百般引诱他——莱斯特立刻处于矛盾的内心斗争之中，深感自己寡不敌众，于是产生了犹豫、彷徨、动摇、退却的心理。而珍妮呢，像往常一样，她具有惊人的人性美，完全无私地希望莱斯特去做只要对他有利的事就成。而进退维谷的到头来还是莱斯特自己。他一方面必须对珍妮表示忠诚，另一方面深为杰拉尔德夫人所迷住，又渴望保住自己的经济地位，继承先父宏图大业。总之，在上流社会的种种压力之下，莱斯特始终不敢——而且事实证明——也根本不可能冲破资产阶级利己主义这一樊笼，到头来还是被巨大的财产所俘获了。后他不得不背弃了珍妮——尽管催促他离开她的，恰好也正是她自己。

可是，莱斯特与遗孀结婚之后，还是试图向珍妮解释自己负疚的心情：

将来我即使得到快乐，想来——至多就像从前跟你在一起时差不多吧。在这笔交易中，举足轻重的显然并不是我自己；因为凡是遇到这样的情况，个人毕竟是无能为力的……依我看，我们大家多少都算是卒子吧。我们就像棋子一样听从命运的驱使，而命运呢，我们自己是支配不了的……

“归根到底，人生多少就像一出滑稽戏，”他似乎有些辛酸地继续说道，“这是一场愚蠢的喜剧。我们所能做到的，好保持我们的人格完好无损。〔重点都是笔者所加的。〕要想人生无缺憾，依我看来，是根本没有的。”

以上这一段话作为小说中明晰的信仰声明，就很值得读者注意推敲。尽管它出自主人公莱斯特之口，但却代表了德莱塞自己的态度，因为它实际上就是小说的主旨，寓意深长。

莱斯特一病不起，临终前把珍妮叫到跟前，还对她这样说，似乎有些回心转意：

我早就要跟你说，珍妮，像现在我们这样的分离，我是一直不满意的。依我看，当时这样办毕竟是不对的。事实上，我并没有比从前更幸福。我始终觉得对不起你。我真是巴不得那时没有离开你，也许现在心里就不会这么难过了……以前的做法是不对的。这事一开头就错了，但绝不是你的过错。我觉得很对不起你。我早就要跟你解释解释。幸亏现在我还来得及告诉你。

小说结束时，珍妮正在车站后送别莱斯特的灵柩。她的孩子因病夭折了，莱斯特又魂归西天，如今她已是一无所有了。

本来一部小说以被人供养的情妇为主人公，似乎有点儿罕见，但如果说这位吃穿靠人的情妇被作为一位善良、可敬而又具备种种美德的人物来描写，显得比囿于社会习俗的普通人高尚得多的话，那么，不消说，读者就会发现，在这样的小说中传统的价值受到了挑战，作者对社会上人的见解确是不同凡响的。

德莱塞的小说在艺术上堪称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创作个性。他历来独辟蹊径，我行我素，根本不受社会风尚、传统思想和文字模式束缚，仅凭惊人的洞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将对世事人生的亲身感受与真知灼见，以及来自现实生活中的芸芸众生与大千世界，绘声绘色地融化到自己的鸿篇巨制中去。在《珍妮姑娘》中，他匠心独运，高瞻远瞩，经过反复构思，芟除繁冗，使小说结构上严谨缜密，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真实可信，情节安排上也非常紧凑曲折，而且前后呼应，环环相扣，随着故事情节在跌宕起伏中进展，往往令人时而惊奇，时而亢奋，时而扼腕叹息。本来类似富家子与贫家女浪漫史题材的小说，在当时美国文坛上非常流行，许多作家叙述时采用的手段，就是制造一些牵强附会的偶然巧合的荒唐事件。而德莱塞则恰恰相反，他在《珍妮姑娘》中充分发挥了善于讲故事的个人特长，仅仅用朴素无华的白描手法，写出了“一系列顺乎自然的事”，来表现生活中的真实，抨击了当时社会上伪善的伦理道德，却给读者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其次，德莱塞在塑造各种人物性格时，也富有艺术感染力，表现出他的观察细致犀利和深邃有力。正如作家戴维·卡斯纳曾经概括过的那样：“他一手拿着放大镜，把他另一只手上欢蹦乱跳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富人、穷人、乞丐、偷儿、医生、律师、商人，以及社会上各界领袖人物都照彻得纤毫毕露。”当代美国小说家几乎很少有人能把人物形象塑造得像德莱塞这么实在，这么血肉丰满，这么富有立体感。就拿同一个豪门世家来说，凯恩老太爷夫妇、罗伯特、莱斯特哥儿俩及其妹妹路易斯等人物性格，在德莱塞笔下，显然并不都是从同一个模子里浇制出来的；他们的思想、性格、气质、品貌，乃至于个人癖好、待人接物和处世之道，都是绝不雷同，而是棱角分明，各具特色。一句话，他们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有如走马灯似的常常萦绕在读者脑际。同样，德莱塞在描述吹制玻璃的老工人格哈特一家人，也都是各具鲜明的个性，绝无雷同之处。还有，德莱塞在描述人物时也常常喜爱使用对比的手法。比如说，作者一面写出了老工人格哈特的诚实、勤俭、耿直和贫贱不可移的品性，令人读后肃然起敬，一面又对参议员布兰德、富商莱斯特，以及其遗孀莱蒂·佩斯等人骄奢淫逸、挥霍无度的生活，刻画得入木三分，简直让人腻烦。同样，作者既饱含深厚的同情的笔触，描绘了格哈特一家人贫病交迫、孤苦无告的遭际，同时又揭示了权势显赫的参议员布兰德、富商莱斯特等人的上流社会生活，“就像是在另一个星球上似的”——两相对照，令人触目惊心地看到当时美国存在着的不可逾越的贫富鸿沟及深刻尖锐的社会矛盾。

当然，德莱塞在《珍妮姑娘》中的成功之处，莫过于真实地描写了十九世纪末处于社会底层的美国平民的悲惨生活，塑造了勤劳、纯洁、爽直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珍妮这个工人女儿的动人形象，突出的是珍妮在平凡中见伟大的人性美——这在以往美国文学作品中恐怕是很罕见的。德莱塞在小说中不仅笔酣墨饱地叙述了珍妮一生困坷的遭遇，而且还感人至深地写出了珍妮每当危难之际，无不自告奋勇，甘愿做出自我牺牲的那种闪闪发光的可贵性格，因此，她的思想和品格远远地凌驾于诸如莱斯特等上流社会人物之上。她始终如一地孝敬贫病煎熬中的德国移民的父母——格哈特夫妇，她无比疼爱头一个情夫留下来的那个弃儿——维思德，同样，她还谅解遗弃了她、但在临终前似乎又回心转意的那个负心汉——莱斯特。由于德莱塞写得真切动人，这个金钱的社会的殉葬品——弱女子的悲惨结局，真是催人泪下。不过，当时德莱塞还只是一个“蒙眬的社会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思想上受到托马斯·H.赫胥黎、赫伯特·斯宾塞等人机械论和生物进化论的影响，相信“弱肉强食”乃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此外还坚信宿命论，认为命运深不可测，难以捉摸，并对世事人生始终满怀狐疑，困惑不解，因此在小说的结尾处的确蒙上了一层悲观主义色彩。然而话又说回来，它却体现了德莱塞作品中无处不有的悲剧意识，理应得到包括美国评论家在内的广大读者的肯定和特别赞赏。

德莱塞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就显示出他的非凡的创作才华，声誉日隆，取得了美国文坛坛主这个领袖地位，被称为继惠特曼、马克·吐温之后的又一位现实主义大师。他那气势磅礴、充满现代美国本土浓郁生活气息的作品及其丰富的创作经验，曾经使美国作家从舍伍德·安德森到福克纳都受益，并为美国文学走向世界铺平了道路。可是，美国文学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却是德莱塞的文体问题。的确，他写得不那么优美、雅致，有时行文滞重。然而，正如不少评论家所指出的，德莱塞的作品中并不是所有句段全然如此。有不少章节，他倒是写得非常严谨密致，富有文采。在很多作品中，德莱塞极其成功地塑造了不少具有坚实生活基础的人物，像嘉莉妹妹、珍妮姑娘、克莱德，赫斯特伍德和考珀伍德等都已成为美国文学中的典型。特别重要的是，德莱塞善于通过大量的真实细节来展现人物的社会背景，因此，他的小说不仅具有生活真实感，而且还生动地再现了一个历史时代，犹如一部“社会文献”或“历史实录”，使我国读者看到了美国自南北战争前段时期直到资本输出时期的一部既深刻又生动的美国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