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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德国浪漫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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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恕林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ISBN9787552010947

出版时间2016-06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59.8元

货号23968357

上书时间2024-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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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描述
前言
前 言

文/张黎

(张黎/原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翻译协会理事,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理事)

 

《论德国浪漫派》的作者陈恕林,是我的老同学、老同事。我们在大学同窗5年。从在莱比锡工农学院一起学习德国语言开始,然后又一起在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攻读德国文学,毕业后,我们又一起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前身),从事德语文学研究。直到他2011 年12月辞世,我们在一起经历了60年的风风雨雨,从青年时代的磕磕绊绊,到晚年的相知甚笃,可谓缘分不浅。令我欣慰的是,他辞世之后,我居然有机会为他整理这部遗稿,给我们漫长岁月中形成的友谊平添了一抹带有悲剧味道的浓郁色彩。整理过程中,他生前的音容笑貌,不断浮现在我的眼前。他在朋友中间常常开些大男孩儿式的玩笑,他那广式普通话会引起阵阵笑声。每次到我家来,只要赶上吃饭,总要说一声:“瞧你们家过的这城市平民生活。”那是“文革”后期,主副食供应紧张,一家四口围着一碗素炒白菜吃饭,在他看来,这日子过得太寒酸了。

 

遗憾的是在60年的相处中,我们极少谈起个人的身世。我们都影影绰绰地知道,他生在南方的穷乡僻壤,我长在北国的野岭荒村,彼此都有过不幸的少年时代,仿佛那是我们的痛,谁都不愿意触摸那不堪回首的岁月。想不到我们都“混”入了知识分子行列。就我们的身世来说,若在旧中国,根本不可能有读书的机会,是新中国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为我们开辟了连做梦也想不到的前程,我们不仅能念中学,读大学,而且成了新中国初的一批公费留学生。依照旧日的眼光,在中国读书,特别是“读大书”,被认为是“光宗耀祖”的事情。可我们家祖祖辈辈没有出过读书人,用我们家乡的话来说,到我们这一辈,我们家“祖坟上冒了青烟”。我们都是幸运的。我们虽然天生有些木讷,不善于用语言表达内心感情,但我们始终没有忘记,我们是新中国早的既得利益者,我们不但知道感恩,也懂得知恩图报,我们都怀有为新中国更加美好未来贡献绵薄己心的热忱。

 

在整理他的遗稿过程中,我想起一些德国文化史上文人相助的佳话。不是“文人相轻”,而是文人相助。他们鼓励我把朋友的遗稿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做,尽量兢兢业业,不留或者少留遗憾。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表明我这位老同学虽然出身寒微,祖上没有传给他什么文化基因,在新中国的培育下却为祖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阅读过马克思《资本论》的人都知道,马克思过世的时候,朋友们关心的是《资本论》除已经出版的卷之外,还有没有后续遗稿。起初连恩格斯也说不清楚。他在整理马克思遗物时,发现一大摞手稿,经仔细辨认,原来它们就是《资本论》的后续内容。这个发现令马克思的朋友们欢欣鼓舞。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手稿,很快整理出资本论第二卷,于他去世两年后在汉堡出版。第三卷的整理工作花费了恩格斯整整10 年时光,他在这一卷书上花费的功夫,远不只是整理两字所能表达,马克思原稿表述得比较晦涩的地方,他必须作一些词句调整,使之明白晓畅;原稿资料重复,内容不够简练的地方,他必须对某些篇章进行删减和压缩;某些读者难以理解的术语,他必须作些改动,等等。为了完成朋友的未竟之业,恩格斯不惜停止自己的研究工作。没有恩格斯这种无私奉献,《资本论》不会有现在这样完整的面貌。

 

德国浪漫派文学时期,也涌现过不少这样的动人事例。早期浪漫派作家威廉 · 亨利希 · 瓦肯罗德,不满25岁便因伤寒病而辞世。他的遗稿经过同窗好友路德维希 · 蒂克精心整理,还加写了一篇《前言》和三篇文章,编成《一个热爱艺术的修士的内心倾诉》,于作者去世第二年出版。这本书真实地记录了那一代德国文学青年对文学艺术的认识和理解,其成书过程具有弗里德里希· 施莱格尔倡导的所谓“协作文学”和“综合艺术作品”特点,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浪漫派文学经典。我国已有谷裕教授译文,对德国浪漫派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自己的阅读来感受德国浪漫派的风采。

 

诺瓦利斯是早期德国浪漫派代表性诗人,不满30岁便死于肺结核,可谓英年早逝。他去世以后,他的朋友蒂克和弗里德里希· 施莱格尔,共同整理了他的遗稿,出版了两卷本《诺瓦利斯文集》,从而扩大了诺瓦利斯作品的读者群。诺瓦利斯那具有丰富想象力、充满哲理性、风格浑厚凝重的诗歌,在19世纪欧洲诗歌创作中产生广泛影响,开了一代新诗的风气,有力地冲击了古典美学的条条框框。

 

德国浪漫派文学领军人物弗里德里希 · 施莱格尔,是个居无定所的学者型作家,一辈子以旅行授课为生。1829年刚刚开始,在德累斯顿波兰饭店讲授他的哲学三部曲(《生命哲学》《历史哲学》和《语言哲学》)后一部的时候,死于突发心脏病。他的朋友诗人蒂克和哲学家温迪士曼,得知施莱格尔去世的消息,立刻向他的太太多罗苔娅伸出援手,帮助她搜集和出版他的遗稿。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得悉噩耗,也亲自张罗把施莱格尔散落在德累斯顿的手稿运往维也纳,交给暂居那里的施莱格尔遗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能出版35卷本《施莱格尔全集》,全得益于当年众多朋友的热心相助。

 

在以上三次抢救文人遗稿的活动中,每一次都活跃着蒂克的身影,显然,他是个十分重视友情,珍惜同行精神劳动成果的作家。这些热心肠的德国文人,为保存和发扬德国文化所作的贡献,是值得人们点赞的。

 

《论德国浪漫派》是我国学者在这个领域撰写的部专著。它开了中国学术界系统研究德国浪漫派文学的先河,使我们开始摆脱对这个领域一知半解的窘困状态。无疑,它将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带动我国学界同仁对此开展深入研究,撰写新的著作。我这位老同学在这个课题上花了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这部著作是他辛勤耕耘三十年的结晶。我非常钦佩他那种做学问的钉子精神,一旦认准方向,便心无旁骛,咬住不放,不取得自己满意的成果决不撒手,正是这种精神成就了这部专著,它将在我国学术著作书架上放出异彩。

 

记得20 世纪80 年代初期,“文革”后次召开的德国文学讨论会上,我作了一个《歌德与德国浪漫派》的发言,旨在提醒同行关注各国德语文学界关于浪漫派问题的讨论。我在撰写发言稿时,多次与陈恕林一起讨论,征求他的意见。我们当年都注意到厘清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对长期争论不休的这段德国文学史的认识,对理解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渊源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我们还意识到我国学术界面对当时世界各国同行的讨论,基本上是置身度外,无动于衷,实际上是没有发言权的。作为中国的德国文学工作者,我们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一种失职的感觉,可也无可奈何,毕竟在业务上荒废了十年,还未来得及补课。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家争论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我国出版界不知是由于信息不灵,还是故意唱反调,居然出版前苏联学者伊瓦肖娃的《十九世纪外国文学史》,其中对德国浪漫派的批判文字十分扎眼。直到“文革”过后,常常还有人习惯性地重复这本书里一些明显站不住脚的结论。我记得在那次德国文学讨论会上,南京大学赵瑞蕻教授以诗人的炙热话语,作了一次激昂慷慨的发言,他对这种倾向表示无法理解。当年我在写发言稿时,就意识到陈恕林对这种状况十分痛心,我当时就注意到他在搜集和阅读资料,执意要在这个领域取得发言权,推动我国学术界对德国浪漫派进行深入独立研究,摆脱重复外国学人结论的局面。

 

我这位出身广东罗定农村的老同学,别看平时话语不多,普通话说得也不够利落,但却是个很有担当的人。他决心要做一件事情,既不惜力,亦不吝时。在别人看来,像他这样盯住一个课题,一干就是三十年,不计时间,不计精力,不计成果,不计职称升迁,颇有点“笨”,至少人家会说他“事倍功半”。可我这位老同学不这样看待自己,他是个做事认真的人,既然是做学问,就要做到真懂,这个领域该掌握的知识,要尽量掌握,决不满足于一知半解,停留于人云亦云的水平。他没有这样干,凭着他的性格,也不会这样干。他是个主张厚积薄发的人,不急于表现自己。他更没有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念头。他去世以后,我在他家里发现,他为研究浪漫派所收集的论文、专著和评论文章复印件,足足订了厚厚的二十几大册,规规矩矩地堆放了一大摞。他的夫人沈代珍指给我看那一大堆装订得整整齐齐、分门别类的复印资料,颇有一种望洋兴叹之感。这些资料有他自己出国考察带回来的,有我们研究室的同事从国外为他收集回来的,也有他的德国同行、朋友、旧日的老同学陆续寄给他的。他并不满足阅读这些文字材料,为了理解某些浪漫派作家的生活与创作,他甚至乘身在德国之机,去做些“身临其境”的调查。莱比锡大学时代的老同学,克劳斯· 裴佐德(Prof. Dr. Klaus Pezold)教授,曾经亲自驾车带他考察了萨克森地区的魏森费尔斯小镇和附近乡村,以增进对诺瓦利斯精神世界的理解,对他诗歌内含和艺术特点的认识。有一次,克劳斯与我谈起这件事情,对我们这位老同学的敬业精神,表达了他那由衷的赞许和钦佩。

 

《论德国浪漫派》写成如此令人羡慕和敬佩的学术著作,不是偶然的,这部著作是他花费了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经营出来的。当初设计这部著作时,我们曾经一起讨论,拟写成一部断代史类型的著作,后来我读了他陆续发表的几篇论文,发现他要冲击更高的目标,突出议论的分量。如今我们看到这部著作的第二篇和第三篇的内容和写法,远远超出了原来的设想,尤其是第三篇,突出了论争的色彩,执意要对历史上关于德国浪漫派的争论,发表自己的看法,表明自己的立场,以匡正学术界长期以来某些人云亦云,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谬误。本书第三篇可以称为这部著作精彩的篇章,它们当年以论文形式发表时,曾经引起学术界同行的关注,在德国浪漫派研究中起了引领方向,改变风气的作用,有的论文,例如《启蒙运动与德国浪漫派》,还在香港学术界获得“国际优秀论文奖”。细心的读者一定还会注意到,作者在为德国浪漫派辩护时,表现了惊人的理论勇气,他选择了德国文化史上三位重量级的大人物,即歌德、海涅和卢卡契作为他的论战对象。尊重和敬畏这些文化伟人的成就,绝不等于盲目地随波逐流,也不等于可以姑息他们的谬误,况且作者在批评他们关于德国浪漫派的错误言论时,采取的是心平气和充分说理的语言,与他们当年对待浪漫派那种讽刺、挖苦、判决辞式的语言迥然不同。这是这部学术著作的一个重要特点。

 

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本书对德国浪漫派形成历史的梳理十分仔细,下足了功夫,在浪漫派形成时间、地理分布、人员构成、地方特点等方面,尽量分门别类,交代得清清楚楚。作者在行文中不断强调,德国浪漫派是个派中有派的复杂现象,不可用一把尺子衡量他们,把握这一特性,你就容易理解为何耶拿浪漫派偏于理论,柏林浪漫派偏于小说创作,海德堡浪漫派偏于民间文艺的发掘和整理,巴伐利亚浪漫派偏于抒情诗创作,等等。这样的梳理有利于读者避免对德国浪漫派作囫囵吞枣式的理解,在方法论上更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

 

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本书的学术视野十分广阔,作者的描述对象并未局限于德国浪漫派自身,而是把与浪漫派有关的启蒙运动、古典文学、浪漫派同时代的文学现象,都纳入了自己的讨论范围。不仅如此,为了便于读者全面认识德国浪漫派,理解德国浪漫派与其他国家文学之间的关系,作者把同时代的斯拉夫语世界的文学、英语世界的文学(包括北美文学)、罗曼语世界的文学、北欧文学等,只要与德国浪漫派有关系,都纳入了他的考察视野。浪漫派在西方是个国际性的现象,评论家对浪漫派的定义、评价历来众说纷纭,作者把他们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有利于读者全方位多角度地把握这种文学现象,避免坐井观天的一孔之见。从这个角度来说,《论德国浪漫派》是一部能够使读者放开眼界、展开联想、富有启发性的著作。

 

我在整理这部遗稿过程中,常常会联想到我国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某些文学现象。德国浪漫派文学与我国魏晋文学,虽然产生自亚欧两个大陆的两端,具有截然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时间上相距1 600年之遥,但我们却能发现,它们具有某些大体相似或相同的特征,这是很值得文学史家思考的。例如它们都重视哲学思辨。中国传统称谓是“玄思”、“玄学”或“清谈”,德国浪漫派作家创作的“断片”(Fragment),或译成“语录”,也具有“玄思”特点,它们都是对自然、社会、人生、艺术进行哲理思考的文字,而且都体现了求真、自由、平等、创新精神,为当时的思想文化发展注入了活力。

 

又例如它们都重视文学批评。魏晋文学时期是个文学批评繁荣兴盛时期,作家们从人物品藻发展为作品品评、文体辨析以至形成文学理论体系,提出许多新的文学概念如风骨、风韵、形象、形神,等等。这期间出现了不少文论名家名作,如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德国浪漫派,尤其是早期浪漫派,是个大力提倡文学批评的时期,弗里德里希· 施莱格尔曾经借助论文、文学讲座,尤其是借助断片形式,就浪漫诗歌、文学批评、文学体裁、文艺形式以及神话学等问题,阐述了浪漫派的文艺思想和美学观念,他的《论莱辛》《评歌德〈威廉· 迈斯特〉》,他哥哥奥古斯特 · 威廉 · 施莱格尔的三卷本《论戏剧艺术与文学》,都是那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批评、文学史著作。

 

还比如魏晋文学和德国浪漫派都有聚会结社的风气,文艺家们通过聚会交流创作心得,促进文艺思潮的兴旺发达。文学史家普遍认为,在我国文人聚会风气大约始于汉末魏初,其中著名的是“建安七子邺宫西园之会”,邺城在今日安阳北,临漳西。曹丕、曹植、王粲、刘桢、应旸、陈琳、徐斡等人游于一处,“行则同舆,止则接席……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①。朋友们郊游之际,饮酒赋诗,呈现一派亲密无间,情谊深笃的气氛。他们留下的那些《公宴诗》表达了崇尚自然的审美情趣。邺宫西园之会被认为是后代文人聚会活动的滥觞。此外还有发生在三国魏晋正始年间,今日辉县西北武修一带的“竹林七贤之会”;发生在西晋以石崇为首的“金谷之会”,地点在今日洛阳以西的金谷涧;更著名的是发生在东晋会稽的以王羲之为首的“兰亭之会”,此会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兰亭修禊,曲水流觞”的美谈。

 

德国浪漫派时代也有这种聚会结社的风气。弗里德里希 · 施莱格尔于1796 年来到耶拿,被视为他踏入德国文学和哲学界的开端,在这里他与哥哥结识了哲学家谢林、诗人蒂克,拜访了莱比锡时代的老同学诺瓦利斯,并创办了面向知识精英的刊物《雅典娜神殿》,他们的初次聚会被文学史家认为是德国浪漫派的开端,弗里德里希· 施莱格尔是他们的领袖。他们的活动甚至延伸到了德累斯顿画廊。后来他们迁往柏林,在这座城市传统的英国楼“周三会”上结识了神学家施莱尔马赫,于是又以施莱格尔为首形成一个思想活跃的新团体。他们的活动内容,也从耶拿时期的宣传浪漫派纲领,转向了构建浪漫主义的“道德体系”,更关注个性、自主性、独创性、友谊、爱情、妇女地位、两性关系,等等。有趣的是E. T. A · 霍夫曼并未加入这个小团体,他在柏林是个单枪匹马的浪漫派小说大家。他的地位颇似我国陶渊明,在文学史上并未隶属于任何集团,而是以超然不群的姿态,高踞于众人之上。海德堡浪漫派小圈子,是从阿尼姆和布伦塔诺开始的,他们带着编纂和出版古代民歌的计划,于1804 —1805年来到海德堡,很快团结了一批同好,如格雷斯、格林兄弟等人,他们除编辑出版《隐士报》外,还主要从事民歌、民间故事的搜集、研究和普及工作。他们留下了举世著名的《格林童话》《男童的神奇号角》和《德国民间故事书》等。除上述共同特点之外,我国魏晋文学和德国浪漫派还有重想象、追求无限、崇尚个性解放、崇尚学问、激浊扬清,即批判精神等共性。

从上述类似的共性可以看出,无论是我国魏晋文学还是德国浪漫派,在各自国家文学史上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时期,文学艺术的创作,竭力冲破历史上形成的美学框架,审美情趣,一时之间文学艺术的题材、体裁、形式、语言表达方式等出现了新的更为个性化的特点。文学艺术的这种所谓“新变”,与文学家、艺术家的“文学自觉”、“艺术自觉”是分不开的,它们是文学艺术新时代来临的标志,奠定了后来文艺发展的方向。

 

关于《论德国浪漫派》这部书稿的整理过程,我还要交代几句。作者去世后,按照我与陈夫人沈代珍的约定,先由作者女儿陈菲把他的手稿进行初步加工整理,并输入电脑。然后把电子稿传给我,由我做第二遍加工整理。我补写了作者未来得及完成的第四篇、第二两章,对全书表述未尽完善之处,加了些补苴罅漏的文字。后由我老伴儿刘迎晖对完成稿作通盘审读、润饰,对书中所用术语、人名、地名、书名进行统一。全书整理工作花了我们三人三年时间。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我这位老同学挥汗苦读,撰写了一部学术著作,终于要变成铅字了。我作为他的老朋友,自然是欣喜万分,可他自己却未能看到这部著作问世。他病重期间,我去他家探望,他一再惋惜地说:“那本书本来快要结束了……”我安慰他说:“安心休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只是苦苦一笑。我知道,眼看着谢七爷、范八爷们的影子房前屋后转悠,我那些安慰的话是多么苍白无力呀。

 

他生前多次嘱咐我,一定要为这本书写个前言。他知道我是从来不为别人的书稿写前言后记的,这次是责无旁贷,必须满足我这位老同学的遗愿。呜呼,愿他在天之灵安息!



导语摘要

18世纪末发端于德国,随后在欧洲各地出现的浪漫主义,是一次波及范围大,影响深远,其“余波”至今尚未停息的文化思潮。其波及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诸领域,席卷了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本书探讨的德国浪漫派,是这个思潮的源头,特指18世纪90年代至1850年前后由施莱格尔兄弟、诺瓦利斯等掀起,随后又有布伦塔诺、阿尼姆、克莱斯特、霍夫曼、艾兴多夫等大批作家参与的一场文学运动。

 

德国浪漫派对后世有着难以估量之影响,它不仅是现代派当中诸多流派之源,更在西方近现代思想史上占有特殊地位。

 

《论德国浪漫派》是自19世纪中叶“西学东渐”以来,我国学者系统研究德国浪漫派的部专著。不仅对德国浪漫派的形成历史研究得十分透彻,而且将德国浪漫派放入启蒙运动、德国古典文学,以及同时代的斯拉夫语世界的文学、英语世界的文学(包括北美文学)、罗曼语世界的文学、北欧文学等与它有关的文学广阔视野里一起考察。更难能可贵的是,本书对历史上关于德国浪漫派的论争有着独到见地。方便读者一本书把握德国浪漫派,更有助于推动我国学术界对德国浪漫派的深入研究。

作者简介

陈恕林,男,1953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1954-1959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选修德国语言文学。自1959年10月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从事德语文学研究、翻译,重点研究德国浪漫派


 


主要论著有:《德国浪漫派及其评价问题》《E.T.A.霍夫曼及其评价问题》《海涅与德国浪漫派》《魏玛古典文学与德国浪漫派》《从德国浪漫派看“积极”与“消极”浪漫主义划分问题》和《启蒙运动与德国浪漫派》。作品多次入选《中华文库》系统工程。其中,《启蒙运动与德国浪漫派》于2004年获香港世界华人交流协会和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颁发的“国际优秀论文奖”。


 


主要译著有:霍夫曼长篇小说《雄猫穆尔的生活观》、中篇小说《斯居戴里小姐》;霍普特曼剧本《织工们》《马车夫亨舍尔》、中篇小说《索阿纳的异教徒》《道口看守员蒂尔》;霍赫胡特剧本《代理人:一出基督教悲剧》;卡尔?迈长篇小说《银湖宝藏》;德国民间故事选《厄伦史皮格尔的故事》;托马斯·布热齐纳恐怖俱乐部系列丛书《魔鬼电车·碧眼男人·隐形怪物》;等等。



目录
前言


导论



德国浪漫派的渊源与流变



德国浪漫派的渊源 


第二章
一些作家的流派归属问题 


第三章
早期浪漫派(1790 — 1802) 


一、
早期浪漫派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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