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思想（典藏本）（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本书是施拉姆最具代表性的成熟之作。作者依据多年潜心研究的心得，汲取消化新的文献史料和观念，并以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作为参照系，着重从思想理论方面对毛泽东一生的思想历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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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0176338
出版时间2013-09
版次1
印刷时间2013-09
印次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纸张胶版纸
页数339页
字数321千字
定价98元
上书时间2023-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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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施拉姆最具代表性的成熟之作。作者依据多年潜心研究的心得，汲取消化新的文献史料和观念，并以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作为参照系，着重从思想理论方面对毛泽东一生的思想历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作者认为，现代中国历史离开毛泽东及其思想的作用是不可思议的，毛泽东毕生为之奋斗的理论目标就是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总结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既是毛泽东理论活动的基本轨迹，也是把握其思想的主要线索。
作者介绍：
斯图尔特•R•施拉姆，西方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和毛泽东著作翻译家。1954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世纪60年代在哈佛大学从事当代中国问题研究。1967年执教于英国伦敦大学。1968年至1972年任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政治系教授，兼任该院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1990年退休返回美国，应聘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持英文版《毛泽东集》的编纂工作。
主要著作有：《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63)、《毛泽东》(1966)、《未经修饰的毛泽东：谈话与书信集(1956—1971)》(1973)、《对毛泽东的初步重估》(1984）、《毛泽东的思想》(1989)等。
目录
序1
导论7
第一篇1949年以前毛泽东的思想
第一章从学生运动到农民运动（1917—1927）
第二章党、军队和群众（1927—1937）
第三章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1937—1940）
第四章毛泽东的思想的胜利（1941—1949）
小 结
第二篇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思想
第五章从人民民主到人民内部矛盾
第六章毛泽东探索一条“中国道路”
第七章中苏分裂的因与果
第八章“文化大革
命”的意识形态
小 结
结束语
注 释
参考文献
索 引
精彩样章：
第三章
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
（1937—1940）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毛泽东在他的著作里只是偶尔提到哲学问题。他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认真的研究是在1936年到1937年的冬天。埃德加·斯诺记述说，在为写毛泽东的传记而向他搜集材料时，毛泽东经常因要潜心研究一大摞刚刚送到的苏联哲学著作的中译本而中断他们之间的谈话。读过这些著作之后，毛泽东几乎是立即就开始作了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一系列讲演，现已成为名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当初这些讲演稿的最后部分。
当然，在1949年以后，只有《实践论》和《矛盾论》分别于1950年和1952年在中国正式出版过。不过，毛泽东在1937年实际上作过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一系列讲演这一事实，是确定无疑、无可辩驳的。
值得注意的是，当斯诺在1965年问及此事时，毛泽东否认他是《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这部著作的作者。事实上，毛泽东一般来说更愿意人们只读他经过修改并经他本人认可的著作，但却不必特意公开否认他认为不再适宜的那些文章。
不难发现毛泽东在此事上如此敏感的原因。自列宁的时代以来，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哲学家的声望，已被认为是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人物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毛泽东当初作这一系列讲演，无疑是以确立他在这方面的地位为目标的，在他之前，斯大林也力求具有这种资格。毛泽东在党内的对手都在莫斯科受过训练，在其后的五六年间，他就要同他们展开实力较量。因此，他感到自己容易受到攻击之处是人们可能说他不过是个农民游击战争的领导者，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能力分析抽象的范畴。然而事实不久就表明，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讲演并未真正达到预期目标。这些讲演有相当大的部分，尤其是开始讲的那几章，几乎是不加掩饰地照搬苏联的材料，而毛泽东用自己的语言表达的地方，结果常常不甚理想。
这里，我不想分析毛泽东的整个讲演材料，而是以后来确实构成了“毛泽东思想”内在组成部分的两篇论文为重点。在1936年至1937年间，毛泽东所接触到的苏联著作译本和其他著述中通常都以较大篇幅讨论认识论，并把这种内容放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卷本著作的最后部分（如《实践论》），像毛泽东那样把矛盾问题置于突出地位的著述，在他接触到的各种材料中极为少见。这类材料中的绝大部分都有一节论述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及有关问题，但一般说来篇幅都比较短，且没有任何一部著作像毛泽东的讲演那样把这部分内容放在最后，从而使之成为整个课程的顶点和综合。
毛泽东为何把矛盾问题置于突出位置，对此无疑可以列出许多理由。本书对其思想作出的概要解释包含了其中两个理由。一方面，他对辩证法的理解带有道教和其他中国传统思潮的浓厚色彩；另一方面，正如我自始至终强调指出的那样，他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社会模糊不清而又复杂的特征（换言之，就是国内矛盾的含混性和复杂性），并力图把这种洞见在其革命策略中具体化。第一个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他对辩证法的理解中的瑕疵；第二个特点则是优点。
在他的授课笔记中，涉及矛盾问题的部分差不多占了全部讲稿的一半，大约有2.5万字，与之相比，收入《毛泽东选集》版本的只有2.2万字左右，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矛盾问题的重视。虽然这两个版本之间有显著的差别，但二者的一致之处却足以一劳永逸地否定阿瑟·柯亨（Arthur Cohen）和其他人提出的观点，即毛泽东在1937年不可能写出这样一部著作。但是，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初毕竟发现，要使这篇论文具有令人满意的形态绝非轻而易举之事。1951年3月8日，他写信给陈伯达和田家英指示说，他对《矛盾论》作了一次修改，但是最后一部分还需要进一步缩改，故此篇不拟收入即将出版的其选集中文版第一卷里。
讲演稿的这一部分为什么大大超过了前几节呢？我想，答案实际上在于如下事实：毛泽东正在研讨的不仅是使他感兴趣的概念，而且是这些概念在中国革命环境中的应用。另一方面，《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第一章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苏联作者所理解的希腊和西方哲学史的概述。在这里，毛泽东只能复述他的资料来源，无法加入任何他自己的东西。
人们普遍认为，苏联记者在两年后对《矛盾论》无动于衷（他们在1950年对《实践论》大加赞赏），是因为他们抵制这种对斯大林理论权威的含蓄挑战。毫无疑问，在某种程度上这的确是一个因素，但同样可能的是，苏联人也发现毛泽东对辩证法的理解是奇特的，带有异端色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多次抱怨《简明哲学辞典》专门与他的矛盾观点作对，有一次他指出，他正在讲的此书第四版（1953年在莫斯科出版）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苏联人的不满是，生与死的转化是“形而上学的”，战争与和平的转化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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