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名湖到新开湖

本书作者郑克晟教授出身于书香门第，系郑天挺先生哲嗣，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南开大学历史系（所）和古籍所工作，亲身经历了1949年后史学界教育界的重大事件和风风雨雨，并与老一辈学者有很多接触，交游甚广，博闻强识，熟悉学林掌故。本书系作者追忆郑天挺、梅贻琦、陈寅恪、刘半农、白涤洲、胡适、傅斯年、夏承焘、魏建功、向达、罗庸、郑奠、雷海宗、翦伯赞、商鸿逵、邵循正、周一良、王永兴、何炳棣、裴文中、余逊、白寿彝、林庚、谭其骧、孙毓棠、王亚权、张政烺、王锺翰、吴晓铃、李光璧、杨翼骧、胡钟达、马大任、马寿千、萨本仁、邓瑞、冯承柏等师友的生平、交游和学术成就，以及作者读书治学的经历。本书图文并茂，收录约二百幅插图，包括老照片和学者信函手迹等，除郑天挺、郑克晟家人亲友外，还有20世纪以来中外文史学界著名学者一百余人，其中不少照片、信函手迹是首次披露。作者与所写人物多有密切交往，并引用日记、信函等第一手资料，内容翔实丰富，涉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北京大学、西南联大、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国科学院历史所、中华书局、南开大学历史系的教学科研状况，以及1949年后史学界的一些重要工作，诸如高校文科教材建设、“二十四史”点校、《中国历史大辞典》、南开大学首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等等，有助于读者了解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生态，并可补一些学者的生平事迹，鲜活真实，极为珍贵。

郑克晟（1931年9月14日—2022年12月25日），祖籍福建长乐，生于北京。著名的明清史专家。1951年至195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至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工作，1963年调至南开大学历史系。历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南开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所）讲师、副教授、教授。1989—1994年任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委员。郑克晟教授主要从事明清史教学和研究，曾参加《明史》点校工作，任中国明史学会顾问。已出版专著《明代政争探源》、《明清史探实》、《明清政争与人物探实》，合著《清史》（上编）、《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八册）、《明清史资料》、《郑天挺学记》、《郑天挺纪念论文集》等，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克晟兄的阅历既广，而记忆力更是惊人，深为尔康所叹服。每与克晟兄谈讲学林佚事，尔康均从中获得教益，屡次建言于克晟兄，何妨将胸中的学林故实倒出来——写出专著，加惠于学术界。兹于此再度进言，克晟兄意下如何？

——冯尔康

目　录
第一辑　过庭之训
郑天挺传略／ 3
博览勤闻，多闻阙疑——学习父亲郑天挺先生的治学精神／ 22
三十年风风雨雨——郑天挺与北京大学／ 28
郑天挺先生与史语所——兼谈抗战时期中研院史语所与北大文科研究所／ 63郑天挺与中华书局／ 74
我追随郑先生研读点校本《明史》三校稿／ 89
忆郑老与明清档案的二三事／ 94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忆父亲最后所关怀的几件事／ 101
郑天挺教授大事记／ 111
郑天挺先生生母——天津近代女教育家陆嘉坤／ 145
梅贻琦与郑天挺／ 148
陈寅恪与郑天挺／ 155 
忆向达师与郑天挺先生／ 168
魏建功与郑天挺在北大时的友谊／ 
176忆商鸿逵师与郑天挺先生的友谊／ 182
忆邵循正师与郑天挺先生／ 190
记一良师与郑老二事／ 196
忆王永兴先生与郑天挺先生的交谊／ 198
怀念何炳棣先生与先父郑天挺先生／ 206
第二辑　师友风义
刘半农与白涤洲之死／ 225
我第一次见胡适先生／ 229
北大复校时期的傅斯年／ 232
忆夏承焘先生／ 239
一位精力过人、学识丰富的史学家——怀念向觉明师／ 244
罗庸与郑奠教授／ 250
回忆雷海宗先生点滴／ 257
忆裴文中先生演讲／ 260
忆余逊先生／ 262
回忆白寿彝先生／ 266
忆邵心恒师／ 272
忆林庚师／ 275
忆季龙先生／ 277
回忆孙毓棠先生／ 280
王亚权表姐／ 282 
忆张苑峰师二三事／ 285
王锺翰先生／ 292
忆吴晓铃先生／ 294
忆李光璧先生／ 298
谈杨翼骧先生／ 302
《学园平生》读后感／ 308
记马大任先生／ 311
忆马寿千兄／ 313
忆萨本仁兄／ 316
忆邓瑞兄／ 320
忆冯承柏先生／ 324
第三辑　朝花夕拾
治史五十年，弹指一挥间／ 331
难忘的一九四五年／ 344
谈家世和学生生活／ 357
忆幼时一件趣事／ 389
初入北大／ 391
我在北大史学系经历的院系调整／ 417
记1957年历史所明清史组去曲阜参观／ 425
忆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 427
中秋节有感／ 432
记1990年去京三事／ 435
明代政争探源——访郑克晟先生／ 437 
第四辑　拾零谈片
记溥雪斋言清皇宫／ 455
郑老日记述孟心史先生病／ 456
记1943年重庆召开全国历史大会／ 458
大钞贴水／ 460
解放前北京四中的一项怪规定／ 462
说北京人的抢购／ 463
附录一　傅同钦文稿
忆郑先生对博物馆事业的重视／ 467
记1961年文科教材会议——兼忆翦老与郑老／ 471
“寓教于聊”：图谱组小记／ 478
贺《南开百物志》出版／ 481
回燕园／ 483
别裁伪衣近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484
贺老同学田达九十寿辰／ 485
老　伴／ 487
附录二　郑雯译文及书信
美国海外的新妇／ 491
义大利俘虏回家／ 494 
门闩上的手／ 498 
1945年10月6日致郑晏／ 503 
1945年11月4日致郑晏／ 508 
1945年11月8日致郑晏／ 510 
1945年11月8日致郑克昌／ 512 
1945年11月8日致郑克晟、郑克扬／ 514 
1945年11月19日致郑克晟、郑克扬／ 516 
1945年11月20日致郑晏／ 517 
1945年12月28日致傅斯年／ 519 
1946年1月22日致郑克晟、郑克扬／ 520 
1946年3月26日致父亲／ 521 
1946年4月2日致郑克扬／ 526 
1946年4月8日致郑克晟／ 527 
1946年4月16日致父亲／ 528 
1946年□月□日致郑晏／ 530
附录三　郑叔忱陆嘉坤事略
长乐郑叔忱先生行述配陆夫人事略／郑庆甡　郑庆珏　535
编后记／封越健　543

三十年风风雨雨
——郑天挺与北京大学

郑天挺（1899—1981），字毅生，福建长乐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1920年毕业。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国学门进修研究生。1924年留校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兼北大秘书长等职。在西南联大期间，任历史系教授兼西南联大总务长、北大秘书长、北大文科研究所副所长。1946年后，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秘书长等职。郑天挺自1933年至1950年任北大秘书长，历时十八年，是三四十年代北大的重要负责人之一。1952年院系调整调至南开大学，任历史系教授授、系主任、副校长、顾问、全国人大代表等职。
郑天挺青年时代进入北大，步入老年走出北大，先后三十多年的北大生活，风风雨雨，岁月沧桑，留下一些雪泥鸿爪。我们根据郑先生遗留的日记、信件、回忆资料等，选取部分历史片断，写出《郑天挺与北京大学》，含北大轶事，以纪念这段岁月，并深切地缅怀郑先生。
一、考入北大国文系
1917年夏，郑天挺考入北大国文系。他在回忆这段学校生活时曾说：

北大录取后，很快就入学。同班三十二人，年龄参差不齐，有的三十多岁，和我同样年龄的约占一半，最小的只有十七岁（罗庸）。这些同学各有所长，大多有“不可一世”之慨。我自知根底差，只有加倍努力，迎头赶上去。所以这时我除学习本系课程外，还要旁听其它方面知识，并须每天读史书。每天除上课外，天天跑图书馆，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连报纸都很少看了。即或偶尔一看，也是把它当成历史故事看。
一九一八年，我十九岁，这时北大的同学很活跃，有三种不同方面的刊物出版：《新潮》、《国民》、《国故》。但我们班的同学却仍然各自埋头读书，很少参加活动。记得有一人给《国故》送了一篇稿子，受到同学揶揄。大家都自命清高，认为投稿是自己炫耀才识，颇不以为然。我很受这种思想影响，后来不敢、也不愿以自己文章就正于人，因而亦就很少写文章。班上的其他同学，也大多如此。
在北大同学中，这时较熟的有郑奠、罗庸、张煦、罗常培（长我一班）等人，他们都是异常用功的，给我鼓励很大。此外还有邓康（中夏）、许宝驹、杨亮功、萧禀原、王友颙、许本裕（惇士）、彭仲铎等。
从这年开始，我又在贵州老学者姚华先生家听他讲文章，讲金石文字。同听讲的有俞士镇、王翼如、罗承侨（惠伯）、汪谦（受益）、周一鹤等十几人，每周末晚间一次。[ 郑天挺：《自传》，见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学记》，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4月版，第374-375页。]

二、在学时积极参加五四运动
1919年，郑天挺仍在北大学习。这年5月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在这次运动中，他也走出了书斋，参加了学生会的工作。他曾代表北大到天津南开中学联系了一次，并走向街头，作了一些宣传活动。到了11月，日本帝国主义在福州残杀中国人民，并派海军陆战队登陆威胁。当时福州的学生曾愤怒地举行示威游行，北京福建籍学生也起来响应，组织旅京福建学生联合会，抗议日本的暴行。他也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到街头讲演，宣传不买日货，并为学生联合会募捐筹款，举办游艺会等。当时会中还出版《闽潮周刊》，他曾用“攫日”笔名写文章，宣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会中还曾向北洋政府外交部多次请过愿。
五四运动及福建学生运动（即“闽案”）时，和他常在一起的有郭梦良（弼藩）、徐其湘（六几）、朱谦之、郑振锋、黄英（庐隐）、许地山、龚启鋈（礼贤）、张忠稼（哲农）、刘庆平、高兴伟等人。大家都是福建人，其中郑振铎还是他的本家侄子，以后过从亦多。
1920年春天，福建学生运动仍在进行。这时有十几个福建学生在北京组织了一个S.R（Social Reformation）学会，意即社会改革。除了朱谦之、许地山外，前面说的那些人都参加了。另外还有女高师几个人，北大有郭梦良、徐其湘和他，师大（当时称高师）有张哲农、龚礼贤、刘庆平，女高师有黄庐隐、王世瑛、高奇如、何彤，清华有王世圻，师大附中有高仕圻，铁路学校学有郑振铎，汇文中学有林昶，共14人。这个会并没有公开。大家原想共同学习些社会改革的新思潮和新东西，但因为很快即到暑假，大多数人都毕业四散了，无形中就瓦解了。这个会没有组织形式，没有负责人，仅是各人按姓名笔画用英文字母排列个次序。朱谦之也是北大的福建同学，颇有才气，看书也多，他当时是无政府主义者，不谈社会改革问题，所以没有加入。郭梦良后来与黄庐隐结婚[ 郭与黄于1924年1月13日在上海结婚，当时郑先生曾撰联向他们祝贺。联曰：“积三载同心宿愿始偿，趁吉日良辰一罄衷素；结百年好合旧盟重沥，正新梅艳雪交映园庭。”盖他们两人三年前以文字订交，久欲婚而未果，此联全系纪实。]，在上海法政大学任过教务长，1925年即病死。
三、在北大时的几位学长
郑天挺同班同学中对他帮助最大的是郑奠（1895—1968），他字石君，浙江诸暨人，人极忠厚，事母至孝，因年龄较大，同学尊称他为“老大哥”。
1923年左右，经他介绍，郑天挺到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简称“女高师”，后改为“女师大”）讲授人文地理，1926年“三·一八修案”中牺牲的刘和珍即是他们的学生。刘家境贫寒，上有母，下有弟，急待救济。3月25日女师大师生为刘等人举行追悼会后，郑天挺即与郑奠共同发动为死难家属募捐等事。
郑奠在学业上对郑天挺帮助亦大，1926年，某一次他向郑天挺出示日记，内中分养生、进德、治学、事务、见闻、杂识诸栏。后来郑天挺所记日记内容大多依他的规范。
郑奠在30年代北大国文系的地位已极高。1934年国文系改组，由胡适任系主任，而主持系务的就是他。
抗战开始时，郑奠适逢回到家乡，因照顾老母，乃在家乡办抗日中学，未随北大其他教授去西南联大。当时家乡条件艰苦，他一无所畏，为抗战办学竭尽全力。抗战后在浙大教书，北大曾多次约他回校，终因故未成。1952年，浙大文科取消，他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由于他抗战八年与北大脱离关系，又多年未能安心从事研究，加之又僻居家乡，故声名随被湮没。
郑天挺同班最小的是罗庸（1900—1950），他字膺中，北京人。1922年，郑天挺与他及张煦（怡荪）三人同入北大研究院国文门为研究生。他亦是30年代北大国文系教授，后任西南联大及北大中文系主任。罗庸有才华，学习亦刻苦。早在20年代末，他即在中山大学任教，声名甚著。但晚年笃信佛学，著文较少，且不愿发表。1946年，三校复员，他独自留在昆明师范学院任教，1949年又应梁漱溟先生之聘到了重庆勉仁学院教书，1950年即因脑溢血病逝。
张煦也是郑天挺同班的，后来又与郑先生同为研究生。他一辈子专治藏学字典，抗战后一直在四川工作，晚年时字典终于出版。他对郑天挺也诸多鼓励。抗战前郑天挺在《国学季刊》发表《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一文，影响极大。张语郑曰：“这篇文章是以最习见的材料，得出最公允的结论。”抗战爆发后，他听说北大要南迁昆明，力劝郑天挺注意南诏史的研究。
郑天挺班上还有一位同学朱谦之。他与郑天挺同岁，因为都是福建人，所以熟识。朱读书多。当时李大钊先生任图书馆长，说：“图书馆的书，都让朱读光了。”1924年，福建同学张哲农任福州一中校长，郑天挺与郭梦良、朱谦之一起去那里教书。朱当时的妻子杨没累是学音乐的，一心爱着他。杨有严重的肺病，对朱备多关怀，一心扑在他的身上，结婚不久就去世了。朱当时号情牵，不知与其夫人有无关系。
郑天挺同班的还有一位是邓康，即邓中夏。大学临毕业前，邓康曾给郑天挺来信，鼓励他一起研究社会主义，他曾复信表示同意。但当时研究社会主义的人五花八门，他的认识也很模糊。因而在复信中批评一些假社会主义者，如罗家伦等人，说：“罗还动手打拉洋车夫，这算什么社会主义！”郑天挺当时只看见了贫富的悬殊，同情贫者，但并没有研究社会主义。
此外，比郑天挺高一班而关系又最为密切的是罗常培先生。他们两人是同年同月同日生（1899年8月9日），交往甚深，感情甚笃。两人毕业后同在北京一中教书。1927年在杭州浙江民政厅，1928年在广州，长期一起共事，尤其自1934年暑假后，罗由南京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回北大，更是朝夕相处，彼此非常了解。郑天挺不喜写文章，或写后不愿发表，每次都是在罗常培鼓励及催促下方才发表的，“七?七事变”后，他们一起苦撑危局，直到最后保护全部教授安全离开北平顺利到达长沙为止。在昆明，他们同居一楼，同食一厅，1941年夏又同赴四川，饱尝了“蜀道难”的苦楚。1942年冬，郑天挺患伤寒症，他每天都来问候；每逢警报，他则必来郑天挺室中相伴，不忍弃去。这种情谊，颇令郑天挺感动。正如郑天挺在他所著《恬痷语文论著甲集》序中所说：

余与莘田生同日，长同师，壮岁各以所学游四方又多与共，知其穷年兀兀殚竭之所极；每深夜纵论古今上下，亦颇得其甘苦。……病中三逢警报，余固莫能走避，而莘田亦留以相伴，古人交情复见今日，序成归之，有余愧焉。

罗常培勤奋好学，对人诚恳，为人很正直，因此大家称他为“罗文直公”。但他有时又过于直爽，常厉声责人，因此一些学生和年轻教师背后送其雅号为“罗长官”。
郑、罗二人的情谊，是北大人所共知的。

......

六、西南联合大学时期

1940年任西南联大总务长

1938年7月，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成立。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任常务委员。原定主席由三校校长轮流担任，一年轮换一次。首届由梅贻琦担任。后因蒋、张不常驻昆明，实际上常委会工作始终由梅主持。联大机构设置为五院、三长。五院为理、文、法、工、师范；三长为教务、总务、训导。下设中文、外语、历史、哲学、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土木、机械、电机、化工、航空、教育等25个系。招生办法为西南联大统一招生（惟研究生仍由三校分别招收，不属联大范围）。三校教授由三校聘任，并转报联大加聘，即为西南联大教授。西南联大除三校教学人员外，还有联大自聘教授。

三校在昆明各设办事机构，各有其校务会议、院长、系主任、教务长、秘书长等。郑天挺仍兼任北大秘书长。

郑天挺在长沙临时大学及西南联大已正式转入历史系任教，讲授隋唐五代史。多年来冗杂的行政工作，费去了他很多宝贵的治学时间，他希望能更多地从事教学及科研工作。

1938年暑假，联大文法学院由蒙自迁回到昆明，教学秩序正常后，郑天挺即向蒋校长提出辞去北大秘书长职务，蒋表示理解。而当时担任联大常委会主席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对郑天挺非常赞赏，多次希望他担任联大行政工作。1940年初，联大总务长沈履去川大，梅及联大一些人一致盼望郑天挺担任此职，态度诚恳。郑天挺一再拒绝，而常委会于1月9日通过了决议，聘书也送来。北大领导人为照顾三校关系催促上任，郑天挺遂于2月从命就职。当时物价飞涨、物资匮乏，总务工作开展艰难，且三校的工作人员正处于磨合期，亦有不少矛盾。郑先生对人谦逊，多方疏通，总务工作得以步入正轨。后来，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吴有训由重庆回昆，当着梅、郑及其他教授的面赞誉郑天挺说：“现在内地各大学无不痛骂总务负责人，只有西南联大例外。”

主持北大文科所及与陈寅恪的交往

1939年5月，北大决定恢复文科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副所长郑天挺。傅事情多，不常在昆，由郑先生主持文科所工作。文科所聘陈寅格、傅斯年、汤用彤、杨振声、罗常培、罗庸、唐兰、姚从吾、向达、郑天挺等为导师。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陈寅恪。陈系清华教授，按西南联大的规定，研究所由三校分设，导师、研究生均各自负责。陈入文科所乃是傅斯年及郑天挺特别聘请的

陈寅恪是中外著名学者，学贯中西，诚为二十世纪以来之史学泰斗。他在柏林大学研究梵文时，即与傅斯年熟识，回国后在史语所共事，关系更深。陈长郑天挺九岁，是他的师长。陈之父陈三立先生与郑之父郑叔忱亦相识，可谓世交。抗战前，陈老先生曾为郑天挺书写“史宧”之横幅，郑先生一直高悬书房之中。在蒙自时，陈与郑天挺等人同住在歌胪士洋行楼上。到昆明后，陈亦与郑天挺、傅斯年、汤用彤、姚从吾、罗常培等同住在青云街靛花巷北大文科研究所（此前为史语所）楼上。大家经常来往，交谈涉猎甚广。陈对郑天挺在北大《国学季刊》发表的《多尔衮称皇父臆测》一文甚为称赞。陈谈到当时中山大学吴宗慈教授原有一文，反驳孟森教授有关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之疑的种种观点，已发表在该校之《史学专刊》中。后吴见到郑论述后，悔其原作之不足，乃在后记中特别标明之。在蒙自时，郑天挺读《新唐书·吐蕃传》，疑发羌即西藏土名Bod之对音，乃草成一文，名《发羌之地望与对音》。写完之后随即就正于陈寅恪，头天晚上送去，次日下午陈即送还，并为订正梵文对音及佛经名称多处。陈对该文表示赞许。

在北大文科研究所，陈寅恪培养了汪篯、王永兴等隋唐史专家。汪、王以后都在北大历史系任教。1946年10月陈寅恪因目疾难以复明，给时任北大史学系主任的郑天挺写信：“因目疾急需有人助理教学工作。”而汪篯此时正在长白师院任教，亦曾多次写信给郑天挺，希“遇有机缘时，予以提携”，“名义、待遇，在所不计”。郑天挺为感谢陈寅恪与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情谊，又为了照顾陈先生的身体，遂想方设法于1947年将汪篯调回北京大学任史学系教师，而做清华大学陈先生的研究助手，薪金待遇全部由北大支付。

蒋梦麟辞去北大校长职务

蒋校长是有办学经验与行政才干的，1930年后对振兴北大也是有成绩的。抗战后，北大与清华、南开合办西南联大，他退居二线，让梅贻琦校长任常委会主席。这一期间，他闲来无事，一是练字，二是写自传《西潮》。他与北大诸教授心情一样，希望抗日胜利后，再使北大振作。1944年9月8日，他招待北大全体教授茶会，谈战后复校事，计分三点：一、政策；二、人才；三、准备。他说：

外间对于复员问题，惟重派员准备，不知准备一事虽难实易、虽重实轻，且须视环境（如敌人退却是否毁灭，战后是否迁都，何人先入城）而定。最要者仍为政策与人才。关于政策，师提出保持自由传统、提倡科学民主两点，将来必须使科学应用于思想、于组织、于人事。至学科则注意外国语及数学，外语以英语为主，德、俄语为辅。关于人才，则尽力网罗，兼容并包。此皆自来之传统也。并言树人（饶毓泰，理学院长）今甫（杨振声，文学院长）行时（此两人去美）已嘱其留意新进，并与适之（胡适）师商。

可见，蒋是有学术眼光的，这也得到大多数教授的认可。但他本人情况却有变化。

抗战胜利前夕，北大人事上发生了一个大变化。1945年6月，北大蒋梦麟校长去重庆任行政院秘书长，此事引起北大同仁不小的波动。早在年初，蒋去美国考察教育，遍访美国东部、西部、中部和北部。北大教授们曾希望他此次访美能洽购一些仪器、图书，并物色新教授，以对胜利复校的北大建设有所裨益。蒋在美期间即应就秘书长之职。此事他事前既未与北大任何人商量，事后又不来信与教授们解释，引起一些人的不满。直到6月末，他就职后，才给郑天挺一信，说他仍可兼任北大校长。而西南联大常委事，拟请北大法学院长周炳琳先生代理，北大事务拟请郑先生偏劳。

6月底，北大教授会讨论此事，会议上教授（含郑天挺）咸主张根据《大学组织法》大学校长不得兼职的规定，既从政就不能兼任大学校长，蒋应辞职，建议在美国的胡适先生任北大校长。在胡未回国前，一些教授则主张应由周炳琳、汤用彤、郑天挺三人中之一人代理校长。但三人均表示无意此职。

与此同时，在重庆的傅斯年先生对蒋出任秘书长一事颇为气愤，曾面陈蒋应辞去北大校长之职。据1945年6月30日傅给郑天挺的信中写道：“先与（蒋）孟邻先生谈，初谈大吵大闹，真可入电影。第二天他来了，说我们用意极善，极可感。请（胡）适之先生担任（北大校长），在他无问题。孟邻此一态度，至可佩也……”7月8日，蒋校长给郑天挺信中也谈及此事：“弟决去职系采孟真之建议，盖当时尚未闻有公然之攻击。孟真来行政院，彼一启口，弟便怒骂之，彼亦怒目相报。孟真去后，弟便深感其言之忠直。越日趋车还谒，告以其偏见中有真理，真理中有偏见，决采其意见而感谢之。厥后，愈思而愈感其忠诚。”事后，两人友好如初

...

1.本书是郑克晟先生回忆郑天挺、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等师友的文章结集，记述了不少学林掌故，内容丰富多彩，可读性强。

2.书中附录大量珍贵的图片资料，图文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