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大西洋

科伦•麦凯恩，1965年生于爱尔兰都柏林，受其当记者的父亲的影响，自小喜欢说故事，立志成为一名记者，高中毕业后进入都柏林理工学院攻读新闻学，后成为《爱尔兰新闻》的记者。

1986年，麦凯恩为小说创作来到美国，之后的一年半里，他骑车穿越了北美，为其之后的小说累积了大量素材。1988年至1991年，他旅居德克萨斯州，在德克萨斯大学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1992年与妻子结婚后移居日本，一年半之后搬回纽约，在那里与家人生活至今，并在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教授创意写作课程。

从1994年出版短篇小说集《黑河钓事》至今，麦凯恩已出版七部长篇小说、三部中短篇小说集，包括《佐利姑娘》《舞者》《转吧，这伟大的世界》《隧道尽头的光明》《飞越大西洋》等。其中，《转吧，这伟大的世界》获2009年度美国国家图书奖、2011年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其作品已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

选自书中部 《一八四五年至一八四六年  自由民》一章

政治依旧令他困惑：谁是爱尔兰人，谁是英国人，谁是天主教徒，谁是新教徒，谁拥有土地，谁的孩子泪汪汪地站着，饥肠辘辘，谁的房子烧成了平地，谁的领土属于谁，又是为什么？简单的区分法是，英国人是新教徒，爱尔兰人是天主教徒。一方是统治者，另一方臣服在脚

下。可是韦布该放在哪里？伊莎贝尔该放在哪里？他原本庆幸可以让自己站在渴望自由和正义的一边，可正是为了他自己广为人知的事业，他不得不完全忠于一方。三百万个声音。他不能出言抨击那些促成他到这儿来访问的人。他能承担的只有这么多。他必须把目光投向要紧的事。

超出容忍限度的是将男女占为己有的奴隶所有制。爱尔兰人虽然贫困，但不受奴役。他来这儿是为了斩断维系美国奴隶制度的纽带。有时，仅仅为保持头脑镇定就令他心力交瘁。他领悟到，合宜的智慧，其本质是接纳矛盾。对事物复杂性的认识，注定要由对简化的需求来平衡。他仍是一个奴隶。在逃亡中。假如他返回波士顿，他随时可能遭绑架，被送往南方，绑在树上，挨鞭子。他的“主人们”，他们会让他身败名裂。

很多年来他们试图堵上他的嘴。不会再有了。他已获得机会，大声向那曾经给他戴上枷锁的东西发出控诉，他将继续这么做，直到那锁链粉碎，落在他脚旁。

他想，如今他知道是什么把他带到了这儿——是那种体察同时既自由又受制的感觉的机会。那是连苦难深重的爱尔兰人也无法理解的事。受到一切事物的约束，甚至包括一个人自己的和平理念。

他的身体，他的头脑，他的灵魂，多年来只服务于他人的利益。他有他发过誓要效忠的他自己的族人。三百万。是他们换来了他的自由。

倘若他还想试图支持爱尔兰人，那将是怎样的重荷？他们的创痛，他们模棱两可的身份。他自己那一份就够了。

驳船行过。

河上满载着食物。

太阳落到了科克市栉比鳞次的石板瓦屋顶的另一边。

有一个故事，他而或讲给他的听众听。美国的奴隶主会使用木桶。多半是装波旁威士忌的酒桶，也有装橄榄油的，装葡萄酒的。任何一种可以找得到的木桶。他们在木头里钉入六英寸长的大钉。有时他们还在桶内放上碎玻璃，或者带刺的灌木。接着，他说，他们会把他们的“奴隶”——他每次都用更为低沉的声调道出这个词——带到山顶。为了极微小的过错：可能是她忘了锁马厩的门，也可能是她失手掉了一件陶器，或可能她斜睨了女主人一眼，或可能她留下一块脏的洗碗布没洗。那都无关紧要。她注定要受惩罚。那是天经地义的。

故事讲到一半时，他会给那个奴隶起一个名字：玛丽。他会细听沉默在那些听他说话的爱尔兰人中间蔓延。玛丽，他重复了一遍。

接着“主人们”——这个词从他嘴里愤怒地迸出来——逼迫玛丽从谷仓搬出木桶。灰尘仆仆的，沿着土路，滚到附近一座小山丘的顶上。他们召集其他奴隶，把他们也带到山顶，去亲眼目睹。主人通常会高喊圣书里的诗文。他们逼玛丽跨入木桶。按下她的头，把她的肩膀硬塞进去。戳出来的钉子划破她的身体。玻璃扎入她的脚。荆棘环绕她的肩膀。然后主人把盖子盖上，钉死。他们把桶子来回摇晃几分钟。再次诵读《圣经》。

接着，木桶跌跌撞撞，滚下山。

人山人海。他和马太神父一同讲了话。他成了禁酒运动的代言人。报纸依旧称他为黑人奥康奈尔。满城都贴着他的海报。他的名声远播。他和二十四位来自科克市妇女反奴隶制协会的女士一同野餐：她们喜滋滋看着魁梧的他斜躺在葱茏的橡树底下，颈前挂着一块精致的蓝色餐巾，身后是流水潺潺的小溪。那些女士解开系在脖上的软帽，迎着太阳仰起脸。她们不放过他说的一字一句。随后，大家提着野餐篮，打着小阳伞，相偕穿过长长的草地，折返朝一座木桥走去。道格拉斯大胆地脱去鞋袜，在冰冷的水里蹚了一小段。那些女士背过身，咯咯直笑。水染深了他裤脚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