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调解制度与最佳调解事例

　　审判方式改革前，我国民事司法结构属于“调解型”司法。审判方式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将调解型结构改革为判决型（或王亚新所说的“对抗—判定”型）的司法结构。但结构的变革毕竟不是一夜可成的，新旧规则与资源的更迭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来完成，行动者也需要时间和空间来适应和再创造新的规则与资源。换句话说，新的结构需要一个漫长的积淀过程。适合判决型司法结构的稳定再生产不仅需要配套规则的成熟和资源的保障，而且需要参与其中的行动者的理解、对资源的调配及行动对结构的再构成等无数个循环往复的过程。20年来的司法改革显示了调解结构逐步弱化、判决结构逐渐增强的趋势，民事司法结构出现了同时具有调解和判决两种结构特征的二元结构。但是从理论上讲，调解与判决并不可能完全融合为一个稳定的结构。因为调解和判决展开所依赖的规则与资源不同，行动者在调解和判决过程中互动模式迥异，由此导致规则与资源的组合机理亦各有千秋。只是因为民事诉讼法和司法政策把调解与判决并置于一个诉讼程序，供法官和当事人选择适用，才导致我国的司法结构出现了调解结构与判决结构并存的二元结构特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审判指导方针使“调解—判决”二元结构得以持续再生产。
　　“调解—判决”二元结构是改革中的司法制度的过渡性特征，要断言这就是未来中国司法结构的模式还为时尚早。所谓“制度”，用吉登斯的概括就是“在社会中历经时空而深层次地沉淀下来的结构”。换句话说，如果在相当长的时间和特定的空间内，规则和资源被反复持续地再生产时，制度就形成了。就调解的再生产主要依赖调解者的德行、技巧和魅力而言，调解形成的是典型的“符号的秩序”；而判决的权威性则来自法官严格依据法律作出裁判，保障其再生产的主导力量是规范性规则的作用。由此可见，尽管同属于纠纷解决制度的范畴，但二者在本质上是两种制度，存在相对独立性。虽然共存于中国司法结构中，但其间的连接机制是松散的，制度化程度很低。
　　二元结构的司法存在结构上的内在紧张：司法结构的资源是有限的，而调解与判决获取维持再生产所需要的资源都要从中分一杯羹，势必发生争夺。所以从改革的历史来看，二者总是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强调判决即导致调解边缘化，而调解的复兴又带来判决的削弱。另外，无论是规范性规则还是解释性规则，调解与判决之间都存在天然的轩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