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当时在南京

中文版序

1996年底张纯如出版的著作《南京浩劫：被遗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屠杀》，以及德国商人约翰·拉贝的外孙女公布拉贝写于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日记，引起了西方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对南京大屠杀这一事件的关注。由于笔者的母校之一——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曾经是 1915 年美国教会创建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校址。1937 年至 1938 年冬季，南京大屠杀期间，正是在这片美丽的校园中，人们将校舍整理出来，使之成为一座收容保护上万妇女儿童的难民营。当时有一批美国传教士留在南京城内，积极建立安全区、难民营，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无助的市民。这些传教士均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亲身经历南京大屠杀这样令人终生难忘的事件，他们不可能不留下文字记录，因此，笔者决定做一些搜寻工作，寻找他们当时所书写的各类相关的文字材料。

1997 年 2 月中旬，笔者利用到美国华盛顿开会的机会，首次造访了国会图书馆，并搜寻到詹姆斯·亨利·麦考伦 1937 年 12 月 19 日至 1938 年 1 月15 日的日记以及路易斯·斯特朗·凯瑟·史迈斯的《1937 年 12 月至 1938年 3 月南京地区的战争损失：城乡调查》（War Damage in the Nanking AreaDecember 1937 to March 1938： Urban and Rural Surveys）。接着利用本校内布拉斯加大学图书馆的馆藏资料及其他资源，并通过馆际借阅系统，寻获了一批原始材料，包括身陷南京城内的美国记者发回的新闻报道，美国传教士的部分书信、日记，美国外交官于 1938 年初发给美国国务卿的外交电文等。与此同时，笔者一直关注收集新闻报道中、外交文件里，以及各类档案记载的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城内的西方籍人士的消息，包括确切的人数、姓名、国籍、职业、工作单位、日军攻占城市后在南京的日期等。准确的名单至关重要，具有纲举目张的作用，有助于引导究者搜寻到真实可靠而具有历史与研究价值的大屠杀目击证词。

从最初搜获的这些英文原始资料中，笔者选取了每一种类别具有代表性、有价值的文字材料，翻译成中文，结集成《南京大屠杀：英美人士的目击报道》一书，由红旗出版社于 1999 年 9 月出版。由于当时收集的材料数量有限，质量也有不足之处，这本书的出版并不令人满意。尽管如此，这本书在当时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国内的媒体，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报道了该书的出版，刊登了书评，采访了笔者；中央电视台在2000 年 1 月 31 日晚间《新闻联播》节目中也作了报道。这本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为南京大屠杀研究界在回溯历史记忆、搜寻出版原始资料方面起了引导的作用。

然而，笔者研究南京大屠杀并非局限于收集原始资料，更不满足于仅仅用中文出版相关的书籍。南京大屠杀这一事件在中国国内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但在英语世界了解它的人并不多，也缺乏系统而深入细致的研究。因此笔者希望更广泛深入地收集各方面收藏的原始资料，用英文就南京大屠杀这一课题撰写研究专著，因为英语作为世界性的语言在很多国家使用，用英文撰写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作品，其传播会更为广泛，由此对历史学界乃至世界人民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认知会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1998 年 12 月，笔者争取到一笔研究基金，并在《南京大屠杀：英美人士的目击报道》一书完稿之后，于 1999 年夏动身前往美国东海岸，先后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在华盛顿特区市中心的美国国家档案馆、位于马里兰州学院公园的国家第二档案馆待了一个多月，潜心查找收集当年留下的各种英文材料。

日军攻占南京之后，有四名美国记者、一名英国记者，以及十四名美国传教士留在城内。1937 年 12 月 15 日、16 日两天，这五名记者分别搭乘美国、英国和日本炮艇离开南京前往上海，均以最快的速度将有关南京大屠杀最初情况的电讯稿发往英美各大报章。因此，最初向世人报道揭露南京大屠杀日军暴行的是这几位记者，而不是中国方面的人士或新闻机构。十四位美国传教士在城内经历了大屠杀的全过程。1938 年 1 月 6 日，三名美国外交官返回南京，1 月 9 日，三名英国外交官与三名德国外交官也回到城内，分别重开各自的大使馆，并仔细收集材料，将南京的状况，包括大屠杀期间日军的暴行与各自国家的公民遭受的财产损失及时报告给各自的政府。

因此，笔者此次收集资料的重点便是尽可能多地搜寻新闻记者的报道、传教士留下的各类目击文字，以及外交官拍发回华盛顿的外交电文。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收藏了十四个传教士之一乔治·爱希默·菲齐的家庭档案，里面收有大屠杀期间菲齐写的信件与其他相关的资料。燕京图书馆还收藏了极为丰富的中国各地出版的报纸。1938年上半年出版的中文报纸刊载了逃离南京的各阶层人士述说亲历恐怖暴行的文章。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收藏了1850 至 1950 年间前往中国的美国传教士的材料，大多数是在传教士离世之后由家属捐赠的。需要搜寻的十四名传教士中，这里藏有九位，亦即马内·舍尔·贝茨、菲齐、欧内斯特·赫曼·福斯特、约翰·吉利斯比·麦琪、麦考伦、威尔逊·波鲁默·米尔斯、史迈斯、明妮·魏特琳、罗伯特·奥利·威尔逊等人的资料，包括大屠杀时期他们写给家人、朋友、同事的信件，以及所记的日记。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还收藏了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英文档案，应该说收藏是最为丰富的。

日军攻占南京之后，有四名美国记者、一名英国记者，以及十四名美国传教士留在南京城内。

这五名记者均以最快的速度将南京大屠杀最初情况的新闻报道发往英美各大报章。而十四位美国传教士在城内经历了大屠杀的全过程，并以日记、信件等形式记录了所见所闻。

此外，英美两国驻南京的外交官也于此期间，将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的暴行与各自公民遭受的财产损失，及时报告给各自的政府。

本书依据对这些史料的发掘和考证，以其他国家国民的视角，展开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历史棱镜。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后人、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陆束屏先生，遍访英美两国图书馆和档案馆，通过大量引用传教士留下的各类目击文字（如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以及来自英、美等国的相关新闻报道、外交史料等丰富的第三方一手资料，对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的暴行，进行了无法辩驳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