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古城考鉴 上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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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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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福有
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
装帧平装
货号史志架
上书时间2018-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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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相描述:九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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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鉴》的统计中所增加的山城,所否定的山城,都是作者实地调查的结果,可靠性大大提高,山城的坐标、海拔等数据和修筑情况的介绍也比较详细,尤其是又插入了大量现场拍摄的照片,更增加了每座山城的实际景象,这实在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可以说,《考鉴》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对中国境内高句丽古城的介绍最为齐全的权威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
可以预见,《高句丽古城考鉴》出版后,一定会在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以山城为主的高句丽古城的考古研究,实地调查、拍照这类重要的基础工作,在本书出版后可以告一段落,尤其是拍照任务,可宣布完成,因为以后短时期内很难再有人有条件去做这项工作。
--魏存成(吉林大学博导)
而像福有先生等在短短 10年间,完成了辽、吉两省几乎所有的高句丽古城调查,诚如他在“绪论”中所说“此前无人做过”。此举真的令我等专业工作者自愧不如。所以,当我深悉高句丽古城调查的艰辛,怀着与作者同样的“高句丽情结”品读这部书稿后,心灵相通,有几点切身体会,不能不坦告读者。
首先是本书的考古资料收集丰富、学术信息量大。全书共收录作者亲自调查的高句丽古城 114 座,而且是在调查的 230 余座古城中筛选、鉴别、确认出来的。同时在现场拍摄的 2 万多张照片中,精选出数千张附录在书中。由于大部分国内外高句丽研究者没有条件亲临更多的高句丽古城,其现场拍摄的图片的实证价值尤需珍视。据我所知,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以亲自调查所得而不是转录第二手材料,获取的有关高句丽古城资料在数量上最完备的著作。其在高句丽研究中的意义,仅就此来说功莫大焉。
--王绵厚(辽宁省博物馆原馆长)
读过福有等诸位先生的《高句丽古城考鉴》后,我感到至少在以下几方面是值得注意的,也是本书的特出之处,现为简略缕述。
首先说,这是一次前所未有、较全面地对高句丽城址的调查。高句丽的建置,文献记载较少,而遗留下来的古城址却很多,并且又很分散,遍布于当时的辖境之内。但此前多数城址处在未知状态,在野外经历了千余年的风雨洗礼、自然与人为因素的破坏,遗留到今天已经是城墙颓毁驳蚀,城内建筑全无,面貌改观,已难知其确切情况。至此,若再没有一次全面的调查,随着地貌、环境等不断地改变,城址难免要遭受消失的命运,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将成为永久的历史遗憾。因此,福有等诸位先生的这次全面调查,实在是非常必要,既保存了当下遗存尚可获知的材料,又可使研究者能够借此看到高句丽古城的整体面貌,这确实是高句丽遗存的幸事,也是学术界的幸事。
--冯永谦(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自2003 年秋冬以来,我与孙仁杰、迟勇在调查高句丽王陵的同时,结合调查高句丽都城、重要平地城和都城附近的山城。2007 年,完成并出版了《集安高句丽墓葬》《高句丽 王陵通考》 《高句丽王陵统鉴》之后,于 2007 年至 2009 年侧重调查高句丽千里长城和高句丽山城。2010 年,出版了《高句丽千里长城》。之后,集中时间和精力做好调查高句丽山城的结尾工作。2011 年至 2013 年,转入《高句丽古城考鉴》后期整理工作,发现一些重要疑点,又返回野外复查、核查。历时 11 年,终于告竣。
高句丽古城包括平地城、山城、关隘、哨卡等,重点是都城与山城。综合各家意见,提出属高句丽山城的有 236座,我们全部到实地调查至少一次以上,经反复研究,最终确认 114 座属于高句丽或被高句丽沿用过的古城。其中,辽宁 64 个,吉林 50 个。另 122 个我们认为不是高句丽山城或该地无城。11 年来,我们走遍了辽宁、吉林境内的全部高句丽古城,特别是山城,获得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此事,此前无人做过。
--张福有《前言》
在完成高句丽王陵、高句丽千里长城和高句丽古城的全面调查与研究之后,我们愈发感到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高句丽王陵、高句丽千里长城、高句丽古城,这三者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交叉、密切联系的。《集安高句丽墓葬》《高句丽王陵通考》《高句丽王统鉴》《高句丽千里长城》《集安麻线高句丽碑》《高句丽古城考鉴》六部学术专著,多属填补国内外空白之作。正如魏存成先生在为三本书所作序言中都一直强调“全”“新”“合”一样,这些补白之作,在内容全、观点新、方法合的基础上,构筑了一个高句丽研究的全新的资料体系和理论体系。15年来,我们有 30 多项考古新发现。这一新的资料体系和理论体系的问世,是对以往诸多调查、研究成果的继承,也是对“猜想”式“研究”的终结。那种脱离实际的“解读”、“注释”、 “演绎”史书的做法,已经毫无意义。从文献研究与文物遗迹调查结合上得出的诸如:“豆谷”是集安通沟, “赤谷”是白山红土崖, “凉谷”是桓仁凉水泉子,豆谷离宫是集安梨树园子遗址,琉璃明王陵是集安禹山0 号墓; “龙山”是桓仁浑江边的“龙头山”,其上的“望江楼”4号墓是朱蒙墓;集安禹山3319 号墓不是高句丽王陵,而是中郎将平州牧崔毖之墓;集安麻线千秋墓不是故国壤王陵、故国原王陵,而是小兽林王陵;集安“五盔坟”不是泉氏墓地,而是王陵区、是回葬王陵;尉那岩城不是霸王朝山城,而是丸都山城;英城子山城、盖州高丽城山城不是安市城,而是海龙川山城;公元 247 年东川王所筑平壤城不是朝鲜平壤,也不是集安国内城,而是好太王碑中有别于“下平壤”的“平壤城”集安良民古城;集安蒿子沟(柴子沟)即“柴原”,蒿子沟 1 号墓即东川王陵;公元 346年前夫余“西徙近燕”的后期王城不是农安,而是辽源龙首山城一带;赤山山城是唐太宗避暑之驻跸山等全新结论,已经渐成共识。早在 2004 年 12 月,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 年第 4 期刊发中国社会科学院于逢春先生的《高句丽问题学术研讨会述评》指出:“值得一提的还有张福有《高句丽的平壤、新城与黄城》一文”, “为高句丽的历史地位、归属及其对外关系问题之研究,提供了坚实而有力的基石。”随着 15 年来调查、研究的不断深入,良民平壤城已被考古界权威专家所认可,证明于逢春先生 14 年前在《述评》中所提“基石”之说得到印证,所评不诬。在本书付印之际,吉林省委原书记王云坤说:“福有确实辛苦了。对高句丽历史研究,福有是最权威的了。”就此而论,我们备感欣慰。
有必要说明的是, 《高句丽古城考鉴》,如同《高句丽王陵通考》《高句丽千里长城》一样,不是因为有谁布置任务而去做的,是我们自发的动机、自觉的行为、自加的压力所致。好在有吉林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大力支持,有吉林省委宣传部、吉林省财政厅、文化厅、文物局和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的支持,有辽宁省、黑龙江省和吉林省有关部门及三省各地文物局、文管办、考古所、博物馆等数百人的参与和支持,终于完成了这项前无先例的艰巨工作。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非常感谢吉林省委王云坤书记、全哲洙副书记,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邓凯、马俊清、荀凤栖,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杜学芳,省领导王儒林、王化文等,对我所从事的高句丽遗迹等考古调查高度重视、破格配车、多方大力支持。感谢吉林省文化厅已故周维杰厅长和林君厅长,吉林省文物局金旭东局长,感谢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宋玉彬、安文荣所长。感谢已故的方起东、李健才、李殿福、刘萱堂先生生前给予的指导。感谢林沄、孙玉良、董学增、陈全家、韩世明、傅佳欣、王洪峰等先生的鼓励、鞭策和指导。感谢崔明、侯岩、董峰、程远、王晓冬、唐洪源、孙仁杰、迟勇、郭建刚、李薇、王春燕、尚武、于亚茹等同志的大力支持。感谢张玉春、于丽群、王丽萍、王昭等同志的多年支持。感谢辽宁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常卫国、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潘春良,对我在辽宁和黑龙江境内的考古调查所给予的切实支持。感谢辽宁、黑龙江两省多年间与我们一起攀山越岭、实地调查的冯永谦、王绵厚、李新全、曹德全、萧景全、郑辰、张翠敏、梁志龙、周向永、许志国、王禹浪、王俊辉、崔德文、崔艳茹、崔玉宽、王嗣洲、宁金鹏、全晓红、刘文革、邢杰、姜宝宪、宋泽民、赵晓刚、刘晓东(博物馆)、李玲、刁丽伟、徐景辉、金洁、赵哲夫、阚德刚、于观春、李丽、倪春野、姚虹云、田青方、吕淑华、刘春海、韩彥来、邓树平等先生和女士,他们对我们在省外的考古调查帮助甚多。感谢 15 年来的 200 多位农民等向导。
衷心感谢王绵厚、冯永谦、魏存成先生惠赐序言。三位先生对高句丽城址素有专攻,早有著述。他们皆具慧眼,深知全面、系统调查高句丽古城址对于深化高句丽研究的重大意义,因而厚爱有加,给本书以高度评价。
还需提一句的是,我们的调查与研究是顶着某些方面极大的压力坚持下来的。为的就是要为子孙后代留下学术储备,为的就是学者不失语,掌握学术话语权。毌丘俭有名言:“忧责重山岳,谁能为我担?”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十九年(645 年)以一句: “不遗后世忧也”,说服了满朝文武,率军亲征高句丽。这些箴言,至今仍振聋发聩。沉重的担子叫“忧责”。忧患依然存在,我辈仍需努力。
--张福有《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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