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忆往》布面精装毛边签名纪念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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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品
仅1件
作者陈昕
出版社海豚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01
印刷时间2013-01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上书时间2014-02-20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九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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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出版人、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昕的《出版忆往》——
公开他多年的编辑、策划、出版秘笈;
回忆那些筚路蓝缕的出版老前辈,汪道涵、夏征农、王元化、巢峰、宋木文、刘杲……
《出版忆往》2013年初出版,海豚出版社制作了少量毛边纪念本,承俞晓群社长雅意,一直等到2014年初,请得陈昕先生于百忙中为书友签名。
作者简介:
陈昕,1952年6月生人,从事编辑出版工作30多年。现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董事长、总裁、编审,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辞海》常务副主编;兼任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持多项国家大型出版工程,策划、编辑丛书30多套,计数千种。著有《中国出版产业论稿》、《中国图书定价制度研究》等9部著作,并在《经济研究》、《读书》、《光明日报》等数十家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及文章100多篇。其著作和论文以及编辑的图书数十次获得国家一级的奖励。
目录
1 “学林”:我的菩提树
15 “黄皮书”是如何诞生的
35 中国经济学曾经有过一个“三联学派”
54 感受香港的文化季风
74 市场经济“时代意识”的普及
92 铸就历史的铜镜
110 争做出版工作的高原
140 在法兰克福奏响“中国模式”的乐章
162 《中国震撼》的出版及其价值
177 汪道涵同志与出版工作
189 感受夏征农同志
200 王元化先生的文化自觉
211 经济学家、出版家巢峰
222 刘杲:对出版的一份神圣与纯粹
228 编辑的品格和传统
——我所知道的胡道静先生
235 后记
陈昕印象
——《出版忆往》序
俞晓群
这几年做出版,不管多难,每年总要为出版人出几本小书。刘杲、沈昌文、钟叔河、朱正……从前辈做起,一本本做下去,直到同辈、晚辈,了却我一点承继与存留的愿望。
陈昕先生的集子,我当然想做。因为在这个变革的时代里,我始终认为,陈昕先生是一位标志性的人物,是我认同的角色。现在真的拿到他的书稿,我认真翻读,兴奋之余,细细思索,心底里涌出一些敬畏的情绪。
其一是他的理论水平。陈先生虽然身居要职不少,头衔不少,荣誉也不少,但以我听闻,行家们对他最多的肯定是“出版家”和“出版理论家”。从经常见于报端的大块文章,到一本接着一本的著作,观其内容,都不是应时的笔谈,而是实实在在的学术论说。比如《中国图书定价制度研究》,是他集调研、实践与理论分析于一体的理论著作,也是国家立项专题研究的项目。
还有《中国出版产业论稿》,其中许多论点独树一帜,敢说真话,敢亮自己的观点,十分难得。此书出版于二零零六年,那时正值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做得风生水起,身为老总的陈昕先生自然很忙,但他应复旦大学出版社贺圣遂社长之约,从自己一百万字的文章中,选出四十多万字成书,确实厉害,也让我感到惊奇。此类实证性、学术性的书是很难写的,他的时间何来呢?是天赋,是勤奋,是三十年的积累?环顾出版业内,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呢?面对这些,我怎么会不产生敬畏的感觉?
其二是他的资历。我第一次见到陈昕先生,是一九九五年。在刘杲先生倡导下,中青年编辑研究会成立,胡守文先生任会长,陈昕先生任副会长,我是委员。成立会上见到他,四十几岁的人,面上的印象是稳重,谦和,寡言,目光中的傲气却掩饰不住。不久“中青年编辑论丛”出版,陈先生的《编匠心集》收入其中,读后我立即感到,虽然我们的年龄相差无几,他的出版经历之丰富,认识之高远,却远在他的同代人之上。
以书为线索,一九八五年陈昕先生组织出版“青年学者丛书”,翌年他策划推出“当代学术思潮译丛”,还有“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等等。一九八七年至一九九三年,他先后在上海三联书店和香港三联书店担任领导工作。六年间,他曾经策划了十多套丛书、三四百种选题,亲自担任过近百种图书的责任编辑。
单说他出版的经济学著作,堪称这个时代、这个领域的翘楚。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他的身边聚合了一大批精英人物,奉献出许多优秀的著译。比如一九九二年间,上海三联出版林毅夫、盛洪、张春霖和张军先生的四部著作,并围绕他们的著作,召开“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结构”研讨会,提出了“过渡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今天读到当时的论文集,其观点之超前与丰富,且具预见性,确实让人震动。
至今,“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已经出版二百多本。二零零六年,陈昕先生组织召开这套书“出版二十年座谈会”,到会的作者林毅夫、张维迎、樊纲、盛洪、史正富、陈琦伟、史晋川、洪银兴、贝多广、王新奎、周振华、蔡昉、周八骏、杨鲁军、袁志刚……,他回忆道:“这些当年默默无闻的莘莘学子,如今全是赫赫有名的大牌经济学家,政府高官,或商界巨子,但是,他们依然珍藏着那个特定时期积淀的款款温情和精神纯粹,应诺点卯。”
陈昕还做过许多发先声、树品牌的事情。他最早推出三部西方政治学著作,有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与政策》和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他最早推出顾准先生的著作,在香港出版《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邓小平南方讲话后,他立即组织二十多位中国留美经济学家编写“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赶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之际高质量推出,承担起为市场经济“时代意识”普及的重任;他出版萧克将军主编的《中华文化通志》,引起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将此书作为国礼。他主编出版“当代经济学译库”,他说,“有一段时间是,我们翻译出版哪位经济学家的著作,哪位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可见选书的精道。另外,陈昕先生每论及一些重点项目,都会列出该书的印数,像《中华文化通志》首印五千册,十年后还可再版;张维为《中国震撼》,现已累计重印二十八次、七十五万册,等等。这其中蕴含着商业的诚信与坦率,也使他的“出版个案”论述,达到完善。
其三是他的志向。当今出版是一个群雄分立的时代,刚刚脱出计划经济的窠臼,谁都想各霸一方,找寻虎视天下的感觉。“谁是天下第一”有意义么?有,但大多数老总讲的是“老子一任,天下无双”。陈昕先生不同。虽然他的调门也很高,他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要努力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他赞赏美国著名出版家帕金斯的观点:“出版家的首义是为天才或才华服务。”但他不是“假大空”,他不追求“横空出世”的感觉,他说自己的工作,是在接续前辈们的理念,在做“萧规曹随”的事情,只是希望把事情做得更精彩。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里,他更看重传统与学理的依托。
他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追求不是一座高峰,而是一片高原。而这片“高原”,是由一代代出版人建造的“高峰”汇聚而成的。他以书为标志,总结出上海人民出版社发展的三个时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确立社会科学出版的第一个高原时代;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第二个高原时代;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是第三个高原时代。正是有了这样的传统和承继,上海人民出版社才有了今天“群峰并立”的辉煌。
他说,中国经济学曾经有一个以上海三联书店为基础的“三联学派”的存在。而这个学派也不是一步形成的,它经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上世纪末,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四个发展时期,每一个时期以书为标志,最终证实了“三联学派”存在的价值与贡献。
他说,他不是一个人在那里孤军奋战,而是一群人前赴后继,共同奋斗。陈昕先生的身边有许多优秀的前辈,他真心地爱戴他们:汪道涵,夏征农,王元化,巢峰,宋木文,刘杲……正是在他们的引领下,他才有前行的勇气。
回顾中国百年出版,我常感叹,前四十年,它的重心在上海;后六十年,社会变迁,人为北移。但上海的文化底蕴还在,陈昕一干出版精英还在。我说不能轻视上海出版,心意正在这里。
其四是他的定力。在一个商业化风起云涌的时代里,文化出版受到巨大的冲击。集团化、上市、融资、造大船、多元化、做大做强、又好又快、跨越式发展、什么挣钱就干什么、怎么挣钱就怎么做……不是说这些口号都不好,只是不能把手段当成目的,忘记出版的本质,而且它们一旦形成一种风潮,一种运动,就会带来不好的结果。在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有些昏昏然。但刘杲先生明白,巢峰先生明白,在历史的记录中,有他们的文章为证。
二零零九年,我有幸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参观他们的精品图书展厅,我发现,陈昕先生也明白!虽然他身为集团老总,虽然他在这场商业化的风潮中,一直处于风口浪尖。但是,他没有跟风冒进,他没有忘记文化,他没有忘记出版的根本!我这样说,因为在那宽敞明亮的展厅中,有他们精美的图书为证!那次参观,陈昕先生亲自讲解,他强调三点,一是这里所摆放的书,都是有文化价值的好书,它们可卖可看,不是摆样子的形象工程,不是印出来糊弄领导的“假书”。二是那些没有原创成果的所谓学术书不能进来。三是商业化媚俗的书,绝不出版。
话说回来。读陈昕先生的著作,还引发我一些个人思考。我是东北人,生于斯,长于斯,锤炼出一副北方人的外部形态。但我的父亲是江苏人,早年他随军北上,时常会吟唱:“马后桃花马前雪,叫人争得不回头。”直到他去世前几天,他面对着北方一望无际、遍野飞花的春天,还在诉说对家乡月明风清、小桥流水的思念。受父亲影响,在我的情感世界中,始终眷恋江南江北,那风暖柳飘、烟雨亭楼的景色。做出版,我最看重传统。说到传统,不来上海怎么行呢?来上海,见王元化、柯灵、金性尧、黄裳,见陆灏、陆谷孙、陈子善、葛兆光、傅杰、孙甘露,见巢峰、贺圣遂、施宏俊、王为松……还有很多人。
二零一一年八月上海书展,那一天,我们陪同沈昌文先生去签售他的《八十溯往》。忙了一天,直到入夜时分,我们来到老正兴,与几位好友相聚。
上海的夜,风清气爽,街灯闪烁。陈昕先生很忙。晚一会儿,他来了。几天来,他做了“阅读的春天在哪里”等几个主题讲演。此时,他自己开着车,穿一件红色体恤,满身休闲的样子。他以茶代酒,说话不急不躁,和我们聊到深夜。接着又伴着我们,在上海的街道中慢慢行走。过路口时,他会自然地挽起沈公的胳膊。看到这些,我觉得,作为一个文化人,有了这样一些细节,就完整了。同时也激起我更大的敬畏之心。一个人的可敬之处,在大事;可畏之处,却在细节。
那一夜,老酒熏陶,让我有些精神恍惚。口中不自觉地流出辛弃疾《水龙吟》:“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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