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主人(欧洲帝国时期对文化的态度)

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于一七四九年开始撰写一首长诗。诗中，他以演讲的风格与口吻向读者训勉道：
“欲搜研人类历史，当自中国到秘鲁。”（Survey mankind，from China to Peru）。
可是住在伦敦的博士本人，对人类的搜察却只北达苏格兰，东至巴黎之遥。不过，令约翰逊博士欣喜的是，俄国人将他的思想文字译为俄文，诵咏于伏尔加河（the Volgariver）畔。我的欣喜之情不下于约翰逊博士。很高兴我的著作被移译为中文，在比伏尔加河更遥远的东洋之滨与读者见面。我很感谢译者陈正国先生提议翻译此书。
我不曾涉足秘鲁。倒是写过一篇关于秘鲁与其邻国智利的战争史——《太平洋战争》（War of the Pacific）。正如大多数的历史，这是一页灰暗的史实。更令我怅然萦怀的是我一直未能造访中国；尽管我自一九三四年起便开始神游此地。我当时是一名剑桥大学历史系学生，正在周边寻寻觅觅，发掘论文题目。某位教授先生建议我研究中国——当时英国大学极为陌生的国度。中国的新鲜感吸引了我，而当时在中国所发生的种种更攫获了我的注意力。当时在中国所发生的种种成为此后世界变动的序曲。
我的中国研究成果是后来出版的《英国在中国的外交》（British Diplonmcy in China l880—1885）。我之所以停在一八八五年的主因是，在“眼蒙耳聩”的三○年代，有关一八八五年之后的外交档案都是极机密文件。此外，一八八○至八五年之间，中国的国际情势大有异于前者。首先，中俄情势在新疆问题上吃紧。许多国家觊觎中国的藩国朝鲜；法国深入控制了另一个中国藩国安南。一八八五年英俄外交危机发生。
在我的学生时代，剑桥是政治活跃的大学。例如当时欧洲法西斯主义高涨，意大利法西斯党侵略了阿比西尼亚（Abyssinia）。剑桥的主要学生社团邀请逊位被逐的阿比西尼亚王访问剑桥，并颁了荣誉会员证给该名国王。希特勒与墨索里尼支持西班牙的军事政变，原有的共和体制被推翻。日本侵略中国一事同样在剑桥激起强烈抗议声浪。越来越多学生出来表达不满；当然中国学生会少不了出席。当时的中国学生会大约有三四十人，由来自马来等地华人与中国本地学生组成。印度学生会的人数多于中国学生会。他们也加入声援抗议之列。
我在剑桥认识了许多中国学生（其中有些人还是的网球选手）。其中一个学生比一般学生年长。因为他道貌岸然，像是孔子门生再世，朋友们都叫他“智者”。他的名字叫初大告。他常在学院的草坪上背诵古诗与朋友分享。他以美丽的英文翻译了一集《中国抒情诗》（Chinese Lyrics）。剑桥大学在一九三七年帮他出版了此书，还请他杰出的导师奎勒库奇教授（Professor 
Quiller-Couch）为此书写了一篇为人称诵的序文。初大告将此书献给我，让我受宠若惊。过了半世纪，初大告又以中英对照方式出了另一册古体诗集。
我在印度滞留期间也认识了一些中国人。他们是因为战争才来到印度。我在一九四五年某次旅行，从印度攀越喀什米尔（Kaslmfir）山区进入拉达克（Ladakh），盛行佛教。拉达克的首府列城（Leh）是座小小的山城。我在当地认识一名中国军官。他驻扎当地，负责指挥拖运战争物资的骡队接泊，并将物资从一万八千尺的地形上运到新疆。他对诗的爱好与典型的中国人殊无二致。他甚至搜集、翻译了一些当地村谣。其中一曲村谣用感性语调描述一名新婚女子；她的眼眸仍凝住在父母旧居上，脚尖却已向前往夫家的路上迈出，通往不确定的未来。这名中国军官送了我一本袖珍中文字典。我于返家的旅途中，试图背记一些中文字，却毫无成果而言。
就在我踏上返乡之路的同时，一颗原子弹掉了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跟着结束。自此之后，世界上每个角落都有许多困难与恶劣情势。但远东情势的改变显然比其他大多数地区都多一点。而这些改变，远超出我在写一八八○年代的远东问题时所能想象之外。

本书主要描述了19世纪欧洲对其他文化的态度问题，从历史文化角度揭示了欧洲殖民者对殖民地人民文化的态度及其成因，即，一方面欧洲以给世界其他民族带去文明与民主的“人类的主人”自居；另一方面，接受了欧洲文明成果的其他民族又转而反对欧洲的统治，又加深了欧洲对其他民族的先入为主的恶劣印象。

中文版序
章 导论
第二章 印度
第三章 亚洲其他殖民地
第四章 伊斯兰世界
第五章 远东
第六章 非洲
第七章 南太平洋
第八章 拉丁美洲
第九章 结论

本书主要描述了19世纪欧洲对其他文化的态度问题，从历史文化角度揭示了欧洲殖民者对殖民地人民文化的态度及其成因，即，一方面欧洲以给世界其他民族带去文明与民主的“人类的主人”自居；另一方面，接受了欧洲文明成果的其他民族又转而反对欧洲的统治，又加深了欧洲对其他民族的先入为主的恶劣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