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星

自1938年卡雷尔·恰佩克去世后，几十年来他始终是捷克人民心中伟大的民族作家。同时，他也在英语世界中广受欢迎，无论是他的代表作还是小篇幅作品，都已经被翻译成了英语。

要追问他备受追捧的原因并不容易。恰佩克创作的文学作品形式多样，对受众的影响也是多元化的。人们往往首先会想起的是他的乌托邦，或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反乌托邦之作（反乌托邦是指乌托邦的瓦解）：戏剧《罗素姆的全能机器人》（1920）、小说《极绝之大》（1922）以及稍后创作的《鲵鱼之乱》（1936）。这些作品在表现出极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了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可能成为自己的敌人的同时，也具备了其他一些令人敬佩的特点：比如《罗素姆的全能机器人》中戏剧化的表现主义——机器人整齐划一的列队行进概括了人类面临的机械化危机；后两部小说中充满了犀利的讽刺和戏仿，其中部模拟了一个技术过剩的世界，第二部则描述了人类臣服于曾被自己出于工业和军事目的饲养的巨大智性鲶鱼的情景。在斯威夫特看来，这些小说讥讽了表面上的现代、文明和科技世界的成就。

除了出现在现代文明中的灾难主题，我们还能看到战争主题。这首先出现在卡雷尔﹒恰佩克与其哥哥约瑟夫合写的讽刺剧《昆虫生活》（1921）中。在第三幕中，一群蚂蚁战胜并消灭了另一个群蚂蚁。科学幻想作品《克拉卡蒂特》（1924）影射了战争主题，恰佩克在这部小说中预见了原子能可能被运用于军事领域。后，他的两部晚期的反纳粹戏剧《白色瘟疫》（1937）和《母亲》（1938）终于在可被证明为正当防卫的自卫，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没有能力防卫他者的前提下，接受了战争（恰佩克是一名和平主义者）。一般来说，恰佩克并不被视为一名反战作家，但或许这个主题就如同科学反乌托邦主题一样，为他奠定了名声，尤其是在现代戏剧领域中。

尽管他广为人知的作品倾向于关心社会问题，但恰佩克从本质上来说还是一名人道主义者。他并不特别关心政治问题——而是关心人的问题——他将兴趣投射于对他人之爱、这种爱对人的影响以及人们对现代世界的回应之上。这就是恰佩克，一个人道主义者，这一特点鲜明地反映在他的一部杰作中，也许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为痛苦的主题——寻找自我——，在这个方面，他取得了不菲的成就。

这部杰作，也就是本书，是一部三部曲。理论家、评论家雷纳·韦勒克将这部三部曲形容为“在所有语言中，成功的一次哲学小说尝试”。

捷克文学批评认为，该三部曲是恰佩克的“纯粹理性”（例如认识论意义上的）作品。认识论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探讨知识的可能性和及其客观实在的状态，而以上提到的这个概念主要涵盖了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确定个人身份的意义。乍看之下，我们可以认同这一定义，但当我们一遍遍重新阅读这三篇小说后，这个概念就逐渐显得不那么全面了：这里不光呈现了对自我的认知，也展现了社会和人类感知的天性。三部曲深刻的意义在于它是民主人道主义精神的化身。

三部曲中的三个故事标志着恰佩克从早期浅显的相对主义哲学——在小说《极绝之大》中，以尤为犀利，又略带轻快的形式表现——到新的哲学专制主义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为作者对抗纳粹主义服务的（如果相对主义认为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正确的话，那么希特勒也可以被认为是正确的）。这一转变以黑格尔正题、反题与合题的逻辑三段论（或曰辩证法）的形式为读者演绎了这部三部曲。

黑格尔的三段论试图从静态的亚里士多德逻辑规则中抽离出来，寻找一种更动态的逻辑以解释变化、发展和有机成长的关系。黑格尔认为，每一个正题都意味着存在一个对立的命题，或曰反题，这种冲突终止于另一种命题，或曰合题中，而这项命题同样意味着存在一个对立的命题，以此类推。

篇小说《霍杜巴尔》（1933）中表露的对客观实在的相对主义态度代表了恰佩克的早期思想：永远无法了解霍杜巴尔生活和思想的客观实在状态。但这种认识论意义上的观点被称为恰佩克寻找人的客观实在中的出发点。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它在完成了一个旧有模式的同时又开启了一个新的。

《霍杜巴尔》也从某个特殊的角度连接起了恰佩克的早期虚构作品：这是一个来源于真实生活的故事，讲述了在警察调查过程中和法庭判决时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在这些问题上，这篇小说或许可以被视为恰佩克的侦探故事——《俩口袋故事》——的哲学性延续。

在《霍杜巴尔》中，恰佩克的相对主义思想表现为不同观察者做出了一系列尝试，来构建霍杜巴尔的动机和行为逻辑，这是我们在这篇小说中，从霍杜巴尔的视角能够清晰观察到的。当然，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因为事实上，霍杜巴尔的性格非常孤僻，无法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秘密。所以，逻辑三段论的正题可命为：所有人都是特立独行，无法被探知的。

《霍杜巴尔》的写作技巧相比于接下去的两篇来说更传统些——也许还少了点原创的意味。它突出的特点就是对生动的象征意象的运用：比如那匹健壮的种马象征着雇工曼尼亚，与平和、沉静的奶牛霍杜巴尔做出对比。恰佩克赋予了这些意象极为丰富的伤感情绪。确实，尽管这篇小说作为正题，得出了我们无法知晓另一颗灵魂的秘密这个结论，恰佩克却施展了艺术作品的魔法，将这些秘密传达给了读者。

第二篇小说《流星》（1934）试图重构一个死于飞机失事的陌生男人的生活故事。故事从三个维度进行叙述：一个修女的梦境、一个能目及千里之人的幻想，后也是完整的，一个作家艺术性的重构。三次尝试都被叙述者的性格以及他们的感知方式所局限。

相对主义内涵的实质是无论如何都不存在客观实在：如果一种客观实在不存在，那么就可以说客观实在不存在，只存在我们毫无目地徜徉其中的不同与矛盾的“客观存在”之林。尽管如此，哲学家奥特加﹒伊﹒加塞特和卡尔﹒曼海姆曾在1930年代就指明了逃离这种悖论，走向曼海姆所称的“视角主义”的途径。不同的客观存在是不同视角的产物，这些不同的视角叠加起来形成了一种清晰、连贯的客观存在，而不是相反。事实上，《流星》中的这三则关于“主人公X”的故事并不是完全矛盾的，而是在不断地叠加、聚集后多少成为了一个连贯、和谐的整体。

这种“视角主义”的观察结构也许会让人联想起类似意在模仿一个物体3D效果的立体主义绘画的扭曲形态。“文学立体主义”是法国诗歌中著名的流派。而在捷克文学中，这一概念往往与恰佩克和他的画家哥哥约瑟夫联系在一起。卡雷尔的小说《流星》充分展现了这种立体主义思想。因而，《流星》就成为了三部曲中的反题：观察一个人生活的角度确实不少，但人们却并不知情；相反，视角可以叠加构成一种明确的客观存在。

在三部曲中，恰佩克已经预设了个人身份的主题：在《霍杜巴尔》中，这个问题被呈上台面，却远离主题中心；在《流星》中，这个问题被烘托到了舞台中心；而在三部曲的后一部《平凡生活》（1934）中，这个问题被更加强调。不光我们关心究竟一个人的本质特征应该是什么样的，作家自己也在试图寻找自己的身份。一个退休的铁路官员尝试撰写自己的人生故事，但起先他认为简单、毫无负担、“平凡”的故事突然间转变成了一团厚重的乱麻和各种自相矛盾。这些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的前提是，自身的各种性格特点能够得到调和，掩盖一些，使之保持沉默，有些成为了自身潜能，还有一些则成为其反叛的动力。这时，我们就得到了三部曲中的合题：个体缺席的多重视角与个体在场的多重性格相统一。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建立稳定社会的隐喻基础，这个稳定社会中的个体不断地在自己身上重复其身边的各种人物；因此，他能够与他者共情，反之亦然。如此一来，只要没有人将个体在场的多重性格从个体缺席的多重视角中剥离出来，这个社会就是民主的。所以，恰佩克给出了一个文学的、哲学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困扰的民主和多数主义社会的问题。

他同时也提供了一种程度上独立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他的努力在《平凡一生》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小说主人公的自我反省击溃了这个平凡的男人毫无意义的自我评价，进而他发现了形形色色的人隐藏更深、更复杂的事实。与弗洛伊德一样，恰佩克强调儿童时期的发展和儿童时期的性经验，但他并未联系到俄狄浦斯情结或是类似弗洛伊德提出的来源单一的生命能量力比多。

尽管这三篇小说的写作风格和方法截然不同，也没有任何一个角色或是情节重复出现在另一篇中，还是有很多元素能够将这三篇小说串联在一起。黑格尔的三段论就是这样一根链条。此外，人心的象征也是：《霍杜巴尔》中被送去接受医学检验的心脏遗失了（暗示了霍杜巴尔的忧伤、他贵的姿态无以为继）。《流星》中的心脏是暗示“主人公X”之死的器官；而《平凡一生》中退休的铁路官员则是死于心律衰竭。

这一位于中心地位的心脏意向或许能够证明“纯粹理性”并非三部曲或者说主要的特点。不，这是一部关于人性，关于人的行为和感觉的书。此外，虽然恰佩克宣称自己是“乐观”的，但这部书却是悲剧的、悲观的。霍杜巴尔痛苦的、献祭式的爱情只能将他引向死亡。《流星》中的“主人公X”飞回家，试图重新找回他的身份，后却只能在暴力、鲁莽、漫不经心的生活中坠机身亡。“平凡的人”也只能在他临终前才成功实现了自我剖析。

“这本书值得一读吗？”老博派尔先生问医生，医生递给他一本“平凡的人”的回忆录。作为一名科学家，医生当然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阅读这本三部曲，只能为触碰过它的人们带来悲伤，就像它也为“平凡的人”带来了悲伤一样。困扰和悲剧是恰佩克作品中的两根支柱。

如果三部曲中的角色和事件是悲剧性的，那么以人对自我多重性认识为基础，建立的民主社会这一角度则完全不是。这种矛盾可以被称为悖论；但或许恰佩克也在暗示，就像他和他的哥哥约瑟夫在很多年前创作的《昆虫生活》一样，尽管个人生活一定是悲剧的，社会生活有时却也能超越悲剧，成为英雄式的，或者说一次乐观主义的契机。

威廉·哈金斯

写于哥伦比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