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力《失书记 得书记》 定制书签《陀罗尼经》唐代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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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17 × 11 cm
上书时间2024-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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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书记 得书记》（韦力著） 定制书签：《陀罗尼经》唐代刻本 （背面有字）
韦力:
2000年秋，上海国拍举办了博古斋古籍专场，此专场拍卖图录的封面是一张唐代刻本的《陀罗尼经》。此经为圜型，中心的位置刻有佛像，佛像的右下侧有“菩提性”三个汉字，围绕中心佛像的经文全部是梵文，从圆心以顺时针方向环绕向外，经文的外圈则刻有几十座佛像。此经是用很薄的黄麻纸印刷，背面有透入肌里的铜锈痕，从整体上看，有着版刻初期的古朴。这类物品是第一次出现在拍场上，估价为三十万到四十万元，也是这个专场估价最高的一件拍品。因为是第一次上拍，从价格上说没有可比性，因此很难说这个价格是贵还是便宜。但就那个时候而言，比十六开略大的一张纸，能估出这个价钱，的确很贵。2000年左右，一册宋版书的价格也就在十万元，那一册书所用的纸张，怎么也要比这张纸要多几十倍。但我对这张纸还是很感兴趣，自己的藏品中虽然也有唐代的版本，但那是手写本，刻本我却没有。中国书的刻本时代究竟起于何时，至今还有着各种学术争论。其中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书的版刻时代，起源于唐代早期，其理论依据是，佛经传入中国，经咒还未翻译过来时，这些经咒都是用梵文书写，但写经生因为不熟悉这些文字，所以很容易写错，于是，就发明了一种版刻来印刷，这样就不会产生抄写的错误。如果版刻的起源果真如此的话，那梵文本的刻经就要比汉文本更早，而此经正是梵文本。我觉得如果把它买下来，也就等于把自己的藏书年代上限提高了一大截。可惜的是，此经被文物部门定为国家一级文物。那个时候《文物法》还未修改，还没有今天藏宝于民的观念。按照规定，一级文物仅限国内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购买。虽然我也知道，有些一级文物被限级之后，还是有胆大者偷着买，可惜我没有这个胆识，只能望经兴叹。那场拍卖会上，我花了不到十万块，就买下了元至正元年集庆录儒学刻本《乐府诗集》。此书存前二十五卷，计有八册。这个价格跟那件《陀罗尼经》比起来，的确便宜了不少。其实这种比较，就意味着目光短浅，但那个时候，有些实力的买家跟我的见识水平，也是半斤八两。当然，也有可能是觉得有了限级而不愿意购买。不管什么原因，那件《陀罗尼经》流拍了。拍卖会结束后的一段时间，我心里一直没放下这件《陀罗尼经》，很想知道它流拍后的去向。某天忍不住去电博古斋的经理陆国强先生，向他了解此经的情况。他说还没有退给书主，如果我还想要，他可以帮我跟书主商量。我说，这件已经定为一级文物，不是限制私人购买吗?陆经理告诉我，上拍的文物的确是按这个规定执行的，因为这是《文物法》的规定。但《文物法》同时说，国家定点的文物经营单位，可以买卖文物，所以，他以博古斋的名义将此经卖给我，完全合法。听到了这句话，我放下心来。几天之后，我接到一位西安人打来的电话，他自称是《陀罗尼经》的书主。他告诉我，此经出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西安地区，是从一座倒塌的佛塔地宫里发现的。出土的物品中有一件铜制的臂钏，将臂钏打开后，在里面发现了一个纸捻儿，展开之后，就是这件经。此人同时告诉我，在地宫出土的物品中，还有一方塔铭，塔铭的落款是唐神龙元年，所以他认为此经也必是此前所刻制印刷者，属于初唐的印刷品。在民国年间，此经曾归于右任所有，而他本人的父亲曾是于右任的部下，所以得到了此经。他还说，如果我要买下此经，他可送给我一份塔铭的拓片。这位经的主人建议我到西安见面时，再成交。但我觉得，我到西安去找他交易，那就等同于私下买卖文物。这种违法的事，我没必要干，于是跟书主说，我的确想要，但不想私下交易，我去跟博古斋将此经买下来。他同意了我的这个想法。于是，我立即跑到了上海，多花了百分之十的佣金，付给了博古斋。之后，我给书主打电话，希望他能给我承诺的那件塔铭拓片，但是我听到了他好几种推托的解释，最后终于弄清楚，那件塔铭没戏了。但无论怎样，我得到了这件《陀罗尼经》，因此还是高高兴兴地捧着这件宝贝，乘机回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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