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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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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斯年著

出版社金城出版社

ISBN9787515509440

出版时间2014-07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35元

货号23509159

上书时间2024-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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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导语摘要

   傅斯年是民国时期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学术领导人。他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他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原则影响深远。  

       本书精选了傅斯年关于中国人的品德与中国文化的深层次思考,主要包括六部分:1.中国人的品德,2.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和政府,3.民主与自由,4. 事业与人生,5.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6.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这些文章对于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和探索人生的读者极具启示。



作者简介
 

 傅斯年(  

 傅斯年是胡适的学生,但胡适说他是“人间一个稀有的天才……人世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胡适当年刚进北大担任教授时,就发现有些学生比他的学问好,而他在北大讲中国哲学史之所以没有被学生赶下台,就是因为傅斯年等人在私底下做了他的“保护人”。

 



目录
 第一篇 中国人的品德
心气薄弱之中国人
中国狗和中国人
天朝——洋奴——万邦协和
一段疯话
随感录
新生活是大家都有一份的
文人的职业
第二篇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和政府
多言的政府
社会的信条
时代与曙光与危机
政府与提倡道德
地方制度改革之感想
公务员的苛捐杂税
政治之机构化
现实政治
盛世危言
第三篇 民主与自由
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
《新潮》发刊旨趣书
去 兵
万恶之原
破 坏
对于中国今日谈哲学者之感念
“五四”二十五年
第四篇 事业与人生
自知与终身之事业
青年的两件事业
青年失业问题
所谓“国医”
再论所谓“国医”
医生看护的职业与道德的勇气
护士职业与女子生活理想
人生问题发端
随 感 录
美感与人生
第五篇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
文学革新申义
怎样做白话文?
中国文艺界之病根
思想和语言——一个文学界说
成文的文学和不成文的文学
译书感言
第六篇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教育崩溃之原因
教育改革中几个具体事件
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
再谈几件教育问题
大学研究院设置之讨论
论学校读经
漫谈办学
台湾大学选课制度之商榷
台湾大学与学术研究
大学宿舍问题
“国立”台湾大学第四次校庆演说词
几个教育的理想
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



内容摘要

   傅斯年是民国时期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学术领导人。他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他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原则影响深远。  

       本书精选了傅斯年关于中国人的品德与中国文化的深层次思考,主要包括六部分:1.中国人的品德,2.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和政府,3.民主与自由,4. 事业与人生,5.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6.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这些文章对于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和探索人生的读者极具启示。



主编推荐
 

 傅斯年(  

 傅斯年是胡适的学生,但胡适说他是“人间一个稀有的天才……人世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胡适当年刚进北大担任教授时,就发现有些学生比他的学问好,而他在北大讲中国哲学史之所以没有被学生赶下台,就是因为傅斯年等人在私底下做了他的“保护人”。

 



精彩内容
 心气薄弱之中国人

 当年顾宁人先生曾有句道理极确、形容极妙的话,说“南方之学者,‘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北方之学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到了现在,已经二百多年了,这评语仍然是活泼泼的。

 我也从《论语》上,找到一句话,可以说是现在一般士流里的刻骨的病,各地方人多半都如此——仔细考究起来,文化开明的地方尤其厉害——就是:“好行小慧。”

 什么是大慧,什么是真聪明,本来是句很难解决的话。照粗浅的道理说,聪明是一种能力,用来作深邃的、精密的、正确的判断,而又含有一种能力,使这判断“见诸行事”。并不是外表的涂饰,并不是似是而非的伎俩。

 但是现在中国士流里的现象是怎样?一般的人,只讲究外表的涂饰,只讲究似是而非的伎俩。论到做事,关切的是应酬。论到求学,崇尚的是目录的学问,没道理的议论,油滑的文调。“圆通”、“漂亮”、“干才”……一切名词,是大家心里羡慕的,时时刻刻想学的。他只会“弄鬼”,不知道用他的人性。他觉着天地间一切事情,都可以“弄鬼”得来。只管目前,不管永远;只要敷衍,不问正当解决办法 

 本来缺乏作正确判断的能力,又不肯自居于不聪明之列,专作质直的事情,自然要借重“小慧”了。觉得“小慧”可以应付天地间一切事情,无须真聪明,就成了“小慧主义”了。世上所谓聪明人,一百个中,差不多有九十九个是似聪明。似聪明就是“小慧”。惟其似聪明而不是聪明,更不如不聪明的无害了。

 何以中国人这样“好行小慧”呢?我自己回答道,“小慧”是心气薄弱的现象;一群人发行小慧,是这群人心气薄弱的证据。中国人心气薄弱,所以“好行小慧”;就他这“好行小慧”,更可断定他心气薄弱。现在世界上进步的事业,哪一件不是一日千里!哪一件不用真聪明、真毅力!哪一件是小慧对付得来的!——可叹这心气薄弱的中国人!

 人总要有主义的。没主义,使东风来了西倒,西风来了东倒,南风来了北倒,北风来了南倒。

 没主义的不是人,因为人总应有主义的。只有石头、土块、草、木、禽兽、半兽的野蛮人,是没灵性,因而没主义的。

 没主义的人不能做事。做一桩事,总要定个目的,有个达这目的的路径。没主义的人,已是随风倒,任水漂,如何定这目的?如何找这路径?既没有独立的身格,自然没有独立的事业了。

 没主义的人,不配发议论。议论是非,判断取舍,总要照个标准。主义就是他的标准。去掉主义,什么做他的标准?既然没有独立的心思,自然没有独立的见解了。

 我有几个问题要问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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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凭他是什么主义,只要有主义,就比没主义好。就是他的主义是辜汤生、梁巨川、张勋……都可以,总比见风倒的好。

 中国人所以这样没主义,仍然是心气薄弱的缘故。可叹这心气薄弱的中国人!

 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原载1919年2月1日《新潮》卷第二号)

 

 中国狗和中国人

 有一天,我见着一位北京警犬学校的人,问他道,“你们训练的狗,单是外国种呢?或是也有中国狗?”他答,“单是外国种的狗。中国狗也很聪明;它的嗅觉有时竟比外国狗还要灵敏,不过太不专心了。教它去探一件事,它每每在半路上,碰着母狗,或者一群狗打架,或者争食物的时候,把它的使命丢开了。所以教不成材。”

 我听了这一番话,很有点感触,何以中国狗这样的像中国人呢?不是不聪明,只是缺乏责任心——他俩一样。中国人“小时了了”的很多,大了,几乎人人要沉沦。留学在国外的成绩颇不恶——胡适之先生说,只有犹太人在美国大学的成绩好,其次便是中国学生;至于真美国人,远不如这两种民族——然而一经回国,所学的都向爪哇国去了。大约也是遇着了母狗,或者加入一群狗打架,或者争食物,所以就把已经觉悟的使命丢掉了。

 中国狗和中国人同生在一个地带,一个社会以内:因为受一样环境的支配,和西洋的狗和人比起来,自必有人狗一致的中国派的趋向。和狗有同样的趋向,并不是可羞的事。所不得了者,这趋向偏偏是无责任心。

 我以为中国人的无责任心,真要算达于极点了。单独的行动,百人中有九十九个是卑鄙的。为什么呢?卑鄙可以满足他自身肉体的快乐——他只对这个负责任——至于卑鄙而发生的许多恶影响,反正他以为在别人身上,他是对于自己以外的不负责任的,所以不顾了。团体的行动,百人中有九十九是过度的:斗狠起来过度;求的目的便在度之外,手段更是过度的。这可就中国历年的政争证明。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以为虽过度了,于他自己无害;成功了他可抢得很多的一份。失败了人人分一份,他所分的一份也不比别人多,所以不择手段。一人得,或一团体得,而国家失的事,屡屡得见。现在“鱼行”当道固不必说了,就是前几年也有若干溢出轨道的事;若国会的解散,六年临时参议院的召集等等,都是以一团体的利害做前提,而把国家的根本组织打散。我很觉得中国人没有民族的责任心——这就是不怕亡国灭种。我又觉得中国人没有事业的责任心——所以成就的事业极少。没有私立的学校,公立的学校也多半是等于官署;没有有力的工厂;没有不磨的言论机关。一时要做事业,不过预备他交游攘臂的媒介物:一旦求得善价,还是沽出去罢!

 中国人所以到了这个地步,不能不说是受历史的支配。专制之下,自然无责任可负;久而久之,自然成遗传性。中国狗所以如此,也是遗传性。中国狗满街走是没有“生活”的。西洋狗是猎物种,当年的日耳曼人就极爱狗,常教狗做事,不专教它跑街,所以责任心不曾忘了。中国人在专制之下,所以才是散沙。西洋人在当年的贵族时代,中流阶级也还有组织,有组织便有生活,有生活便有责任心。中国人没有责任心,也便没有生活。不负责任地活着,自然没有活着的生趣。

 我总觉得中国人的民族是灰色的,前途希望很难说。自五四运动以后,我才觉得改造的基本的萌芽露出了。若说这五四运动单是爱国运动,我便不赞一词了:我对这五四运动所以重视的,为它的出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我是绝不主张国家主义的人;然而人类生活的发挥,全以责任心为基石。所以五四运动自是今后偌大的一个平民运动的先一步。

 不过这一线光明也很容易烟消云散。若不把“社会性”用心地培植一番——就是使责任心成习惯——恐怕仍是个不熟而落的果子。

 前清末年的改造运动,无论它革命也罢,立宪也罢,总有坚苦不拔、蓬蓬勃勃的气象,总算对于民族责任心有透彻的觉悟。民国元二年间更是朝气曈曈。然而一经袁世凯的狂风暴雨,全国人的兽性大发作。官僚武人在那里趁火打劫,青年人便预备着趁火打劫。所以我以为中国人觉悟还算容易,难的是把这觉悟维持着,发挥去。

 我们自己以为是有新思想的人,别人也说我们有新思想。我以为惭愧得很。我们生理上、心理上,驮着二三千年的历史——为遗传性的缘故——又在“中国化”的灰色水里,浸了二十多年,现在住着的,又是神堂,天天必得和庙祝周旋揖让。所以就境界上和习惯上讲去,我们只可说是知道新思想可贵的人,并不是彻底地把新思想代替了旧思想的人。我不曾见过一个能把新思想完全代替了旧思想的人。我们应常常自反,我们若生在皇帝时代,能不能有一定不做官的决心?学生在科举时代,能不能一定不提考篮?能不能有绝俗遗世的魄力?不要和好人比,单和阮嗣宗、李卓吾、袁子才一流败类比,我们有不有他们那样敢于自用的魄力?我们并袁子才的不成才的魄力而亦没有,那么,后人看我们,和我们看前人一样,我们现在腼颜自负的觉悟,不和当年提过考篮而不中秀才的人发生一种“生不逢时”的感情一样么?有什么了不起呢?这感情能造出什么生活来呢?

 所以新思想不是即刻能贯彻了的,我们须得改造习惯。

 

 〔原载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

 《随感录》(六七)〕

 



媒体评论
 

  自早年求学北大时创办《新潮》、领导五四学生运动以来,傅斯年即享有盛名。他不是政治家,也无意追逐权位,虽然并不是没有机会入阁,但他始终相信只有站在政府之外,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才能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他寻求的不是权力,而是监督和制约权力,做社会的良知。  他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  傅斯年他们是那个黑暗岁月中的一道道闪电,他们书写了民族言论史上一个有声有色的章节。——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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