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维诺诞辰纪念版：树上的男爵

后记（1960）
（节选）

我在此卷《我们的祖先》中收集三篇写于1950—1960年代的故事，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事件是非真实的，发生在久远的时代和想象的国度中。由于这些共同的特点（尽管还有其他不相同的特点），人们认为，它们组成了，像通常所说的，一部“套曲”，甚至是一部“完整的套曲”（也就是说写完了，因为我不打算写类似的新故事）。这给我提供了重读它们和回答问题的好机会，迄今为止每当人们提出之后我避而不答的问题是：我为什么写这些故事？我想说什么？我实际上说了些什么？这种类型的叙事在当今文学中有什么意义？

我，起初，写过一些当时所谓“新现实主义”的故事。也就是说，我讲述了一些不是发生在我身上而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故事（或者说是想象发生过或可能发生的），如通常所说，这些人是“人民”大众，但总是一些有点非正常的人，至少是一些奇怪的人，不会过多迷失在思想和情感中，而能够只通过他们所说的话和所做的行为来加以描写。我写得很快，使用短句型。那时我想表达的是某种突破，某种写法。我喜欢故事发生在户外，在公共场所，如在车站，许多人际关系在那里产生于偶然相遇的人们之间；心理学说、内心世界、室内场景、家庭、风俗、社会（尤其是上流社会），我对这些不感兴趣，也许从那时起我不曾有过大的改变。

我毫不经意地用游击队员的故事开始写作：结果很成功，因为这些故事是历险记，充满搏斗厮杀，枪林弹雨，有一点残酷也有一点吹嘘，符合当时的精神，还运用了“悬念”，这在小说中像调味的盐。在我于1946年写的中篇小说《通向蜘蛛巢的小径》中，我也大量地运用了新现实主义的生硬手法，而批评家们开始说我是“寓言式的”。我这是在赌博：我深知当讲述无产者和八卦新闻时带有寓言性是优点，而当讲述城堡和天鹅时寓言性就不足以称道了。

于是我尝试写别的新现实主义小说，以那些年里的大众生活为主题，可是我没能写好，将手稿留在了抽屉里。倘若我采用一种欢快的语调述说，显得假腔假调；现实复杂得多，任何风格的模仿终归是装腔作势。倘若我使用一种更加深思熟虑和悲天悯人的语调，一切将变得灰暗、忧伤，我就失去了那种属于我的特征，也就是对写作的是我而不是另一个人这个事实的唯一证明。

是世道变调了：游击战争时期和战后时期的散乱生活随时间转移而远去，再也遇不见那些向你讲述非凡经历的非同寻常的人物，即或还能遇见，却再也辨认不出他们的人和事了。现实步入各种轨道，表面上更正常，变成机构式的；如果不通过他们所在的机构很难判定人们所属的阶级；我也步入一种阶层成为其中的一分子——那种大城市的知识分子，身着灰色套装和白色衬衣。但是我想，归咎于外部环境是太方便的做法；也许我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我是一个写作过的人，像许多人一样，被推进变革时期的浪潮；过后我的灵感就枯竭了。

于是，我怀着对自己和对一切都感到厌烦的情绪，作为个人消遣，于1951年开始写《分成两半的子爵》。我无意特别支持某一种文学观念，也不想进行道德讽喻，或者狭义的政治讽喻，从来都不。当然我感觉到了那些年里的气氛，尽管不是很理解。我们处于冷战中心，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一种难以言表的不安，它们不具有看得见的形象，可是主宰着我们的心灵。于是，当我写一个完全是出自幻想的故事时，我不仅在不自觉地宣泄那个特殊时期的压抑感，而且还找到了走出困境的推动力；也就是说，我不是被动地接受消极的现实，而且能够对其注入活力，颂扬、野性、简约风格、强烈的乐观主义，它们曾经属于抵抗文学。

起步时我心里只有这股动力和一个故事，或者更恰当地说是一个形象。在我写每个故事的起始之时，都有一个形象在我脑子里转动，不知是何时诞生的，而且跟随我多年。这个形象逐渐在我头脑里发展成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而且同时——两个过程经常是平行而又独立的—我相信这个故事蕴含某种意义。但是，当我动手写作时，这一切在我心中初具轮廓，还处于空白状态，只能在写的过程中，一切事物最终各就各位。

那么，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想一个从纵向劈为两半的人，那两半中的每一半都自行其是。一个士兵的故事，发生于一场现代战争？但是常见的表现主义讽刺作品被反复炒腻了：一场远去时代的战争更好一些，土耳其人，一刀劈开——不，一次炮击更好一些，因此一半被认为已经毁坏，后来却又跳将出来。那么是土耳其人开的炮？对，奥地利—土耳其战争，十七世纪末期，埃乌杰尼奥亲王，但是让这一切都显得影影绰绰，那时我对历史小说不感兴趣（现在依旧）。那好：一半活下来，另一半以后再出现。如何区别他们？行之有效的可靠方式就是让一半善良而另一半邪恶，一种史蒂文森式的对立，就像《化身博士》，以及《杜里世家》中的两兄弟。故事就这样完全按照合乎几何逻辑的推理编织起来。而批评家们可能开始步入歧途：他们说我心里想的是善与恶的问题。不是，它在我心中根本不存在，我没有想过善与恶，一分钟也没有。正如一位画家可以使用色彩的鲜明对比来突出某一种图形，同样地我采用了一种众所周知的叙事的对立来突出我所感兴趣的那个东西，这就是分裂。

十二岁的柯希莫，因忍受不了姐姐做的蜗牛餐，愤然离家住到了树上。从此，他的双脚再也没有踏上地面：他在树上读书、狩猎、救火、与海盗作战，甚至恋爱、写作。他的墓碑上刻着：“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升入天空”。

“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之一，收录卡尔维诺亲笔后记：在《树上的男爵》中有一条通向完整的道路——这是通过对个人的自我抉择矢志不移的努力而达到的非个人主义的完整。

关于生平，卡尔维诺写道：“我仍然属于和克罗齐一样的人，认为一个作者只有作品有价值，因此我不提供传记资料。我会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东西。但我从来不会告诉你真实。”

　　1923年10月15日生于古巴，1985年9月19日在滨海别墅猝然离世，而与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
　　父母都是热带植物学家，“我的家庭中只有科学研究是受尊重的。我是败类，是家里唯yi从事文学的人。”
　　少年时光里写满书本、漫画、电影。他梦想成为戏剧家，高中毕业后却进入大学农艺系，随后从文学院毕业。
　　1947年出版《通向蜘蛛巢的小径》，从此致力于开发小说叙述艺术的无限可能。
　　曾隐居巴黎15年，与列维-施特劳斯、罗兰·巴特、格诺等人交往密切。
    1985年夏天准备哈佛讲学时患病。主刀医生表示自己未曾见过任何大脑构造像卡尔维诺的那般复杂精致。

十二岁的柯希莫，因忍受不了姐姐做的蜗牛餐，愤然离家住到了树上。从此，他的双脚再也没有踏上地面：他在树上读书、狩猎、救火、与海盗作战，甚至恋爱、写作。他的墓碑上刻着：“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升入天空”。

“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之一，收录卡尔维诺亲笔后记：在《树上的男爵》中有一条通向完整的道路——这是通过对个人的自我抉择矢志不移的努力而达到的非个人主义的完整。

关于生平，卡尔维诺写道：“我仍然属于和克罗齐一样的人，认为一个作者只有作品有价值，因此我不提供传记资料。我会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东西。但我从来不会告诉你真实。”

　　1923年10月15日生于古巴，1985年9月19日在滨海别墅猝然离世，而与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
　　父母都是热带植物学家，“我的家庭中只有科学研究是受尊重的。我是败类，是家里唯yi从事文学的人。”
　　少年时光里写满书本、漫画、电影。他梦想成为戏剧家，高中毕业后却进入大学农艺系，随后从文学院毕业。
　　1947年出版《通向蜘蛛巢的小径》，从此致力于开发小说叙述艺术的无限可能。
　　曾隐居巴黎15年，与列维-施特劳斯、罗兰·巴特、格诺等人交往密切。
    1985年夏天准备哈佛讲学时患病。主刀医生表示自己未曾见过任何大脑构造像卡尔维诺的那般复杂精致。

01

我的哥哥柯希莫·皮奥瓦斯科·迪·隆多最后一次坐在我们中间的那一天是一七六七年六月十五日。我记得很清楚，事情好像就发生在今天一样。大家坐在翁布罗萨我家别墅的餐室里，几扇窗户都嵌满了花园里那棵高大的圣栎树的繁茂枝条。时间正当中午，我们全家人按照老规矩在这个时候坐到餐桌边，虽然那时从不习惯早起的法国宫廷传来的下午吃正餐的时尚已在贵族之中风行。我记得有风从海上吹来，树叶抖动。柯希莫说着：“我说过不要，我就是不要！”推开那盘蜗牛。他往常可从来没有闹得这么凶。

在首席上端坐着我们的父亲——阿米尼奥·皮奥瓦斯科·迪·隆多男爵，他头上戴着路易十四式的垂至耳下的长假发，这像他的许多东西一样已经过时了。在我和哥哥中间坐着福施拉弗勒尔神父——我家的食客和我们兄弟俩的家庭教师。对面坐着我们的母亲——女将军科拉迪娜·迪·隆多，和我们的姐姐巴蒂斯塔—住家的修女。在桌子的另一头，与父亲面对面坐着的是土耳其式着装的律师埃内阿·西尔维奥·卡雷加骑士——我们家庄园的总管和水利工程师，而且他作为父亲的非婚生兄弟，是我们的亲叔叔。

几个月前，柯希莫满了十二岁，我八岁，我们才刚被允许上父母的餐桌。也就是说，我沾了我哥哥的光，随他一起提前升级，因为他们不想让我一个人单独在一边吃饭。我说沾光只是说说而已。实际上，无论对柯希莫还是对我来说，欢乐的日子结束了，我们怀念在自己小房间里的进餐，只有我们两个和福施拉弗勒尔神父。神父是一个满脸皱纹的干瘪老头，人们说他是冉森教派信徒，实际上他是从故乡德菲纳托逃跑出来的，为了躲避宗教裁判所的审讯。但是，他那时常为众人所称道的严谨性格，对己对人的苛刻要求，不断地被他的冷漠的天性和与世无争的态度所代替，仿佛他茫然地眨动眼睛所做的长久的沉思默想只是使他进入了万念俱灰的境地。他将一切困难，哪怕是很微小的，都看成他不想反抗的厄运的征兆。我们在神父陪伴下的进餐在长时间的祷告之后才开始，一勺勺规规矩矩，合乎礼仪，一声不响地进行。如果谁从盘子上抬起眼来，或者喝汤时发出了轻微的响声，那可不得了。但是，神父在喝完汤时就已经厌倦了，他茫然地呆望着，每啜饮一口酒就咂咂舌头，好像只顾品味这短暂而浅表的感觉。上主菜时我们就可以开始用手抓起来吃了，吃完饭时互相掷梨核玩，而神父不时懒洋洋地说一声：“够了！安静些！（法语）”

而如今呢，同全家人一起坐在餐桌边，家庭里的积怨显形了，这是童年中不幸的篇章。父母不停地对我们唠叨，要用刀叉吃鸡啦，身体要坐直啦，胳膊肘不要靠在桌子上啦，简直没完没了！还有我们那位讨厌的姐姐巴蒂斯塔。一系列的叫嚷、气恼、处罚、踹腿、踢脚开始了，直至柯希莫拒绝吃蜗牛并决定把他的命运同我们断开的那天为止。

这种家人之间的怨恨的累积我后来才明白。当时我八岁，觉得全都是在做一场游戏，顶撞大人是所有孩子的脾性，我不明白我的哥哥表现出的执拗劲头中蕴藏着更深厚的东西。

我们的父亲男爵是一个讨厌的人，这是肯定的，尽管他并不坏。他讨人厌是因为他的生活由不合时宜的思想主宰，这在新旧时代交替的时期是常见的事情。时局的动荡让某些人也蠢蠢欲动，但却是完全背道而驰：我们的父亲在那锅中沸水一般的形势之下，竟妄想获得翁布罗萨公爵的爵位，他一心考虑的只是家谱、继承权以及同远近的权贵们的争斗和联合。

因此，在我们家里过日子总像是在进行应邀上访朝廷的大演习，我不知道是奥地利女皇的宫廷还是路易国王的皇宫或者都灵的那些山民的宫殿。一只火鸡端上桌，父亲就紧盯着我们，看我们是否按照宫廷里的规矩切割和剔骨，而神父连味道也不敢尝，以免当场出乖露丑，他还得在父亲训斥我们时帮腔。后来，我们发现了律师卡雷加骑士弄虚作假的底细：他将整条火鸡腿藏入他那土耳其式长袍的下襟里，以便过后躲在葡萄园里随心所欲地撕啃享用。我们敢发誓说（虽然我们从来没能当场捉住他，他的动作太机敏了），他来吃饭时就带了一满兜已经剔好的碎骨，用来放进他的盘子里，代替那几块整个消失了的火鸡肉。我们的母亲女将军不管这一套，因为她在进餐时也使用生硬的军人方式：“就是这样，还有一点！好！（德语）”我们谁也不觉得好笑。她对我们不太讲究那些繁文缛节，但讲究纪律，她用练兵场上的口令助男爵一臂之力：“擦脸！（德语）擦鼻子！”唯一能够怡然自乐的是住家的修女巴蒂斯塔，她用她独有的外科大夫手术刀式的一些锋利的小刀，孜孜不倦地将鸡肉从骨头上一丝一丝地剔净。男爵本应将她树为我们的楷模，却不敢朝她看，因为她那在浆过的女宽边帽之下瞪大的眼睛，她那黄瘦的耗子般的小脸上咬紧的牙齿，也令他害怕。由此可以懂得，饭桌成了暴露我们之间的一切对立和矛盾的场所，也是显示我们的一切愚蠢和虚伪的地方。正是在饭桌上发生了柯希莫的造反行动，所以我才费了一些笔墨来描述它，可以放心的是，像这样盛大筵席似的餐桌在我哥哥的生活中再也看不到了。

这也是我们同大人们见面的唯一时机。在一天的其余时间里，母亲撤退到自己的房间里编织、刺绣和纺线，因为这位女将军其实只会做这些传统的女红，也只有在这些活计上她才倾注着自己尚武的热情。那通常是一些做成地图样的编织物和绣品。母亲在上面插上大头针和小旗帜，标明王位继承战争的作战部署，她对那些战斗了如指掌。她或者绣大炮，绣出各种从炮口射出的炮弹轨迹，各式交叉射击，不同角度的射击，因为她对弹道学非常在行，并且翻遍她的当将军的父亲的藏书室，找出军事艺术论著、射击图解和地图。我们的母亲过去姓冯·库特维茨，名康拉丁娜，是康拉德·冯·库特维茨将军的女儿，这位将军在二十年前率领奥地利的马利亚 · 黛莱莎的军队占领我们的土地。她幼年丧母，将军将她带在身边四处征战，无甚浪漫刺激可言，他们在旅途上装备充足，夜宿最好的城堡，带着一群仆从，她成天靠在大沙发的垫子上以编织度日。人们说她也骑马参战，这纯属无稽之谈。就像我们记忆中的那样，她一直是一个肌肤粉红、鼻子微翘的娇嫩的女人，但是身上保留了她父亲对军事的爱好，也许是为了对她的丈夫表示抗议。

我们的父亲在那场战争中是本地贵族中站在帝国军队一边的少数派。他热烈地将冯·库特维茨将军迎进自己的庄园，把自己的仆从让给将军差遣。为了更好地显示自己对帝国事业的忠心，他娶了康拉丁娜。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得到公爵爵位。像往常一样，那次他也没有如愿以偿，因为帝国军队很快就开拔了，而热那亚的执政者们课他的重税。但是那次他赚得一个好妻子、女将军。自从她父亲在进军普罗旺斯的征途中亡故，马利亚 · 黛莱莎寄给她一件衬垫在锦缎上的金颈饰之后，人们就这么称呼她。他对她几乎总是言听计从，百依百顺，尽管她由于在军营中长大，一心梦想的是军队和打仗，抱怨他只不过是一个碌碌无为的凡夫俗子。

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和卡尔维诺三人同样为我们做着樶美的梦，三人之中，卡尔维诺樶温暖明亮。
——约翰·厄普代克

卡尔维诺的想象像宇宙微妙的均衡，摆放在伏尔泰和莱布尼兹之间。
——翁贝托·艾柯

卡尔维诺教会我独创性与历史本身同等重要。
——帕慕克

有一段时间我似乎是理解了，后来一想什么也没有理解，因为他的头脑实在太复杂了。卡尔维诺的书值得反复阅读。
——莫言

我不能强求大家喜欢他的每一本书，但是我觉得必须喜欢他的主意：小说艺术有无限种可能性……我还没有探索无限，比卡尔维诺差得远。
——王小波

批评家们乐于把卡尔维诺与纳博科夫和博尔赫斯相提并论，实际上，卡尔维诺的影响力要更大，也更持久些。……卡尔维诺的故去，意味着纯文学的终结。至少对于西方文学来说是如此。
——陈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