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丛书：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
￥ 12.8 2.2折 ￥ 59 九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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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谭凯（Nicolas Tackett） 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04
版次1
印刷时间2017-12
印次3
装帧精装
上书时间2020-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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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论述中国史的骨架，即时代划分这一问题，内藤湖南提出过有名的“三分法”：古代（或称上古）=太古至秦汉，中世（或称中古）=后汉至五代，近世=宋代以后。内藤史学关注中国内部的阶层变迁，重点分析在政治、社会上中古贵族势力何以衰落，庶民力量何以上升，以及贵族文化的没落与以新兴的庶民阶层为主导的新文化的蓬勃。内藤的“三分法”自有争议，拥趸者也不少，因为他的基本假设很有道理。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历史学者谭凯 (Nicolas Tackett)的这部《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就是在内藤“三分法”的框架基础之上，聚焦中世向近世转变的关键时点，探析中古门阀士族消亡的原因。
门阀大族的衰落是从社会的流动加快，主要是从士族群体的流动加快开始的。士族流动加快的原因，一是来自士族外部社会动荡对士族的打击，一是来自士族内部不同区域集团和新旧势力的矛盾及斗争。东晋孙恩卢循之乱、萧梁侯景之乱和北魏河阴之乱等，严重地打击了江南士族和代北虏姓这些政治上显赫的宗族。隋末农民战争期间，以社会底层的庶民及佃户、部曲、奴仆半贱民为主的农民军“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唐朝统一政权建立之后，经历洗牌的士族结构变动必然带来矛盾。比如，关陇士族虽然处于上层核心地位，但文化相对落后，远不如以崔、卢、李、郑等为代表的旧族的威望。
谭凯的研究有个巧妙的切入点，即围绕唐代的墓志展开。艺术家巫鸿在《黄泉下的美术》中论述过墓志传记的起源，它与3~4世纪魏晋时期的一个法令有关，当时政府禁止在墓地中竖立石碑，人们只好将石碑转移到地下，将其和死者一起埋在墓中。这些墓志保存得相当完好。墓志铭通常开篇追溯死者家族的历史，随后叙述墓主人的生平，主要聚焦他的仕宦生涯和公共形象，以华丽的骈体文称颂其品德和成就，最后以押韵的诔文概述死者功德，表达生者哀思。通过对墓志铭的历史研究，谭凯不但可以获取以上信息，他还可以通过数据分析的方式，利用数学工具和分布图，分析各地的人口结构，包括成婚年龄和死亡年龄、子女数量和迁移信息，并推展至精英阶层的地理分布，家族和婚姻网络等情况。
通过典型样本，比如柳宗元的远亲柳内则的墓志的分析，谭凯剖析了唐朝的门阀观念。例如河东柳氏，表示来自河东的柳氏家族，并不意味着他卜居于兹，而是表达一种久远的家族身份的认同。郡望是社会意义上的而非地理意义上的概念。博陵崔氏、赵郡李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郡望意味着“精英家族祖籍所在的郡”，意味着大族崇高地位的持续不衰。这些大族通过联姻构建了牢固的人际网络。“外人”很难打进他们的封闭圈。《新唐书》记载，唐文宗欲嫁真源、临真二公主于士族，应征者寥寥，文宗感叹：“民间修昏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由此可见，在影响士族地位变化的要素中，崇尚郡望、婚姻的意识观念变化最慢。
在解释大族失势的原因时，学者普遍认为是科举的兴起所致。谭凯反驳了这种观点。唐代仕途荫举与科举双途并进，门阀大族严密地把持了前者，即便是后者，因为士族向来有文化教育的传统，庶族也是很难跻身其中的。根据陆威仪在《哈佛中国史》的研究，唐朝时仅有10%的官员是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谭凯的数据收集，亲代之间官职的链条式图样，更加直观地确认了仕宦与身份之间的联系。武则天为了与反对她的高门大族的力量抗衡，设置了大量的新官职，并且运用进士科考试作为获得高官的特许途径。曾经一度改变了士庶的力量对比，但并没能动摇门阀力量，很快随着李氏王族的统治回归。谭凯认为，被当作是历史转折点的安史之乱实际上也没能做到撼动士族，因为后来军权藩镇仍控制在大族手中，后来在唐末黄巢起义摧枯拉朽、风卷残云的平民力量的崛起之中，才使得整个精英网络肉体上被消灭，彻底刨掉了大族的根系，旧的文化世界相应崩溃。
门阀大族自后汉时起，经过三国六朝，一直到唐末，几百年盘根错节，从兴起、发展到消亡，必然需要一个过程。谭凯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屡次提到姜士彬的《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笔者参阅该书，发现姜士彬对于门阀大族的发展也有数据统计。姜士彬说，东晋时期最高级官员出自大族所占比例的平均值接近75%，西晋、南朝和隋代最高时接近74%，北魏、西魏和北周超过75%，东魏北齐的比例则在60%左右，唐朝初期降至56.4%，后期则为62.3%，而在北宋的第一个世纪里，宰相来自这个大族群体的比例只有大概2.5%，宋代的40名宰相有22名明确和唐代大族毫无关系。显然，唐宋之间统治阶级的本质的确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谭凯的研究和姜士彬异曲同工，史学承袭上则为内藤湖南的“三分法”提供了依据。
谭凯在第二章“权力的地理”中，通过“洛阳或长安精英在地方的住宅分布图”和葬地分布图等，肯定了国家精英、高官权臣云聚京城的情况，也谈到了因此带来的房产价格上升导致的周边卫星城的兴起，以及由京城向任命地持续而缓慢的迁徙。但他对另外几种形式的人口流动的论述不足。比如，唐代的科举仅在京城举行，士族子弟欲为官者，只能集中京城以求发展。《通典》曰：“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畿。”这正说明了科举的巨大吸引力，它首先是在士族内部的上、下阶层中引发了流动，继而扩展，终使人们意识到打破阶层固化，以及贤能政治超越门第声望的好处。人口聚居的后果，迫使那些财力不足的京城世家不得不迁出京城，促进了地域间的家族流动。当时还出现了高等士族嫁女卖婚的现象，《唐会要卷》记载唐太宗言：“贩鬻婚姻，是无礼也；依托富贵，是无耻也”。所以，士族的家庭、婚姻网络并不像谭凯所说的那么严密。墓志的一大问题就是谀辞满篇而绝不提半点丑话、坏话，这是必须注意的，因此需要别的材料佐证，本书这点做得不好。
另外，玄宗天宝年间就暴露了严重的土地兼并，安史之乱进一步造成流民的泛滥，谭凯看到了军权的更迭，但对流民现象轻笔带过。世家大族迁徙奔逃，秩序重建，军事力量兴起，加剧了唐末的社会动荡，失去土地的农民流居他乡，宗族组织的凝聚力必然大大削弱。安史乱后，唐德宗推行两税法以代替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规定“户无主客，以居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实质上就是以贫富差别取代门第差别，促使了大家族的瓦解和宗族成员以小家庭为单位的迁徙。唐末农民起义其实是这些社会危机积累、爆发的后果。黄巢的最后一击，凌辱衣冠，屠残士庶，烧毁了作为凭证的官私谱牒，终致士庶界限泯灭。
欧阳修撰《新唐书》，对士族衰落的过程有个总结：“胡丑乱华，百宗荡析，士去坟墓，子孙犹挟系录，以示所承，而代阀显者，至卖昏求财，汨丧廉耻。唐初流弊仍甚，天子屡抑不为衰。至中叶，风教又薄，谱录都废。公靡常产之拘，士亡旧德之传。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悠悠世祚，讫无考按，冠冕皂隶，混为一区，可太息哉！”这段论述可谓十分恰当。
谭凯分析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时，注意了墓葬资料的静态显示，但动态趋势观察似乎不够。他提供的方法论是有价值的。正文之后附录了“配套数据库的使用方法”，“估算晚唐京城精英的总量”，“九世纪出土墓志的来源”等数据资料，这是他对中古历史的重要贡献，或能开拓学界更有深度、广度的相关研究。
图书标准信息
- 作者 谭凯（Nicolas Tackett） 著
-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出版时间 2017-04
- 版次 1
- ISBN 9787509799710
- 定价 59.00元
- 装帧 精装
- 开本 32开
- 纸张 胶版纸
- 页数 324页
- 正文语种 简体中文
- 【内容简介】
- 这是一部关于中古中国社会变迁的经典之作，它凭借海量的墓志数据的统计和研究，重新勾画出大唐帝国覆灭的另一种面貌。它揭示了在七至八世纪的社会、经济和制度变迁下，唐代门阀大族比我们之前所认为的更加成功。只有在880年黄巢占领长安后伴随而来的三十年大动乱时期，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才因大范围的肉体消灭而崩溃。
- 【目录】
-
图表目录／005
致 谢／009
凡 例／011
唐代中国地图／013
绪论／015
中古精英的转型／017
作为一种史料的墓志／028
第一章 中古中国的官僚贵族／042
家族列表和大族分类／044
中古世族的人口膨胀／050
大族后裔的地理分布／059
官僚化的门阀世族／076
小结／080
第二章 权力的地理／084
定位精英／086
京城精英／095
地方上的国家精英／102
其他精英迁徙路径／111
结语／118
第三章 京城精英的婚姻网络／120
重构父子链／121
定位父子链／126
晚唐政治精英的地理分布与规模／131
京城社会景观／135
婚姻网络与社会资本／143
结语／155
第四章 晚唐藩镇／160
晚唐藩镇体系和河北独立藩镇／163
宪宗中兴之后的再度中央化／169
唐朝政治专制与藩镇／174
藩镇幕府中的社会流动／184
藩镇文化／192
小结／198
第五章 黄巢和中古大族的衰亡／200
黄巢治下的长安／204
洛阳和地方的毁灭／217
唐代精英的消亡／229
幸存者与新兴权力结构／242
结 语／245
附录A 配套数据库的使用方法／253
附录B 估算晚唐京城精英的总量／258
附录C 九世纪出土墓志的来源／260
参考文献／262
人名索引／283
综合索引／300
译后记／317
图表目录
图0-1 李皋（733～792）墓志的拓片／031
表1-1 不在现存郡望列表中的44个主要大族统计表／049
表1-2 九世纪墓志所见（分区域）大族身份频率表／051
表1-3 九世纪墓志所见（分区域）大族属性的相关声望统计表／053
表1-4 居住于族源地对应州或藩镇的精英比例（分区域）统计表／062
图1-1 来自四个州的表示精英族源的郡望地点分布图／064
表1-5 居住于与族源地在同一州或藩镇的精英比例（分州）统计表／067
表1-6 长江下游本土和外来家族居于核心区或边缘区对比表／069
表2-1 个人死于所葬之州或藩镇（分区域）的比例统计表（800～880）／091
表2-2 葬于两京地区的个人去世地点统计表（800～880）／092
表2-3 中国不同地区墓志文本长度统计表／097
表2-4 精英之间家族仕宦传统（分区域）统计表（800～880）／098
表2-5 中央与地方精英仕宦程度（分区域）统计表（800～880）／099
图2-1 洛阳或长安精英在地方的住宅分布图／103
图2-2 拥有国家祖先的个人在地方葬地分布图／106
图3-1 部分父子链成员的葬地／129
图3-2 两支洛阳父子链的郊区葬地／130
表3-1 七十五支仕宦父子链的葬地分布／132
表3-2 京城（长安VS洛阳）精英的主要类型／133
表3-3 宰相家族子女葬地比例（分区域）／134
图3-3 晚唐精英家族婚姻网／136
图3-4 京城家族婚姻集群之构成／139
图3-5 长安城内精英居住模式／142
表3-4 基于父子链定居地与婚姻关系统计的九世纪高官／148
图4-1 两位九世纪幽州镇官员的任官迁转／167
图4-2 特定藩镇藩帅任命途径（分镇逐年）／175
图4-3 特定藩镇藩帅（文武）背景（分镇逐年）／176
图4-4 拥有仕宦家族史的藩帅（分镇逐年）／177
图4-5 居住于京城或与京城婚姻网络有联系的藩帅（分镇逐年）／178
表4-1 藩镇职官类型（分祖居地和职官层类）／190
图4-6 来自京城的州县官分布／193
图4-7 出仕家乡藩镇的州县官分布／194
图5-1 唐末五代初（875～920）北方中国（分镇逐年）统一进程／227
图5-2 唐末五代初（875～920）长江中下游（分镇逐年）统一进程／228
图5-3 两京地区和河北—河东地区出土墓志数量（每十年）／236
图5-4 两京地区出土墓志数量（分阶段）／237
表5-1 750～919年万人以上伤亡的战役统计表／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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