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史话
￥ 9 3.6折 ￥ 25 九五品
仅1件
北京通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中国税务学会 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09764954
出版时间2014-12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纸张胶版纸
页数208页
字数99999千字
定价25元
上书时间2024-02-13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九五品
- 商品描述
-
基本信息
书名:税收史话
定价：25元
作者:中国税务学会 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12-01
ISBN：9787509764954
字数：138000
页码：208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商品重量：
编辑推荐
内容提要
目录
作者介绍
张敬群，1949年3月出生，江苏丰县人，南京大学行政学系涉外经济研究生班结业，高级政工师、经济师。曾任徐州市税务局、国家税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江苏省国家税务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巡视员，现任江苏省税务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税务学会税收学术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税务学会税收学术研究委员会税史研究部召集人。
序言
序 综观大千世界上的各种事物，既与国家之兴衰、朝代之更替等时局大势休戚相关，又与黎民之衣食、百姓之住行等日常小情如影随形者，应当说非税收莫属。否则，美国著名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富兰克林先生便不会这样说，人的一生有两件事不可避免：死亡和纳税。 在中国，税收从产生至今，历经4000多年的岁月。其间，它一直在人们褒贬毁誉的不同评价和爱恨情仇的迥然目光中存续进化着。它有时像天使，促成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百姓康乐；有时像恶魔，搅得天下动荡、经济凋零、民不聊生。4000多年来，无论人们对此进行怎样的评判，也无论社会风云发生如何的变幻，税收作为国家重器的身份始终毋庸置疑。因之，中国税收历史在整个中国历史中的显要地位也就始终毋庸置疑。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说过：“一国家当动荡变进之时，其以往历史，在冥冥中必会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此乃人类历史本身无可避免之大例。”钱先生的话，深刻而明晰地指出了研究历史的重要意义之所在，同时彰显了“历史是一门重要学问”这一命题。 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税收历史，并非单纯在于做学问，其意义更在于：它对帮助、促进现在的税收事业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和作用。首先，税史是镜子。自古以来先人税收实践的得与失为后人提供了借鉴和警示，对我们目前科学有效地组织税收活动，避免重蹈历史覆辙，大有裨益。其次，税史是宝库。这个宝库极其丰富地蕴藏着先人的治税理念、典章制度、赋税措施、成功范例，其中不乏至今仍然熠熠生辉者，完全可以拿来“古为今用”。再次，税史是基石。它让我们得以站在中国四千多年厚重的税收积淀基础上，稳定脚跟、开阔视野，立足中国国情，借鉴世界先进理念，不断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收制度的新体系，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收事业的新局面。 然而，相当多的人对于研究中国税收历史并不感兴趣。之所以如此，主要是认为研究税史乃专业人员之责，事不关己而高高挂起。这种观念既有失偏颇，但也可以理解。说它有失偏颇，是因为税收之良莠与国家之兴亡休戚相关，中国自古就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说，更何况如今的中国是人民当家做主。国家者，乃人民之国家；税收者，乃人民之税收。既然税收与国计干系重大，与民生息息相关，作为国家主人的广大民众没有丝毫理由疏远它，而是应当主动接近它、了解它（这当然包括它的历史）、改造它、驾驭它，让它更好地为社会发展与百姓生活服务。说它可以理解，是因为市面上缺乏适合广大民众阅读的税收史书，多数税收史书专业性太强，文字冗长且艰涩难懂，无怪大家不去问津。 于是，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应当编写一部浅显易懂的普及型税史读物，以飨广大读者。 正是基于普及税收历史知识的需要，中国税务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响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史话》编撰工作委员会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之函请，指定税史部召集人张敬群执笔撰写了这本《税收史话》，书文初就后，又经多位专家多次指点，笔者数易其稿，终得付梓。 应当说，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之所以这样说，理由有三。 其一，这是一本中规中矩的税收“史话”。首先，它记述的是史实，即历史真实发生过的事，每一个事件皆有史可稽、有据可查。其次，它按照“史话”文体的要求，以故事和漫笔的形式对中国税收历史做了如实叙述，不是以“考”“论”“辨”“析”之类形式撰写的理论性文章。最后，它遵循了史书编撰的一般规则，选定了相应的体例：通体上按照编年体，断代中采用典志体，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纵不断时代脉络，横不缺税事要项。 其二，这是一本颇有特点、较为有趣的税收史书。一是开篇别致。本书设有《前言》，专谈税收的起点问题，既立足现实明确主张“税收始夏”，又以发展的眼光指出“或许这只是现在的说法”，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二是章节新颖。本书将每一个朝代（或重要时段）的税收特点用两句话概括之，并设置为标题。这种借用章回小说的手法来叙述税史的叙事方法，是在其他税收史书中难得一见的，此举能够充分调动读者阅读内容的积极性。同时，此举也使得本书各章节既贯通成书，又独立成文，易于读者进行选择性阅读。三是详略得当。在朝代取舍上。凡列入《新华词典》《历代纪元表》中的朝代，均设置章（节）叙述；历史上虽然存在，但未列入《历代纪元表》的，比如五胡十六国，则略之。在各断代的篇幅分配上，存续时间长、税收事件多、税制有特点的多述，存续时间短、税收事件少、税制无新意的少述。在税事本身内容的选择上，能够引起广大民众关心的内容，比如税种的多少、税率的高低、税负的轻重、征敛手段的善恶、征管秩序的治乱、税收效果的好坏等，予以详述；不为广大民众关心的专业性问题，比如税收机构的设置、税务官员的配备、内部管理制度等，则予以省略。 其三，这也是一本不无学术价值的书。本书在结束语中，将四千多年中国税收制度演进过程的历史规律用“三条脉络、四个节点、五个阶段”来归纳概括之，这是其他税史书籍中未曾有的。此举既有助于非财税专业的读者消化上述断代税史内容，站在整体的高度，有层次、有节奏、有动感地领会税史的真谛，也有助于财税专业人士就此问题展开进一步的探索。故而可以说，此书不失为一本雅俗共赏的读物。 当然，限于作者自身的知识水平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本书难免会有不足甚至讹误之处，恳请各位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是为序。 钱冠林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前 言 谈起中国的税收历史，首先必须弄清一个问题：中国的赋税产生于何时？ 然而，要弄清这个问题并非易事。关于中国赋税产生的时间，大致有以下三种意见：产生于夏代之前，产生于夏代，产生于夏代之后。上述三种意见给出的具体年代，最早的为距今6000多年的早期大汶口文化时期，最迟的是距今2600多年的鲁国初税亩改革时期，两者之间的时间跨度竟长达三四千年。 之所以出现上述见解的差异，主要原因：一是先人记载我国赋税起源的文献资料现存有限，有限的资料中又有些不清楚乃至矛盾之处。二是史学家们各自对有关文献资料的理解有别，看问题的角度不同。 在中国赋税产生年代的问题上，有多数派观点和少数派观点之分。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在夏朝之前的社会属于原始社会，尧、舜、禹三人均以部落联盟首领的身份出现，部落首领由推选产生。在尧舜禹时代之前的原始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没有剩余产品，没有国家产生的条件。在尧舜禹时代的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有所发展，剩余产品已经出现，氏族公社首领私自占据剩余产品，而成为富有者，但大多数氏族成员则相对贫困起来，阶级矛盾逐步尖锐化。少数富人为了维护自己对剩余产品的不断占有以及对贫穷者的统治，开始逐步建立起军队、官吏等统治工具。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建立的条件越来越成熟。夏朝的开国之主禹死后，其子启杀掉禹选定的继承人而自立，实行了王位世袭制，建立了军队、监狱，并设立了刑法，这标志着国家在中国的创立，故此赋税是从夏代起源的。主要的文献依据有：《尚书?禹贡》中“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的记载；《史记?夏本纪》中“自虞夏贡赋备也”的记载；《孟子·滕文公上》中“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的记载。 但也有人与上述的多数人意见不同。有学者依据《史记·五帝本纪》中“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的记载和《路史》中“神农之时，为民赋，二十而税一”的记载，提出了“中国的赋税产生于炎黄之时”的观点。在国家产生的时间上，有人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国家的出现不是距今4000多年的夏代，而是距今6000多年的早期大汶口文化时期，比夏代要早2000多年。还有人以“税”字及其同义字的产生时间（或符合该字含义的事物的出现时间）为依据，来推断中国赋税的产生时间。历史上的中国赋税在“税”字出现前曾经有过许多其他名字，如“贡”“献”“来享”“来王”“宾”“赋”“助”等。 围绕对上述文字的分析，出现了中国赋税产生时间的不同观点：有的认为，赋税产生在夏代的说法不可靠，商代的“宾”才是最早的财政收入形式和名称；有的认为，因为我国的“税”字产生在春秋时期，所以税收的起源应当是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的“履亩征收制”。如此等等。 这里，笔者的观点是，中国的税收历史从夏代开始。理由如下： 其一，赋税与国家相伴而生，这是公认的社会规律。马克思说：“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废除捐税的背后就是废除国家”。恩格斯说：“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捐税是以前的氏族社会完全没有的。”话说得很明白：赋税与国家如影随形，相伴而生，此存彼在，此消彼亡。要否定中国赋税开始于夏代的观点，就要否定中国自夏代建立国家的历史。但这谈何容易？众所周知，中国5000年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夏，从大约公元前2070年始建，至公元前1600年被商取而代之，这段起止时间大体明确、17代国王历历在册的史实是经过无数专家学者的辛勤考证才得以确立的。因此，中国赋税产生在夏代的说法，至少在现在及看得见的将来都是毋庸置疑的。 其二，经典论述中比较集中和明确的结论是夏代产生了赋税。无论是《尚书·禹贡》《史记·五帝本纪》，还是《孟子·滕文公上》，都明确指出了夏代始有赋税的事实。尽管有人对《尚书·禹贡》的成文时间存有疑问，但上述三者均不失为公认的权威史籍。当然，关于在轩辕黄帝时就有赋税的观点，也是依据《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而得出的，但综合各种史籍的记载，按照历史的一般规律研判这个问题，应当理解为：轩辕黄帝“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记载中的“不享”的反义词“来享”，不是指正式意义上的国家赋税，而是指被征服的部落向征服者上缴的贡纳。而《路史》中神农之时即有赋税的记载不足为凭，因为《路史》一书系南宋时（罗泌所著）的作品，其在记载史实上的可信度是不能与上述三者等同的。至于根据“宾”字与“税”字产生的时间来推断中国赋税产生于商代和鲁国“履亩征收制”的这些说法，可以理解为：商代的赋税较之夏代的赋税，形象更加鲜明一些；鲁国“履亩征收制”时的中国赋税已经相当规范了。 其三，世界上任何事物在生成之前都有一个孕育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国家和赋税不是在短时间内就能产生出来的，而是有一个相当长的孕育过程。其间，具有国家、赋税特质的某些东西早就存在并不断地发展着。恩格斯以欧洲为例论证此事，他认为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到处都有氏族首长议事会，“正像在易洛魁人那里一样。氏族首长已经部分地靠部落成员的献礼如家畜、谷物等来生活”。这些具有一定国家、赋税特质的东西不能不说是国家、赋税产生的基础。将基础的东西说成是成型的国家和赋税，尽管确实有“边”可“沾”，但终究是急了一些，早了一些。而将税收的产生时间定在商代或者鲁国初税亩时，则显然是慢了一些，晚了一些。 需要指出的是：或许这只是现在的说法。因为对历史问题的探索是无穷尽的，随着历史典籍研究和地下文物发掘不断有新的发现与佐证，人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也会不断有新的进展。关于国家和赋税产生的时间问题争论还会继续下去，也许真的会有那么一天（这一天可能遥远一些），中国的国家建立与赋税产生的时间再往上古推进若干年，相信这也是广大炎黄子孙乐见其成的。 中国的税收从远古走来，历经了4000多年的岁月。从当初到现在，它一直在人们褒贬毁誉的评价和爱恨情仇的目光中行进着。它有时像天使，促成社会繁荣，百姓安康；有时像恶魔，搅得国家动荡，民不聊生。但它自始而今，作为国家重器的身份始终未变，聚财的追求始终未变，强势的秉性始终未变。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历史延绵不断的国家。有赖于此，我们得以逐朝逐代而不间断地述说中国的税收历史。4000多年来，围绕中国税收问题产生的人物、思想和故事丰富多彩，要详细叙述这一历史，非鸿篇巨制而不可及。但囿于篇幅，同时也为适应普及的需要，本书旨在沿着中国税收演进的历史轨迹，择其要点而述之。
-
【封面】
— 没有更多了 —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