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一山传略蕭立岩著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稿纸400字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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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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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蕭立岩
年代1984
页数39页
货号202 1 8开手稿
上书时间2021-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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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一山传略
蕭一山先生是我國近代著名的清史學者，他的清史巨著——《清代通史》，過去在史學界曾享有盛譽，被視為清史中的權威著作[①]。
他終身從事清史研究，生平著述甚富。除《清代通史》一書外，還著有《清史大綱》、《中國近代史概要》、《民族文化概論》、《中國通史大綱》，《曾國藩傳》、《洪秀全傳》等書。並輯有《太平天國叢書》、《太平天國詔諭》、《太平天國書翰》、《中國秘密社會史料》等資料書。此外，關於清史及中國近代史方面的論文、講演錄等，在四十年代曾彙編成《非宇館文存》十卷，四十年代以後的散篇論著，一時尚無法統計。
由於時代和其他方面條件的限制，他的著作中不可避免地會存在這樣或那樣的缺點和問題，這是無庸諱言 的。但從批判吸收前人學術文化遺產的角度出發，我們對之似不必作過苛的要求。
一、生平概述
蕭一山（1902年—1978年）名桂森，號非宇，江蘇銅山（今徐州市）人。其父蕭宗雅老人為一塾師，蕭先生幼時即隨父在塾中讀書。由於督責之切與攻讀之勤，蕭先生在進入中學前，已遍讀四書五經及若干古典文學，史學名著，其中以《史記》和《資治通鑒》兩書對他的影響尤深。
據蕭先生回憶，他大約在六、七歲的時候，就對歷史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他說：這主要歸功於一位名叫楊群的轎夫，楊群是一位極為擅長講歷史故事的人，“他能把成套的《三國演義》、《東周列國志》、《說唐》、《嶽傳》等，不加思索地隨口說出。講得有條有理，並且能隨時提起高潮，令人聽而忘倦”[②]。後來，蕭先生為了追溯這些故事的來源，幾乎翻遍了所有的歷史書。這當然談不上是研究，但卻大大開擴了他的眼界，為他後來從事清史研究奠定了廣博的知識基礎。
蕭先生雖然從幼年時起就對歷史有興趣，但一九二O年上山西大學時，卻是讀的政治系而不是歷史系。他說：這主要是因為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國內政治十分黑暗，外受帝國主義壓迫，內部民不聊生，當時凡有志青年無不抱救國救民的宏願。他也是在這一形勢下很想從政治理論上探討中國衰弱的原因，以及怎樣才能使中國走上富強康樂之途，所以就選擇了政治系。但學習了一段時間之後，他發現政治系所學的課程並不能滿足他的願望，覺得還不如學習歷史，可起“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作用，能夠更多地瞭解中國歷代興亡衰替的原因，有助於對中國現狀的理解；因此，他決定轉入北京大學歷史系。
在北大學習期間，由於得到明清史專家朱希祖、孟森等人的指導，他很快把興趣集中到清史研究上。通過勤苦鑽研，在不到三年的時間裏，完成了《清代通史》上卷六十余萬字的寫作工作。一九二三年，此書正式出版。以後數年，中、下卷講稿也相繼印行，從此奠定了他在史學界的聲譽。
一九二四年蕭先生在北大畢業後，應梁啟超的邀請到清華大學任教。當時梁講授中國通史的文化史部分，由蕭講授中國通史的政治史部分，並擔任清華“留美預備部”的研究指導。稍後，又在北大、北師大等校兼課，同時寫成《中國通史大綱》一書問世。
蕭先生在北京任教期間，曾一度有志於教育制度的改革。一九二九年，他創辦了一所從小學到大學一貫制的新型學校——文史政治學院。原計劃在較短的時間內培養具有文、史、政治素養的人材，以改變舊制學科分散，精力不易集中之弊。但後來由於經費籌措困難而停辦，他改革學制的嘗試未能實現。
一九三一年，蕭先生應南京中央大學之聘為清史教授。次年，公費赴歐美考察文化教育。在歐洲期間，除進行考察和研究外，尤留意於太平天國史料的搜集。一九三四年回國後，輯成叢書多種，並皆為之考釋，對於推動太平天國史的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朱希祖在《太平天國叢書》第一集的序言中，曾盛讚蕭先生搜集太平天國史料之功[③]。
一九三五年，蕭先生任河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同年，在南京創辦《經世半月刊》雜誌。此刊為文、史、哲學、政治的綜合性刊物，除刊登學術文章外，又積極提倡“經世致用”之學，並鼓吹抗戰，反對投降。一九三六年，邀請範文瀾先生來河南大學文學院任教，並委託他負責《經世半月刊》開封分社主編任務。抗戰初期，此刊在國內的影響頗大，據王蘭西先生回憶說：當時《經世半月刊》與另一進步刊物《風雨週刊》，“對河南團結救亡力量，推動救亡運動，起了相當的作用”[④]。範文瀾曾著《論遊擊戰術》一書，蕭先生為之作序並題寫封面。
一九三八年，蕭先生轉任東北大學文理學院院長。東北大學原創設于瀋陽，“九·一八”事變後，遷入關內。“七·七”抗戰發生，由北京遷西安，再遷四川三台。三台古稱梓州，為川北名城，盛產魚米，環境清幽，在抗戰期間是一個比較安定的地方。
蕭先生于講學之余，寫成《清史大綱》與《曾國藩傳》兩書，共約五、六十萬言，闡述他對清代歷史中一些重大問題的看法。
一九四四年，改任西北大學文學院院長。抗戰期間，西北大學設於陝南城固，李宗仁先生適於此時任“漢中行轅”主任，駐漢中。漢中與城固兩地相距很近，李聞蕭之名，多次往訪，頗為投契。抗日戰爭勝利後，李調任“北平行轅”主任，敦聘蕭為秘書長。蕭堅辭不果，遂以“部聘教授”[⑤]名義兼為秘書長。後來李宗仁先生對於這段經過敍述得很詳細：
我與蕭君在漢中才初次相識，……當我要遴選一位秘書長時，便想到了蕭君。且因他久負才名，與全國教育界人士極為熟悉。北平為我國文化薈萃的中心，如得蕭君為佐，實最理想。起初，蕭君對此頗為躊躇，因他與蔣先生也很熟，蔣先生且曾數度請他入中樞任職，皆因政治主張格格不入而婉謝。這位一向遁跡高蹈，薄中央之官而不為的學者，一旦與所謂“桂系”接近，豈不惹蔣先生的不快？經我一再解釋，他才有屈就之意。再者，一山尚有住宅、書籍在平。八年戰火之餘，急待整理。抗戰結束之初，交通困難萬狀，他要立刻飛平，殊非易易。如就任北平行轅秘書長，則可返北平於旦夕之間。經數度考慮，他終於接受了我的邀請[⑥]。據說蕭先生當時只答應協助工作兩年，到北京後，仍寓其舊居，不住官邸，並在北京大學講課，以示不脫離學術界。一九四八年，李宗仁赴南京參加“副總統”競選，蕭先生即于此時辭去秘書長職務。
蕭先生到臺灣後的情況，由於資料缺乏，詳情不悉。據散見於臺灣、香港等地的報刊透露：他曾任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臺灣中國史學會監事等職。一九五九年，與張其昀等人共同主持“清史編纂委員會”，集中了一批清史學者，改編《清史稿》為《清史》，共八冊，七百余萬字。一九六O年，應美國國會邀請，赴美講學一年。回臺灣後，“屏絕一切外務，閉戶潛修，寢饋三年”[⑦]，完成《清代通史》的全部修訂工作。一九七八年，在臺灣“清史檔案研討會”期間，因心臟病突然發作病逝，終年七十七歲。
二、《清代通史》出版前後
《清代通史》是蕭先生從事清史研究的一項重要學術成果，原分上、中、下三卷。到臺灣後，他對此書又重作了補充和修訂，擴大為五卷，共四百一十余萬字。一九六三年，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斷代而稱“通史”，在近代史書中是少見的。蕭先生解釋他所以採用這個書名的原因，是出於兩方面的考慮：（一）他原有編寫一部大型中國通史的計畫，清史僅為其中的一部分，故以“通史”名書。（二）這部清史的編寫體例，是屬於歐洲人所說的“普通史”（generalhistory）的類型，故簡稱為“通史”。他為了避免誤會，在新版《清代通史》的“補記”中特作以上說明，並謂：“或有以斷代稱‘通’為不典者，特書此以代釋名”。由此可見，他採用《清代通史》這個書名，是有他的特殊考慮的。
一九二三年《清代通史》上卷出版時，作者還是一位不滿二十二歲的青年人，當時史學界頗為之震動，一些學術界先輩對此書所取得的成就也深表讚賞。如李大釗在《清代通史》初版序言中說：
蕭子一山，以績學之餘，著《清代通史》一書。書成，執以示愚。愚受而讀之，知其書之性質為有清一代之中國國民史。置之史學系統中，當為普通史中之記敍的國民史。取材既極宏富，而于文明與政治諸象，統攝貫通以為敍述，且合于社會諸象悉相結附不能分離之史理。愚故樂為之序，冀著者之，益精厥業，以此為重作各史之先聲也[⑧]。
梁啟超對此書尤為推崇，他說：
蕭子之于史，非直識力精越，乃其技術亦罕見也。……非志毅而力勤，心果而才敏者，其孰能與於斯？蕭子之于史，未見其止，但以所睹本書四篇論，其所論者，為明清嬗代之樞機，為歐亞接觸之端緒。為賾至棼而不易理，為機至微而不易析。讀茲書，何其乙乙而抽，淵淵而入，若視蕃摩羅於掌上而嚼誅果于回甘也！遵斯志也，豈惟清史？漁仲、實齋所懷抱而未就之通史，吾將于蕭子焉有望也[⑨]。
當時在北京講學的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教授今西龍博士也高度評價此書，並對作者寄予深厚的希望：
清代史宏大而複雜，加之先人的著述不多，所以著它的通史，比著一般的通史更為困難。清代通史雖然是非常切要，但從來公諸於世的作品，無論是哪一國人的著作，都很少可觀的，也就是因為這個緣故。近來蕭先生立志從事于這個困難的工作，著成《清代通史》一書。……他能將浩瀚的蓋舊材料，融化成自己的東西，又加上許多新材料，並且記述也安排得宜，詳而且確，實是從來得未曾睹的佳著。……可驚的是，這書比起諸大家費掉多少歲月所著述的都好，守算是現時第一的佳著。而蕭先生乃是一個不到二十二歲的青年學者。他既有天賦的聰明，又富於春秋，只須好學不倦，將來造詣實未可限量，必有成為世界的大史家之一日[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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