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的地位

《甜与权力》于1985年次出版。自初版至今，它仍然以英文不断再版，与此同时也被翻译成荷兰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土耳其文、日文以及韩文等多个版本。不久的将来，还可以看到它的阿拉伯文版①。当然特别令我感到欣喜的是，中国的读者们现在能够看到它的中文版了。
　　对于一本书的著者而言，再也没有比获悉他的作品能被世界各地的读者群体所阅读而更让他感到欣慰了，这些读者往往由于语言的差异，而与该作品无缘。因此，在本书初版之后二十多年的今天，能迎来这一难逢之机与我的新读者们一起分享我在本书中的思考，我更由衷地感到欣喜。
　　我希望我在书中的所述与中国人民之间有着一种特定的联系。糖在中国的历史——正如在《甜与权力》出版十多年后，穆素洁在其书中所提到的——是意味深长地，甚至是富于戏剧性地与糖在西方的历史相区别。②近来像马祖达这样的许多研究者，努力把东方和西方联系起来，或是试图使读者了解到在两种历史之间存在的差异与相似之处，在先前不完善的研究中两者被切断了相互的联系。我确信在不久的未来可以看到东方与西方在智识上前所未有的统一，而随着这一统一将出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
　　我个人对蔗糖（或是日常英语中所说的“糖”）的兴趣，可以回溯到我在波多黎各岛上早期的人类学田野经验。该岛是美国在加勒比海的属国，初被美国所控制是在1898-1899年的与西班牙的战争中，至此之后它一直与美国保持着依附关系。那是我次在美，国本土以外进行田野工作，整个田野调查历时十八个月，当时我住在位于波多黎各南部海岸的一处大型北美蔗糖种植园附近，在那里我研究了一个小型的甘蔗工人社区。①那时的我对于蔗糖或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制糖原料几乎一无所知。只是通过我在调查点的日常经历，随着我与成百个甘蔗工人家庭——他们从事的农业劳动带来了数量巨大的糖的半成品，之后这些半成品被运往美国本土进行进一步的提纯加工——之间友谊的不断增进，我才开始对一个“糖的世界”逐渐产生了概念。
　　在之后的许多年里，经过在加勒比的其他的一些岛国上，诸如牙买加，多米尼加和古巴，以及在世界一些其他地方，我对糖有了更多的了解——它的生产、加工以及它对于人们的意义。对我来说，似乎对甜味的体验是我们人类天性中非常普遍的一个层面。然而正如我终开始确信的，在有的地方人们对它的迷恋确实要逊于其他一些地方。换句话说，一方面人们对糖的食用或许取决于人类普遍存在的对甜味的某些癖性，但是这并不能否认不同的文化在赋予甜味吸引力或是重要性方面有着广泛而丰富的发展。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不同的文化如何对待甜味将可能会是一个极有益的连接点，透过这个连接点可以考察人类行为中自然秉性和社会秉性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可以肯定的是，使人群之间相互区别，一个饶有兴味的方面便是糖在他们的食谱中的位置。
　　于是，我被激发写作本书，一方面是基于我逐渐对糖的历史本身的了解，这个历史冗长而充满了悲剧色彩；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知道糖在日常生活中带给了数量众多的人们以巨大的欢乐。毫无疑问我所关注的这个主题有着跨越很长时段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趋黯淡，尽管通过甘蔗和甜菜所生产出来的蔗糖正在发生着剧变。蔗糖生产和消费带给政府和私人企业的巨大利润已经衰减，然而却并没有消失。在美国，日常出版物仍不断地把甜味的重要性编人关于人类事务的史册中。

人类学家如何从纷繁的历史材料中发潜阐幽？如何在平凡处着眼进而揭示出背后的不平凡？
《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便是一个范例。作为一部人类学经典作品，西敏司娓娓道来的是糖这件平常事物身后奇妙而非同寻常的历史。聚焦于工业化早期的英格兰以及美洲加勒比殖民地的甘蔗种植园，西敏司把糖的命运讲述得格外深刻而不乏趣味。书中我们看到了糖从一件商品化身为工业化生产之商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密切地与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奴隶化生产，乃至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联系在了一起。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糖是如何经过一个自上而下的复杂文化过程，一步步地嵌入到了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

西敏司（Sidney W. Mintz 1922-2015），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类学教授，曾获颁多项人类学教育和研究奖项，开启了将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一种文化来研究的治学先河，被誉为“饮食人类学之父”。

译者简介：

朱健刚，七十年代生人，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现任教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担任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ICS）主任，主要研究城乡社区发展、民间组织和集体行动，同时积极参与志愿服务与公民社会的建设。

致谢

导言

章  食物、社会性与糖

第二章  生产

第三章  消费

第四章  权力

第五章  饮食人生

参考书目

注释

索引

人类学家如何从纷繁的历史材料中发潜阐幽？如何在平凡处着眼进而揭示出背后的不平凡？
《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便是一个范例。作为一部人类学经典作品，西敏司娓娓道来的是糖这件平常事物身后奇妙而非同寻常的历史。聚焦于工业化早期的英格兰以及美洲加勒比殖民地的甘蔗种植园，西敏司把糖的命运讲述得格外深刻而不乏趣味。书中我们看到了糖从一件商品化身为工业化生产之商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密切地与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奴隶化生产，乃至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联系在了一起。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糖是如何经过一个自上而下的复杂文化过程，一步步地嵌入到了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

西敏司（Sidney W. Mintz 1922-2015），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类学教授，曾获颁多项人类学教育和研究奖项，开启了将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一种文化来研究的治学先河，被誉为“饮食人类学之父”。

译者简介：

朱健刚，七十年代生人，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现任教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担任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ICS）主任，主要研究城乡社区发展、民间组织和集体行动，同时积极参与志愿服务与公民社会的建设。

一个其居民的食物在过去几乎完全自给自足的国家，在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转变成了一个进口食品的消费大国。对于这个国家的消费者们来说，这些进口食品，往往以新事物的身份排挤掉了人们平时所熟悉的旧事物；要么它们依旧作为新鲜玩意儿，慢慢地才转变成了普普通通的日常消费品。上述变化发生之后，食物获得了新的“意义”。这里所说的“意义”，是指食物对于人们而言所具有的意义和内涵，以及人们通过消费食物所传递的信息。而所有这些都与各种各样的社会差异有着联系，所谓的社会差异包括年龄、性别、阶级和职业。食物的“意义”同样也与国家统治者的意愿和利益，以及国家本身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命运联系在一起。
　　这里所说的“意义”有两类明显不同的含义，一类是所谓“内在”的意义——内在于一个社群的礼仪和日程表里，内在于就餐或吃东西的场合中，内在于一个社会群体自身之中；当人们表现出某些事情和东西对他们来说是不言自明的时候，这些“意义”便透过人们给反映了出来。例如好客“意味”着自重，自重“意味”着明白自己在社会等级中的位置；而明白自己的位置则“意味”着能表现出中规中矩的好客之道——如何打招呼、发出邀请、如何招待茶、糖和小甜饼，等等，诸如此类。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伴随人的一生；在生日、婚礼、葬礼和节日上，在工作之余休憩时；新的消费形式嫁接到了旧的形式之上，带着相近或类似的“意义”。
　　先前我已经提出了习得和实现“内在意义”的两种过程。在“顺延”中，一群人复制、模仿甚至是竞争性地仿效着另一群人的消费实践，而这另一群人通常有着更高的社会地位。以雕花装饰，配上“糖丸”、贺词和硬糖塑像的婚礼蛋糕，这样的蛋糕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新的“食物”；消费牢牢地嵌入到了特定的场合之中，它被仪式化为这些场合的一部分。当食用婚礼蛋糕这一习俗向下传遍整个社会之后，由于条件和环境方面的极大差异，可以预料的是蛋糕的用途会发生改变。即便如此，“仿效”依然是这一习俗流传的关键所在，所以这整个过程是一种“顺延”。
　　在英国工人阶级中兴起的，许多围绕蔗糖及其副产品的消费行为，它们似乎并不属于模仿，尤其是当这些消费行为不以特权阶层为背景时。由于糖制品对于穷人而言，变得比当初它们对富人而言更加重要（对穷人们来说，糖更多是作为热量的来源而不是地位的象征），同时也由于食用糖的场合越来越多，于是新的用途和意义开始兴起，而这种兴起也与特权阶层脱钩。此类创新可以用“广延”来指谓。
　　在上述两个例子中，一方面新的使用者们将特定的行为以及他们所感受到的“内在意义”挪为己用，另一方面新的用途和意义不时地被创造出来，而这并不仅仅是在模仿。在“顺延”中，权力阶层决定了新事物的出现及一定程度上它们所具有的意义；而在“广延”中，权力阶层虽然可以控制新事物的获得，但新的使用者们却能赋予它们新的意义。在与我们都息息相关的更广泛历史过程中——蔗糖举国上下地广为传播，那些社会中握有权力的人，他们保持了一种居高临下的地位，这不仅仅体现在糖的获取方面，至少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在了糖制品被赋予的意义方面。
　　于是要把握“内在意义”之外的另一类意义，需要思考的是，什么样的消费，以及这种消费对于消费者而言应该增生出什么样的意义，才具有一种社会整体意义上的重要性，尤其是对那些社会的支配者而言。同时也要思考那些社会的统治者或掌控者们，他们是如何借助“内在意义”及实现“内在意义”的消费活动的扩散式传播，来巩固其地位和利益。这里可以看到的是，社会群体的消费，无论是种类还是程度都并非天赐不变的；而人类的特性及潜质也同样具有可塑性。反过来说，在社会群体内部，意义的传播可以被激发和操纵；而同时控制食物本身以及食物所蕴含的意义则能够作为一种怀柔统治的手段。
　　附加了特定“内在意义”的事物和行为，它们帮助确立了社会常规。人们的社会化学习和实践把它们以及它们所包含的意义都联系在了一起。大米和戒指在婚礼上具有特定的意义，这就如同百合花与点燃的蜡烛在葬礼上一样。这些（事物和使用方式）由于都是象征，所以它们带有历史性——兴起、壮大、变化乃至消亡，而它们也总是属于特定文化并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它们没有普遍性的意义；它们“有意义”是因为它们出现在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而在这特定的背景下，与它们相关的意义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来说是不言自明的。没有任何一种象征是纯粹独立的，即使它与其他象征之间缺乏内在的联系，它可以和其他象征一起穿越时间，借由它的存在所产生的信号与其他的象征进行相互强化。正如可以追溯到一个象征与象征之间尚未建立起任何联系的时间点一样（就像糖和茶初并没有什么关联那样），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上，象征与象征之间原有的大量联系会由于某种变化或其他原因而断开或失效（就如同茶和它的意义从殖民地美洲的饮用习惯中脱离了出来，被咖啡取而代之）。
　　像茶叶这样的事物，吃饭这样的场合，“好客”与“平等”这样的观念及寓意，人类的智慧把它们组合成了不同的模式——在受到一定限制的条件下尽可能地加以利用，这些模式存在于特定时间地点下的社会行为过程中。出生和死亡，对于人类而言是普遍意义上的必然；而我们能够运用象征赋予事物以意义，然后根据意义展开行动，这同样是我们天性中所固有的和普遍存在的——如同学会行走或者说话（或是如同出生和死亡）。然而我们究竟会把什么样的东西与生活相联系并赋予它意义，这一点却由于文化和历史的力量而难以预料。因为我们是人类，所以我们把像出生和死亡这样的生物性活动，转变成了社会性的活动，每一个人类社群都有自己处置生死之道。由大量相互重叠的子群体所组成的大型复杂社会，通常缺乏那种赋予生活以意义的统一的社会实践；这些社会的成员们在生活方式上存在着广泛的区别；受历史的影响，在这些社会中人们得以达成目标和开展行动的条件也不一样，而个体需要通过目标和行动来确立自己的知识和生活的意义。
　　17世纪的英国，如同它在欧洲大陆的邻居们一样，社会被森严地区隔着，区隔的依据是人的出生、财产、血统、性别和地位等。消费实践在这样的社会里被统治规范非常严格地加以区分和强化。因此，实践新的消费形式，由谁来实践，以及这些新的消费形式以什么样的方式传播到其他社会群体，传播过程中是否伴随它们原有的意义，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英国社会本身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并且标识出了英国社会内部的权力分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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