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第二版)

《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从理论和方法两个方面系统总结了作者在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和探索，包括对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做的开创性评介和分析，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解读和思考，以及应用国际政治理论和社会科学方法对具体国际关系现象的实证性研究，反映了一个中国学者的思维方式和学术探索。
　　第二版在版的基础上进行了删减和调整，并增加了作者近年发表的几篇重要论文。

秦亚青，政治学博士，外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外交学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理论和社会科学方法论，学术成果包括《霸权体系和国际冲突》（专著）、《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专著）、《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论文）、《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译著）和《20年危机》（译著）。

第二版序

光荣与梦想——中国国际关系学40年(版序)

理 论 篇

西方国际关系学——知识谱系与理论发展

权力·制度·文化——国际政治学的三种体系理论

权力政治与结构选择——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评析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渊源

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反思新自由制度主义

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温特及其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

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文化结构、文化单位与文化力

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读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无政府文化与国际暴力——大国的强行崛起与和平发展

罗伯特·杰维斯及其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

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

文化、文明与世界政治：不断深化的研究议程

行动的逻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转向”的意义

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

方 法 篇

层次分析法与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

国际关系学和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实证主义与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多边主义研究——理论与方法

第三种方法——国际关系研究中科学与人文的契合

霸权体系与区域冲突——论美国在重大区域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

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

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

规则治理与关系治理

全球学与全球国际关系学

后记

第二版后记

《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从理论和方法两个方面系统总结了作者在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和探索，包括对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做的开创性评介和分析，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解读和思考，以及应用国际政治理论和社会科学方法对具体国际关系现象的实证性研究，反映了一个中国学者的思维方式和学术探索。
　　第二版在版的基础上进行了删减和调整，并增加了作者近年发表的几篇重要论文。

秦亚青，政治学博士，外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外交学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理论和社会科学方法论，学术成果包括《霸权体系和国际冲突》（专著）、《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专著）、《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论文）、《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译著）和《20年危机》（译著）。

文化和文明研究的分析框架

从冷战以后的研究成果和文献来看，文化和文明在世界政治研究中出现了不少的成果。我们不妨从两个向度、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一个简单但却比较系统的梳理，以厘清研究脉络，观察发展取向，发现新的知识增长点。

个向度是结构和过程。也就是说，文化和文明研究的切入点可以是结构性的或是过程性的。一个要素是结构。在社会理论中对结构有着多种的定义和解释，我们这里只选取其中几个要素进行界定。从结构角度研究文化文明的方式强调：(1) 文化结构的整体特征，即结构是一个系统要素，是由文化单位构成的一个整体；(2) 文化单位的独立特征，即文化结构中的个体单位是独立的，独立的文化单位具有该单位区别于其他单位的本质属性；(3) 单位的互动特征，即文化结构中文化单位是互动的，互动受到结构的影响，互动可以改变其行为方式，但不能改变其本质属性。比如，我们可以把世界视为一个整体的文明结构，其中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中华文明等是这一文明结构的构成单位或曰文明单位，它们之间存在持续不断的互动关系。

向度里面的第二个要素是过程。无论是文明也好，以文化价值为基础的国际社会也好，都可以被视为社会性过程。过程视角认为，行为体从一开始就处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过程就是变动不居的各种关系。行为体只有在过程之中才有意义，其表征特性和本质属性都是与关系过程高度相关的。过程视角不是不重视行为体的所谓本质属性，但是认为过程本身有着独立的本体地位和运行动力，可以建构行为体的本质属性，因而也就可以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认同。因此，从过程角度研究文化和文明，也有几个重要的假定：(1) 过程具有本体地位。过程不仅仅是为结构和单位互动提供背景和平台，过程本身可以塑造结构和建构行为体；(2) 过程是由运动中的关系构成的。由于关系是流动的，所以行为体，无论是国家、国际社会还是文化，都是变化的，这不仅涉及其表征特点，也涉及其本质属性；(3) 只有过程中的文化和文明才具有社会意义。随着哲学领域出现的实践转向，以实践共同体研究文明和文化的成果，比如伊曼纽尔·阿德勒对欧洲文明共同体的研究，就更多地强调了时间进化和实践过程的重要意义。

当然，结构和过程更应当视为一种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要素，它们不是分立的、互不相关的两个。一些成果显然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既有结构色彩，也有过程成分。但总体来说，以这种方式构建分析框架是合理的，因为重过程和重结构的研究起点出自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第二个向度是冲突与融合。在国际关系学术研究的各种议程之中，冲突与合作始终是一个重要问题。文化和文明研究也是如此。西方国际关系的理性主义主流理论大多将冲突与合作视为行为表征，所以其解决方式也是行为导向的，比如理性选择，亦即以强力方式迫使或是以获益方式诱使行为体采取合作行为。但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冲突与合作可能更是一个世界观或是思维方式问题，也就是说，是将世界及其万物视为本质冲突还是本质非冲突的问题，甚至是冲突还是合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和持续动力问题。

以冲突式思维审视文化和文明的，个关注点是空间。一方面承认世界是由多种文明和文化构成的，另一方面力图在每个文明中寻找本质属性，比如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不同定义性特征，以此来界定这个文明。然后寻找文明的不同之处，如果这些不同是本质属性上的不同，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文明不同于国家，所以冲突的内涵不是物质性实力，而是文化性基因。冲突式思维也并非决然认为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冲突是无解的，但是，这种解决是一方消解另一方，是一种文明替代另一种文明，无论是通过软实力还是硬实力。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以冲突式思维审视文化和文明的另一个关注点是时间。这种视角强调时间和历史的进化，认为文明和文化是在时间过程中变化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过程式思考。但是，在这种思考中，首先是区分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并且这种先进文化往往是定格在西方文明之中。比如，布赞认为，欧洲国际社会形成了新的基本制度(primary institutions)，而中国等新兴国家遵循的是欧洲国际社会过去的诸如主权之类的制度，所以，中国崛起很难和平实现。阿德勒提出了现代文明和后现代文明问题，认为美国代表了现代文明，欧洲代表了后现代文明，所以文明的冲突会发生在美国和欧洲之间。这种先进与落后文明之间的冲突似乎是必然的，而冲突的结果也是先进的文明代替落后的文明。

以融合式思维审视文化和文明的，首先认为多元文明并非坏事，它们之间可以和谐并存，互相学习，互相融合。融合式思维试图在每种文化和文明中寻找共同的或是优秀的成分，共同的成分构成了共存的基础。优秀的成分会发扬光大，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当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发起的文明对话，试图将各种文明中的优秀成分提炼出来，比如中华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融合式思维认为多元文化和文明是可以共存共生的，并且世界原本就是这个样子。文化和文明的融合不是一种文化取代另外一种文化和文明，而是在平等对话中交流沟通，在交往过程中、在保留自身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形成新的文化和文明合体。

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向度结合起来考虑，就会出现四种文明和文化的基本研究方式：结构冲突型、结构融合型、过程冲突型和过程融合型。下面我们用这一分析框架来梳理国际关系领域现有的文明和文化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