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资银行史

绪论

 从1840年代开始，中国近代化起步并趔趄行进，近代化的过程引发整个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在此背景之下，1845年，外资银行跨海而来，携带资金和管理方面的优势，以及列强为后盾的各种特权，经历甚或直接参与了近代中国政治、经济以及金融发展等方面的重大事件，通过自身的经营实践，领金融领域变革的风气之先，且在这场变革中不断扩张，发挥了不可忽视的正反两方面的重要作用。为此，以整个近代外资银行作为研究对象，不仅有助于揭示近代中国金融格局演变的轨迹和脉络，亦有利于加深对外资银行再次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认识，为当前着力培养的金融中心提供重要的纵向“历史经验”。

 在近代华资银行建立以前，外资银行在整个金融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要想全面地认识近代银行业，进而对整个金融体系进行分析，我们就应当首先从外资银行着手，以期对这一行业有更为深入的了解。虽然可以检索到大量近代银行的文献，但是“近代外资银行”仍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重要研究课题。

 一、 研究现状

 外资银行作为金融市场中重要的一部分，历来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关注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历史，尤其是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关注的重大问题。由此，这一方面的研究前人多有涉及，有一定的成果积累。

 （一） 货币金融史研究中的外资银行

 民国时期，时值国家财政危机之际，国内部分学者立足现实，开始研究金融机构的历史变迁。其中一般金融史的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意义的，有徐寄庼的《最近上海金融史》《增改最近上海金融史》（上海银行周报社1926、1929、1930年版），杨荫溥著《上海金融组织概要》（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杨著中国金融论》（黎明书局1936年版）、《中国金融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张辑颜著《中国金融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施伯珩著《上海金融市场论》（上海商业珠算学社1934年版），魏友棐著《现阶段的中国金融》（原名《动荡下的中国金融》，著者自刊，1936年版），寒芷主编《战后的上海金融》（香港金融出版社1941年版）等。以上著作较为详实地记述了近代在华外资银行的创立拓展、停闭收歇及清理合并。

 1949年后出版的金融通史著作中，其中有代表性的为杨端六编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洪葭管主编的《中国金融史》（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叶世昌、潘连贵的《中国古近代金融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张国辉、杜恂诚、洪葭管等著六卷本《中国金融通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2003、2008年版）。除此而外，还有中国近代金融史编写组编《中国近代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版），洪葭管的《金融话旧》（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版）、《在金融史园地里漫步》（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年版）、《20世纪的上海金融》（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等。台湾学者王业键所著《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1644—1937）》（台湾南港1981年版），则辟专章论述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认为外资银行大多数原就本身资力雄厚，加上在华获得各项特权，趁机扩充业务，20世纪初期营业鼎盛，利润空前，而“独霸中国金融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学者对近代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给予了较多关注。笔者查找到的相关著作大概有以下几种： 1914年出版的由瓦格尔（S. R. Wagel）所著Finance in China（Shanghai： NorthChina Daily News & Herald, Ltd.），该书成书较早，设专章讨论在华内国银行（指的是钱庄）与外资银行，以及各自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塔马格纳（Frank M． Tamagna）所著Banking and Finance in China（New York：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2）一书分为三个部分，分别讨论1927年以前、1927—1937年以及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直至1942年这三个时段中国银行业及金融市场的相关情况，在每一个阶段中都有关于金融机构，诸如钱庄、外资银行以及华资银行业的探讨。艾伦（G． C． Allen）和唐尼索恩（Audrey G． Donnitheorne）合著的Western Enterprise in Ea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 and Japan（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54）专门讨论外资银行在华嬗替，及在金融市场中的活动。

 以上作为金融通史性的著作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首先，它们都是以时间为序，清晰地将近代金融业发展划分为几个阶段： 晚清、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这样做的好处可以让读者将近代金融业的发展脉络与政治变迁联系起来，但缺陷在于： 一方面忽略各个阶段之间的相关联系，历史被人为地以政权更替割裂开来，另一方面则忽视外资银行发展阶段性的独特之处。其次，作为金融史的一般著作，其内容涉及金融体系的方方面面，比如货币、信用、各类金融机构、金融市场、政府的金融政策，等等，近代外资银行作为金融机构的一种，且因资料的限制而不是讨论的重点，所占篇幅有限。第三，即使就近代外资银行内容本身而言，这些著作也只是提供了一个相对简要的介绍和描述，而不是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但是不论怎么说，前人所做的工作可以视为对近代外资银行发展概况的初步论述，可以为更加深入的研究提供基础文献和历史线索。

……

二、 金融风潮中外资银行的遭际

 1860年至1864年间，随着通商口岸的逐渐增加，长江沿岸各口，如南京、镇江、汉口、九江，外商可自由通商，北方沿海各口，如牛庄、天津、芝罘等也逐渐对外开放，中西贸易进入快速扩张时期。

 在国际贸易不断拓展的同时，上海等地的棉花和地产投机值得关注。首先，从国际背景而言，1863—1864年间，美国内战，产棉区黑奴大量逃亡，英国棉织厂断绝了棉花供应，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棉业恐慌，棉纺织业资本家“不得不向别处找寻新的供给”，由此，印度孟买的棉花价格暴涨，英国资本迅速投入英印银行和与棉业相关的贸易投机之上。棉业投机热潮亦传导至上海，外国商人认为“扬子江流域，天气既是和暖，土壤又极肥沃，实是一个极好的植棉区域，因此鼓励这些地方的乡下人种植棉花，并替乡下人垫付种植的本钱。”一时之间，“沿长江各地已经是一片棉田，极目无际，而且收获的成绩很为良好”。其次，从国内背景观之，60年代初期，太平军三次进攻上海，“江浙两省绅商士庶丛集沪城”，大量涌入的难民需要安身之地，“地产交易便立刻异常发达，甚至到了狂热的地步”。“中国的商埠虽然没有像孟买那样陷入狂热的棉业繁荣所造成的无节制的情况”，但是，棉花与地产的双重投机还是招致大量因投机而新成立的外资银行的涌入。

 1860年代初期，4家资本较少、规模不大的英印银行进入上海，随即在其他通商口岸亦展开活动。按照它们进入的先后顺序，分别是1861年9月13日进入上海的汇川银行（Central Bank of Western India，成立于1860年），总行设在孟买，同年设分行于香港，随即侵入宁波、汉口、九江。利生银行（Bank of Hindustan，China ＆ Japan，Ltd.，成立于1862年），总行设在伦敦，1864年2月1日进入上海，在香港设立分行，并在汉口、宁波、九江设立代理机构。利华银行（Asiatic Banking Corporation，该行为特许银行），亦称利彰银行，总行设在伦敦，1864年8月6日进入上海，在香港设有分行。利升银行（Bank of India，成立于1828年），总行设在孟买，1864年12月6日进入上海，同年在广州、香港设立分行。

 四家英印小银行和此前已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利用投机的繁荣，迅速增加资本。可是，昙花一现，好景不长。随着美国内战的结束，伦敦和孟买金融市场的危机迅速扩散到中国，投机银行的不稳固性立时显现。1866年4月，伦敦两家开业不久的股份银行，即股份贴现公司（JointStockDiscount Company）和伯纳特银行公司（Burneds Banking Company）倒闭，金融海啸即将到来。5月10日，一家最殷实的银号，其势力和信用可以与“英格兰银行相比较”的奥弗伦格尼公司（Overend, Gurney and Co.）以负债1000多万镑的债务而停止支付，这次倒闭事件“引起全英国信用体系的崩溃”。5月9日到16日间，英格兰银行金属储备减少至不到100万镑，准备金减少400多万镑。危机具有传导性，继该公司倒闭之后，几家银行和贴现公司在其牵连之下亦随之关门。

由于通信的迟滞，一个多月后的1866年7月，上海、香港出现了开埠以来蕞大的金融恐慌，汇川、利华、利生、利升先后停闭。不仅如此，在通商口岸开办日久，且已颇具声色的其他银行亦遭到沉重打击。5月15日，汇隆银行总行止付，东方所有分行停业。1866年6月6日，阿加剌银行停业，这对香港金融市场打击颇大，因为该行在港有大量纸币流通。而幸存下来的银行受到的影响则轻重不一，麦加利银行上海分行因两家大商号的欺诈行为而受到牵连，香港分行也因殖民地最有盛名的一家商号的欺诈而有所损失。

 1866年爆发在上海、香港等地的金融风潮，导源于美国内战所引起的棉花危机，在外资银行所进行的地产投机中走向狂热，最终因伦敦金融市场上的危机，牵连多家银行停闭，过度投机的在华分行亦不能幸免。风潮过后，仍在中国立足的外资银行仅剩5家，它们是丽如、有利、麦加利、法兰西银行，以及在金融风潮中逆势而起的汇丰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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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外资银行是指以完全或部分外国资本在中国境内经营银行业务的金融机构，包括一般意义的外资银行和中外合办银行。外资银行在中国近代百年历史中的复杂而重要的地位，引发若干关于外资银行的经济作用、政治作用等问

题的探讨。

本书即尝试将历史资料与金融理论相结合，以银行相关理论作为分析框架，探讨外资银行作为新式现代金融机构，其功效若何？其在中国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角色若何？为了真实再现中国外资银行百年发展、演变，在研究思路上，本书力图摆脱单纯就某一方面进行探讨的旧模式，阐释外资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楔入、发展、衰亡的整体过程，并通过与华资金融机构所占市场份额的动态比较，更为全面深入地了解其在华兴衰的整体状况。

（1）作者专业。作者长期从事中国近代金融史研究，是新一代金融史研究领域“拔尖人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其作品屡获大奖，2016年，论著《近代上海外汇市场研究（1843-1949）》获得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二等奖；2017年，论著《近代上海外商银行研究（1847-1949）》获得第五届金融图书“金羊奖”。
（2）图片珍贵。本书收录了英国汇丰集团档案馆、英国国家档案馆、剑桥大学图书馆等机构藏外资银行图片百余张，图文结合，相得益彰。
（3）学术性强。汇集中外史料，全景勾画外资银行在华百年楔入、发展、衰亡的整体过程；结合金融理论，细致探寻外资银行在华百年设立依据、运作机制、经营状况；运用多维视角，深刻检视外资银行在华百年的正负效应；基于历史经验，纵向提供外资银行在华本土化经营的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