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不远

本书为“香雪文丛”之一种。分为“文人风骨““学者风范”“书生意气”三个篇章。本书中的人物，均是二十世纪的大师或英才。他们个性不同，志趣相异，性情独特，但都有超常之才、非凡之识，都具刚正之气、恢弘之度。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从这个角度来看，书中人物，无一例外，堪称文质彬彬，当然君子。这些聪颖而饱学的君子，当然不是完人，但他们基于人格与才学所体现出的清雅气质和雍容气度，让当下的我们不能不为之肃然起敬，神往不已。

魏邦良，教授，中国作协会员，供职于安徽工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在《书屋》《开放时代》发文多篇，文章曾被《新华文摘》《读者》转载。

文人风骨

蔡元培：“是真虎，必有风” ／3

钱玄同：竖起脊梁做人 ／20

蒋廷黻：“没有任何亲戚凭藉我的力量获得官职” ／33

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他” ／52

杨宪益：做个堂堂正正人 ／79

学者风范

贾植芳：要把“人”字写端正 ／97

丁文江：一代真才一世师 ／110

李济：直道而行的“拗相公” ／130

顾随：人间重有情 ／146

季羡林：爱黎明前的北京 ／174

书生意气

李叔同：先器识后文艺 ／185

萧公权：“以学心读，以平心取，以公心述” ／206

何炳棣：“看谁的著作真配藏之名山！” ／227

童书业：一个历史学家的爱与痴 ／245

张荫麟：自云“素痴”，谁解其味 ／256

程千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270

蔡元培：“是真虎，必有风”

北大名动华夏，中研院名垂史册，蔡元培是厥功至伟的。没 有他的当机立断、大刀阔斧，中国教育哪能轻易挣脱锈迹斑斑的 千年枷锁，焕发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没有他的运筹帷幄、折冲 樽俎，新文化运动哪能势如破竹、风起云涌？

陈独秀与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但如果没有蔡元培 为他俩提供北大这个舞台，两人纵有百般武艺，也难以呼风唤 雨，大显身手。 陈、胡攻城拔寨时，当时任教于北大的周氏兄弟、钱玄同、 高一涵等摇旗呐喊，也功不可没。这帮人的因缘际会，不能不归 功于蔡元培。梁漱溟的评价十分公道：“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 发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从而近二三十年中国新机运 亦就不能不说蔡先生实开之了。”

笃厚诚挚

蔡元培的种种识见与行为，无不源自他笃厚诚挚善良的天性。清代儒林中，蔡元培崇敬黄梨洲、章实斋、戴东原和俞理初 四位先生。黄、章、戴赫赫有名，自不必说，俞理初为何也跻身 其间？在一篇文章中，蔡元培道出自己崇敬俞理初在于两点：

一、男女平权；二、时代标准。关于前者，蔡元培说：男女“种 种不平，从未有出面纠正之者。俞先生各方面为下公平之判 断”。关于后者，蔡元培认为：“人类之推理与想象，无不随时代 而进步。后人所认为常识，而古人未之见及者，正复不少。后人 以崇拜古人之故，认古人为无所不知，好以新说为古人附会，而 古人之言反为之隐晦。俞先生认一时代有一时代之见解与推 想，分别观之，有证明天算及声韵者。”

正因为有一颗善心，蔡元培才会认同、理解并欣赏俞理初 从各方面为男女“下公平之判断”；又因为有一双慧眼，蔡元培才会认同、理解并欣赏俞理初“一时代有一时代之见解与推 想”之高论。

蔡元培对法国革命时期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一见倾 心，想必也是因了天性之醇厚。他还为这口号找到了儒学的渊 源。他认为“博爱”就是孔子所说的“仁”：“己欲立而立人，己 欲达而达人”；“平等”就是孔子所谓的“恕”：“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自由”则是孟子那句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推出等级森严的“三纲” 论，蔡元培则认为，必须结合“五伦”来施行“三纲”，他说： “纲者，目之对，三纲，为治事言之也。国有君主，则君为纲，而臣为目；家有户主，则夫、父纲而妇、子为目。此为统一事 权起见，与彼此互相待遇之道无关也。互相待遇之道，则有五伦。故君仁，臣忠，非谓臣当忠而君可以不仁也。父慈，子孝， 非谓子当孝而父可以不慈也。夫义，妇顺，非谓妇当顺而夫可以 不义也。晏子曰：‘君为社稷死则死之。’孔子曰：‘小杖则受， 大杖则走。’若如俗所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不特不合于五伦，亦不合于三纲也。”

“三纲”本来是强者控制弱者、尊者驾驭卑者的法则，而蔡 元培却把它施诸强者、尊者。生性狡狯者会利用一切机会攫取名利，天性醇厚者则习惯为 弱者撑腰，替他人着想。蔡元培属于后者。

20世纪 40年代欧洲有一种废除财产与婚姻的说法，蔡元培在自己主编的《警钟》中也加以绍介。一些别有用心者竟利用这 种理论满足私欲，他们认为，既然取消了私有财产，别人的财产也可为我所用；既然取消了婚姻，别人的妻子我也可随意勾搭了。蔡元培听了这种怪论，当即加以斥责：“必有一介不取之义， 而后可以言共产；必有坐怀不乱之操，而后可以言废婚姻。”

“自由、平等、博爱”，对蔡元培来说不是空谈的口号，一旦有机会，他就将其付诸实践。20 世纪初，他就积极支持爱国女 校，执掌北大后，他又开放女禁，在中国首次实行了男女同校。 此举在当时影响甚巨。王世杰对此大加赞赏，说：“男女同校制 普遍实行以后，所谓教育机会平等的主张，便得着了一个广大的基础。这是蔡先生所领导的一种思想革命所给予全国妇女界的一种实惠。”王世杰感慨：“这是何等的实惠！” 当时的日本，男女在教育上都未做到平等，一位日本女士闻知此事后，流泪向罗家伦夫人说：“日本没有贤明的人作同样的提倡，使我伤心。”

男尊女卑的观念盘踞中国多年，蔡元培敢为人先开放女禁， 足见他有一颗关爱弱者的善心。 妻子病逝后，很多人劝其续娶。蔡元培在择偶条件中特别提 出一条，男死后女可以再嫁。在整个社会都提倡女子守节的时 代，蔡元培此举充分表明了他对女子的深深同情。 既然主张平等，有人认为，责己重者责人也可重，责己轻者责人也可轻。但蔡元培却坚持“躬自厚薄责于人”。他的理由是，自己犯错，通过反省可找到原因：“其受前定的遗传、习惯和教育 所驯致的应如何加以矫正？其受环境和感情所逼成的应如何加以

调节？操纵之权全在我自己。而于他人呢，则其驯致和迫成的原因，我决不会完全明了的；假使我仅仅凭了随便推得的一个原因， 就去严重的责备他，哪里会确当呢？况且他自己自然有重责的机会，我又何必越俎代谋？”所以，他的结论是：“责己重而责人轻， 乃不失平等之真意，否则迹若平而转为不平之尤矣。只有处处为他人着想，才会这么看问题，才会坚持“躬自厚薄责于人”。

本书中的人物，均是二十世纪的大师或英才。他们个性不同，志趣相异，性情独特，但都有超常之才、非凡之识，都具刚正之气、恢弘之度。

他们气质清雅，气度雍容，让当下的我们为之肃然起敬，神往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