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与岸：钟文诗论集（诗歌评论家钟文近年来文章结集，深情回忆与好友北岛、顾城、翟永明等相交过，北岛倾情作序推荐）
9787544784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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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钟文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ISBN9787544784160
出版时间2000-01
装帧平装
货号634230741592
上书时间2022-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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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者钟文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曾在成都大学、深圳大学任教。1980年参加定福庄“诗歌理论座谈会”，与谢冕、孙绍振、吴思敬一同为朦胧诗辩护，并与北岛、顾城、杨炼等结为好友。1990年后赴法国经商，回国后重拾笔墨。摘下商人面具，转换成诗歌评论家。
本书即作者退去“商人”身份，转换成诗歌评家后所写文章结集，分为四个部分：诗人琐忆、文本品鉴、诗意随笔、诗学探索。 ※诗人琐忆，记述了与几位知名诗人包括北岛、顾城、翟永明等的交往故事，生动有趣，包含深情。 ※文本品鉴，视角独特，男性诗人以北岛为代表，女性诗人以余秀华、陆忆敏为代表的，分别艺术角度进行研究与探索。 ※诗意随笔，有关诗歌创作、诗歌赏析标准的思考，何为好诗？陶渊明何以写出天籁之诗？ ※诗学探索，有分析诗歌对爱情的表现——“诗歌是许配给爱情的”，也有对诗歌中人性与后现代性进行剖析——“做一个精神的超人”。
北岛作序倾情推荐
【名人评价及推荐】
彼岸与此刻，终有一别。在上海武警总医院的病房，透过窗户，阳光迷蒙蒙的。面对病榻上的钟文，我握着他的手，留下唯一的承诺。死亡就像定格，转瞬间，光的河流涌进窗户。——北岛
【作者简介】
本书作者钟文，浙江绍兴人，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曾在成都大学、深圳大学任教。1980年参加定福庄“诗歌理论座谈会”，与谢冕等一同为朦胧诗辩护，并与北岛、顾城、杨炼结为好友。1990年代赴法国经商，回国后重拾笔墨，从事诗歌评论。著有《诗美艺术》《那趟从不停靠的列车》等。
【编者介绍】
孙晓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自2006年开始担任硕士生导师，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中国诗歌研究动态》之“新诗卷”与“古诗卷”执行主编。
【内容介绍】
《光与岸——钟文诗论集》分为诗人琐忆、文本品鉴、诗意随笔、诗学探索四个部分，有与几位知名诗人包括北岛、顾城、翟永明等的交往故事，有对他们诗歌的品鉴，有对诗歌创作、诗歌赏析标准的思考，也有对诗歌中人性与后现代性的剖析，展现了作者对诗歌的独特理解，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
【目录】 序（北岛）
诗人琐忆
老木头和他的诗观
顾城之死
翟永明印象
文本品鉴
北岛的文本意义
对而不比
诗艺随笔
智慧性的，还是技艺性的？
白话如何酿成诗
谁可以作天籁之声
我是我，我不是我
诗学探索
诗歌怎样反诗歌
非逻辑的逻辑
比爱更爱的爱
动物性比人性更人性
恐惧之下的人性
至高的恶归属于至高的善
人性对神性的渴望
海德格尔的诗歌观
【文摘】 老木头和他的诗观——记录北岛 一 我认识北岛是1979年初，之前不识他的人，只是读他的诗。 1979年中国人头上的阴霾逐渐在消散。我那时候还在四川自贡劳动，但是周围能谈天说地的大多数是四川自贡的一批文化人，我读到了北岛的那首《回答》：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北岛的这首诗写于1976年4月（后来我与北岛核实，此诗的真正成稿时间是l973年，当时的题目是《告诉你吧，世界》）。我读后瞠目结舌。因为当时中国相信：天是蓝的，梦是真的，好望角已发现，冰川纪已过去。北岛这种惊世骇俗的呼唤需要有赴汤蹈火的决心。“我不相信”，的确是时代的伤口与个人的伤口契合在一起时唤出的勇气与正义。于是“我不相信”成了时代的标识，同时也成了北岛的标识。“我不相信”，用一句大白话而成为一个有历史传奇性的诗歌形象，这正是用诗去唤出人民心底感觉得到但呼喊不出的奇迹，创造人工神话来抵制语言逻各斯的胜利。 1980年中国有了一场朦胧诗的争论。围绕着北岛、舒婷、顾城等人的诗，中国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辩论。写“朦胧”的诗却成了一大批年轻诗人的追求目标。当时的《诗刊》是由邵燕祥这样的开明人士在主持，所以，他们决定召来中国当时的诗评家们在北京开一次辩论会。这就是1980年的定福庄“诗歌理论座谈会”的背景。围绕着一种诗歌而举行一场全国性的面对面的辩论会，在中国诗歌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 四川被分配赴会的是两个人，一位是《星星》诗刊的副主编，一位是我。当时我不认识到场的任何人，我只是读过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的宏论，非常敬佩他的高瞻远瞩和对年轻人的热情关爱。我到了现场发现，反对朦胧诗的这一派人居多，有丁某、宋某、闻某等。这些人都是诗坛的大人物，好几个是延安鲁艺的毕业生。在会场上他们对谢冕发起围攻式的辩论，我只是出于我的艺术见解和艺术立场，非常自然就站在谢冕的这一方。大多与会者是骑墙的，多听少说。对垒的双方大致是四人对四人。我方的四人是谢冕、孙绍振、吴思敬和我。他方的四人是丁某等人。谢冕一开始因为被围攻有些疲惫，现在就抱肘督战了。孙绍振驰骋诗坛已久，才华横溢，他多以嬉笑怒骂来对付。对阵辩论最激烈者是吴思敬和我。吴思敬是有备而来，口袋里装了一摞卡片，时不时会从中抽出一张来，或是马克思怎么说，或是恩格斯怎么说，用此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当时的辩论范围从哲学到诗歌无所不包。辩论常常到了争吵的地步。对方的阵营以丁某为主力，该老先生是个激情派，他发言五分钟以后必定声音提高八度，所以一过下午，他的嗓音就沙哑了。到了傍晚，我和吴思敬的嗓音也随之沙哑了。面对这几天的火爆辩论，《诗刊》与《文艺报》的人只是在旁边记录，不发表任何意见。气氛冷峻但不肃杀，我们才敢放胆发言。 这场争论对我而言最大的收获是偶然地结识了谢冕、孙绍振、吴思敬这样的终生朋友。套句俗话，这种友谊是战壕中的友谊，当时是“同识朦胧”为同志。定福庄争论的最后结果是《诗刊》发表了一篇《一场热烈而冷静的交锋》作为总结。这个总结不偏不倚。但是这场争论以后，全国虽然还有反对朦胧诗的文章发表，但总体而言已经气势颓败了，大批年轻诗人可以在更自由的气氛中写诗了。 因为我在定福庄“诗歌理论座谈会”上的表现，场外以北岛为首的朦胧派诗人得到了消息，请人来找我，要求我和他们在北京见面。当时有北岛、顾城、杨炼等人在，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大家一见如故，相见甚欢，最后都结为好友。以诗歌为媒介而凝结起诗的友谊和生活的友谊，只能是那个时代的事。 一年后，北岛给我打电话说，他们一伙人包括顾城、杨炼等要来成都，我答应在四川接待他们，并把四川的诗人介绍给他们。 这个时候被称为朦胧诗的诗人大有无冕之王的气势。这些人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一帮文友、诗友从四面八方赶来，与他们簇拥会合，大家都像熟识了很久的朋友一样交谈欢聚。他们会面主要不是喝酒、吃饭，而是像开朗诵会一样地朗读。每人都要当众朗读自己的力作，朗读完毕，听者可以七嘴八舌做出评论，臧否而不损友谊，这是当时的风气。当然，诗人的吃喝住行都会由当地的诗人去解决。 这次北岛的成都之行，让我对他有了诗歌文本以外更深的认识。北岛给我的整体印象不是一个很灵活、善于交际的人，更没有北方人那种伶牙俐齿、能说善辩的激情。顾城曾经在背后告诉我：“我们都叫他（指北岛）是‘老木头’。”我问他：“为什么叫‘老木头’？”顾城说：“他不擅长表达说话，比如他写了那么多诗，但我向他求教，他常常讲不出所以然来。”我又问顾城：“和谁的交流让你收获颇多呢？”他说：“比如江河，我能够在江河那里听他滔滔不绝地讲诗歌创作的经验和妙论。比如他对诗歌是什么有一句妙言：诗歌是那些翻译也翻译不过去的剩下的东西。”我诘问：“我看你和北岛走得很近，关系又非常好？”顾城说：“他就是‘老木头’，虽然不善言辞，但是他对人永远充满了善心，所以我愿意跟他，有一个这样的大哥在我身边，我觉得很放心。” 在四川的十来天里，顾城永远像北岛的马仔（广东人的说法），北岛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而杨炼就像一条鱼一样，一放手，他就如鱼得水般地游到一切他熟悉和不熟悉的海洋中去，永远找不到他的踪影。
【前言】 序 2017年4月22日上午10点，上海武警医院病房区。钟文半卧病床，面颊消瘦苍白，半闭着眼。我握着他嶙峋的左手，开场白简单明确—我承诺，一定会为你出版这本书。他头脑清楚，微微一笑，点点头。这是最后的告别。当天下午他昏迷不醒，直到5月7日凌晨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应该和一个诗歌事件有关。1980年秋，在北京郊区定福庄，由《诗刊》副主编邵燕祥主持全国诗歌讨论会，这是公开争论“朦胧诗”的序幕，后称为定福庄会议。在对“朦胧诗”刀光剑影的围攻中，杀出有血性的“四条汉子”，他们是谢冕、孙绍振、吴思敬和钟文。那年头，我们正忙得四脚朝天，后来才听说这件事。 记得1981年隆冬，钟文在北京开会因急病住院。他穿着军用棉大衣，苍白消瘦，一副书生模样。探视时间早就过了，我们在医院门外小聚，有合影为证：钟文、顾城、杨炼、唐晓渡、牛波和我。没有会客室，也没有小饭馆，刮着西北风，冷飕飕的，谁也坚持不了多久—我们哆哆嗦嗦，互相取暖。 如果逆流而上，八十年代可谓现代诗歌的上游。那年头，四川诗人呼啸成群，集结在成都。军师钟文出谋划策，跟着摇旗呐喊，要说起来当年翟永明和欧阳江河都是他的学生。播下诗歌的种子，从成都出发，再沿铁路公路小路延伸到罕见的人迹中。 钟文在“文革”后期从上海到自贡下放劳动。他有两三百本藏书，于是亲手编写了《文学描写手册》，半公开售卖，赚了第一桶金，尝到甜头。后来从自贡到成都，摇身一变，成为成都大学的老师，他借助电大的新媒体，开了两门课，浑水摸鱼捞下金银。 1985年是转折点。他从成都到深圳，水涨船高，跻身为深圳大学教授兼系主任。再往前跨一步，仅仅一步，他混进香港的金钱世界。顺着风向标，我跟着他亦步亦趋—同年春，我也下了海。我在北京昌平县踩河村飞达公司听差。业务范围除了导弹以外，主要是出口转内销，倒卖盘条，试图搅乱彩电市场，再加上所谓商演，赔本赚吆喝。据说进京还捎带一货车的臭带鱼—各种演绎版的传闻。我们忙乎了大半年，连生意的边儿都没沾上，心里倒踏实，我再回到书桌码字。 钟文曾这样写道：“我十分欣赏客家人对人的命运的一句谚语：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天命所归是人用什么力量也拗不过来的。” 那真是天命。1990年夏天，我在巴黎见到钟文。先通电话，约好在巴黎一家中餐馆吃午饭。我们互相打量—我失魂落魄，跟流浪汉差不多；他住在难民营，但衣着优雅，对未来充满信心。午饭后，我顺手把一个信封塞进他口袋里—这是我刚在蓬皮杜中心朗诵的酬金。四海之内皆兄弟，没的说。 次年冬，眼见着钟文的灭顶之灾，被助手卷走了大部分存款。苍天在上，居然和助手共享银行账号的签名权—他可真够糊涂的。估摸有一百多万法郎，对我来说那是天文数字。真为他着急，心里咯噔一下—看来流浪者与流浪者完全不一样。 冬去春来，接着地气缓了过来，他开始做小买卖。从山地自行车服装到丝绸生意，慢慢走上正轨。记得1993年圣诞前夜，钟文在他家约我和几个朋友小聚。我喝多了，反复唠叨这句法文“beaucoup， beaucoup de problèmes”（很多很多问题）。圣诞树的彩灯一闪一闪。是啊，每个人都有很多问题，那是我的艰难时刻，其实钟文也如此。躺在他家的沙发上，我半夜醒了过来，还是重复这句新学的法文。钟文为我盖好毛毯，像哄孩子般安慰我。 那阵子，宋琳家住巴黎三区，送孩子上学，几乎每天早上都能见到钟文，互相打招呼。钟文推着小车送货，颠簸在鹅卵石路上，叮叮当当，沿着店铺门板回响。他自食其力，毫无老板的架子。 仗着腰板还算硬朗，钟文爬上小山坡，喘了口气。我算了算，那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他刚五十出头，做出战略转移的重大决定，于是从巴黎挪向上海。 他和一个法国人在西湖边聊天，谈起职业选择。他说，如果我现在选择，我还是会选择做商人。为什么？因为教授在智力与能力上的挑战越来越小，中国的教授是很平淡，甚至很中庸的一种职业（自然科学另当别论），我们这一代人中大量的是人云亦云的抄书匠，如此而已。商人不一样，做商人在智力和能力上是对人的潜能的巨大挑战，成功与失败每天都在考验着他们，所需要的能力远远不是读书抄书这么简单。他们面对的世界非常之大，因为这一切，我情愿去做一个商人。 看来天命不可违。九十年代末，钟文的生意越做越大，他从巴黎搬到上海，成为欧罗福国际集团远东区总裁和法中文化交流中心主席。如果野心像深渊，谁才是真正的主人？ 1999年夏天，在巴黎歌剧院附近的咖啡馆，钟文和一个法国的中国通喝白兰地抽雪茄。中国通说起一笔生意，涉及法国电力公司，打算把法国的几个火力发电厂，低价甚至无偿拆迁到别的国家或地区，当然针对的是第三世界。假如只花一欧元，可买下一座法国火力发电厂—这是多大的诱惑，做生意堪比赌博，而梦想却比金钱远大得多。 再说，法国人一点儿都不傻，他们早就准备取代火力发电厂了，顺便给中国送去厚礼。钟文当然也不傻，中国能源需要的是时间差。 盘算小九九，一步一步向前推演—从法国电力厂拓展到全球绿色能源计划—这是钟文梦想的王国，但想想都后怕。硬着头皮，他与美国通用（GP）、英国石油（BP）和日立等公司的老板们一起合伙共谋，相当于“八国联军”。看来他是站在深渊边随时准备跳下去的人。 规避商业机密，钟文几年后在香港跟我闲聊，谈到他的庞大计划，我听着都犯晕—除了诗歌的逻辑，还有金钱的逻辑，加在一起，他就像堂吉诃德那样冲向风车。再加上文牍的逻辑，他沿着字里行间跋涉，终于获得联合国的正式批准。自称为“历史性的文件”，却需要全球绿色联盟计划的先决条件。他想得美，紧紧抓住一纸公文，喜极而悲。 2002年冬天，我陪母亲去上海和苏州小住。我被镇住了：钟文快成了上海滩的老大。他的坐骑是美洲豹（Jaguar），据说是上海头一辆，从英国直接运过来的。司机小张戴着白手套，毕恭毕敬。他派头可大了—无缝流线后背发型，皮鞋锃亮，意大利手工西服，加上淡淡的男用香水。他周旋于官商之间，茫茫然，目光不太容易对焦。 顺手，他把上海作协那栋小楼（巨鹿路675号）包租下来，先让文学靠边站。他还开了一家“三十年代大饭店”餐厅，高朋满座。我把外甥女介绍给他，担任英文翻译。当然了，我和母亲也蹭车沾光，包吃包住。坦率地说，在上海待了三天，我东闻闻西嗅嗅，估摸是被那股男用香水味儿熏着，在上海迷失了方向。 2006年秋，世界的舞台转换，我和钟文相聚在纽约。他刚见过通用公司的老板，前不久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正式会谈，为了绿色能源和绿色美元而干杯，据说还登上了报纸。我们请了一个学中文的美国小伙子专程陪同，钟文在新大陆实地考察。 在纽约，落叶飘飞，就像日子那样任意挥霍。我们住在曼哈顿西中区的小公寓，他蜷缩在小沙发里，感叹人生，生意无常，看来还是平头百姓，平起平坐。问了问我的难处，他顺手写下一张支票，捐了两千欧元。后来他半开玩笑问我，是否背后骂娘。没这回事儿，我应道，钱多钱少，都得感谢金主们的支持。 我2007年8月从美国搬到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次年夏，钟文到香港出差，在尖沙咀马可波罗酒店下榻。他身体虚弱，闭上眼说话，像生病的大鸟。据他说是一种怪病，译成“运动神经阻碍症”。我问他，倘若闭上眼谈判，和那些大老板们怎么周旋？他摊了摊手，苦笑，无可奈何。 每隔一阵他专程到香港，陪模特夫人和两个孩子住同一家酒店，紧挨着“购物天堂”的海港城。我们俩先在餐厅聊天，接着家人搂着大包小包，我们一起吃顿晚饭。钟文闭着眼，他夫人目不转睛，停在某处，和橱窗的模特差不多。 一想到从“八国联军联合国全球绿色联盟”到环保利用焦炉煤气零污染燃气轮机、绿色美元，直至不夜城高档橱窗、英意晚餐菜单、侍者表情、模特脸色，我就烦透了，再也不想去那鬼地方了。但为了友谊干杯，怎么办？我提出唯一的条件是，钟文本人到我家吃顿便饭。他终于来了，喝红酒加上家常便饭，他突然睁开眼睛，谈天说地，聊到深更半夜。 2012年春，我在香港中风，后来赶到上海，在一家针灸诊所治疗。当天晚上，虽有严格医嘱，还是忍不住跟钟文通了电话。他惊呼，非得赶到酒店过来看我，哪怕只待一个钟头。 我们在大堂咖啡厅小聚。钟文是半个盲人，我是半个哑巴，同病相怜，但还挺乐呵—在真实的处境中，这才是坚不可破的友谊。 这是人生的转折之年。他从巅峰滑到低谷，公司倒闭，跟老婆离了婚，把别墅也卖掉了。“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好歹捡了条命，终于回到书斋中。 那年，几乎每个月我都去上海治疗。钟文是美食家，听说我要过来，总是由他安排当晚请客，派司机接送。凶猛的美洲豹换成老掉牙的面包车，司机小张也变成老张了。一旦公司倒闭，钟文反倒眼睛亮了，就像打开了窗户。 摘下商人的面具，他是个乐观又充满好奇的人，对上海几乎所有的细节无所不知。当年他是里弄的穷孩子，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那得有多么强大的能量和原动力啊。他目光时而温柔时而狡黠，就像老顽童。他每次请客，往往更换不同的老餐厅，好像为上海感到自豪。钟文每次抢着买单，手头拮据，而我心里清楚，他在乎的是内心的骄傲。与此同时，他反复查看账单，估计多年被人坑骗。 自2012年起，钟文沉溺在书斋中，通读那些大部头的艰深原著，尤其是现当代哲学，写下百万字的笔记。从商人转换成诗歌评论家，他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引起诗人和诗歌读者的瞩目。他从小热爱文学，算得上童子功，加上过目不忘，浸染其中，这五年下了功夫，他厚积薄发，最终留下正果。 我相信能量守恒定律，生命也是如此，钟文的身体每况愈下。三年前他身上奇痒，住了两个多月医院，被抗生素灌饱了，看起来止痒了，但最终引起肾癌，相当于一连串连锁反应。幸好人有一颗心，却有两个肾，等于备胎，他的另一个肾被切除了，他活了下来。手术很成功，我专程前往祝贺，打开一瓶法国红酒，为生命干杯。 看来各有各的人性的弱点。钟文坚信西医对生命更有效，特别是三甲医院著名医生加上美国药。他用尽最贵的美国药，病况有所好转，但无形的病毒潜伏下来。 记得三年前，我和毅伟到他居住的“罗马花园”单元小聚。我坦率地说：“你是个文人，当不了商人。”他就像犯错的孩子，搓搓手，点了点头。就在前天晚上，我们在一家粤菜馆吃晚饭。毅伟问钟文，你最近怎么突然消失了？钟文交代，他和两个法国华人合伙，一起到柬埔寨倒卖房子，为了挣快钱，结果被黑帮绑架，抢劫一空。他绘声绘色，包括不少可信的细节，我们全都信了。后来才知道，钟文在山西厂方欠巨债，被拘一个月，因年老病衰放了他一马。转眼连面包车也卖掉了，司机老张也失业了。 时光流转。钟文曾师从上海真如庙住持方丈妙灵法师。据说他捐了七十万，翻建这座小庙。讲起他的经历与磨难，妙灵法师没说什么，只写了四个字：无得正观。 钟文写下的《那趟从不停靠的列车》的经商自传，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15年），我终于找到了这本书。他在结尾处写道：“读经以后使我很为开悟。俗世的得失观，过分强调了金钱的作用，于是人就产生了很多错觉和不良习惯。世上常常是贪心所起的假象，对钱的贪心越大，假象就越大，贪心越大，执着就越厉害，如此的恶性循环，会让人大吃苦头。” 临终前，面对病榻上的钟文，我握着他的手，应下唯一的承诺，终于如释重负。 这一年多来，我随身带着他的书稿旅行，但几乎不敢触摸，就像难以愈合的伤口。虽说友谊为重书为轻，可难上加难—钟文的书稿庞杂无章，多是笔记或未成稿，再说也不是我的行业。幸好找到关键的人物孙晓娅教授，她认识钟文，也喜欢他的文章。孙教授和学生们共同合作，花了大量的精力与时间，终于编成了这本书。 北岛 2018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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