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一个帝国的光荣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很难想象，辛亥革命已经过去109年了，我们年年纪念，已经纪念了109次。如果按25年为一代人的话，已经过去四代人了。然而，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辛亥革命仍然是一份没有答完的考卷。好在109年的时间跨度，已足够把完整的历史逻辑链条与因果链条，呈现在后人面前，让人可以从比较开阔的视野，去审视这段历史。

困扰着后人的问题是：辛亥革命到底有没有成功？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答：我们谈辛亥革命，究竟在谈谁？如果认为它就是革命党（同盟会）推翻皇权专制的一场革命，那未免过于褊隘与简单了。事实上，它是社会上各种思潮、各种势力的集合，经过几十年的混融、催化、分解、重组、酝酿、发酵，不断积聚能量，然后在历史的某个点上，因某个偶然事件，引起连串大爆炸。

在大清的后十年，对中国未来走向，在国内至少有这么几股力量在发挥作用：一是立宪派，以一批开明官僚与知识界人士为主；二是工商界，以城市绅商为代表；三是革命派，是各种反清革命组织与会党组成的联合阵线。这三股力量，并不是互相独立的，而是拧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贯穿了整个庙堂与江湖。

纵观晚清朝野，尽管革命党与保皇党争得不可开交，但其实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敌我阵营，很多人兼有多重身份，同时扮演几个角色，既是军官、商人、议员、教师、学生、医生、记者，也是秘密帮会成员和革命党人；革命党与保皇党，也时常有角色互换的情形。

不过，由于革命党前仆后继的起义，使立宪派逐渐形成了一种思想，认为这是朝廷颟顸、无能，不肯改革的结果，要消灭革命的办法，不是镇压，而是进行宪政改革。为了逼朝廷接受改革，他们甚至乐于看到革命派有一定的活动空间，不希望赶尽杀绝。孙中山的兴中会在1895年组织次起义时，民间对革命党普遍是憎恨的，称他们为“反贼乱”，但到1910年新军起义和1911年小东营起义时，作为立宪运动广泛社会基础的绅商阶层，却主动收容落难的革命者，安葬殉难者遗体，抗议官府对起义者的处理，对革命不仅表现出极大的同情，而且在金钱上暗中资助。

这个颠覆性的改变，用了十五年时间，整个民间社会发生了让人难以置信的改观。

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官僚、士绅、商人、军人、革命党、保皇党、秘密帮会，全部搅在一起，上至皇亲国戚，下至贩夫走卒，在舞台上都有自己的位置，从而构成一个有无数棱面的多棱体，只要缺少其中一块，整个历史就要重构了。

辛亥革命既然是整个社会合力的结果，并非某一部分人孤立完成的，那么，要回答辛亥革命是否成功，自然要看它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辛亥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其实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利益集团，诉求各不相同。在政治层面，立宪派官僚、知识分子与城市绅商中，主要是致力于宪政改革，终走向君主立宪。但这遭到革命派的同盟会强烈反对，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政治纲领。后面八个字，其实模糊不清，并没有清晰的定义与阐释，前面八个字，几乎照搬几百年前朱元璋起义时就在江湖流行的口号，朗朗上口，含义明确，作为一种社会动员的口号，功效神奇，所以孙中山自信，当他发动革命时，会有3500万帮会成员追随他。

迨至辛亥革命前夜，中国社会已达成的共识是：“中国不能维持现状了，一定要改变。”但究竟怎么变，朝哪个方向变，却从来没有形成真正的共识，更谈不上对建立民主共和的国体、政体有任何共识。不仅立宪派、城市绅商不理解什么叫“共和”，其实大部分革命党人也没有真正理解。

时至今日，仍有许多历史学者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发生，是朝廷一直拒绝改革，拖延改革。其实这是冤枉了大清朝廷。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乃至后来的隆裕太后和一干秉政大臣，何尝不想改革？事实上，在大清垮台前的后十年，朝廷改革的幅度不可谓不大，速度不可谓不快，但终都无法阻挡革命的到来，这是因为他们无法逾越血统的局限，他们的“异族”身份，成了不可能消除的“原罪”。

驱逐鞑虏，光复汉族，赋予了革命者天然的道义力量，立宪派则面临一个尴尬难题，无论他们把立宪解释得如何天花乱坠、美妙光明，但终如何解决异族统治问题？只要他们一天不敢明确回答，就一天无法挺直腰杆，理直气壮；在与革命派的论战中，立宪派就注定处于下风。革命党敢于公开否定立宪运动的正当性，宣称汉人可以立宪，满人不能立宪，但其他社会阶层与利益集团，却不敢公开否定

“驱逐鞑虏”的正当性。一个本应只是作为策略性动员口号的“驱逐鞑虏”，反而成了除满族社会以外各方都不敢公然挑战的“天条”。这就是悲剧的根源。

如果仅就“驱逐鞑虏”这个目标而言，辛亥革命是成功了；“创立民国”在形式上也成功了一半。但以“驱逐鞑虏”这个江湖帮会的流行口号，作为凝聚社会共识的粘合剂，甚至成为一场革命的宗旨之一，其局限性与后遗症，几乎是立竿见影的。

由于对未来变革的方向没有共识，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后，中国陷入长期的纷乱之中，不仅制宪困难重重，甚至几度出现复辟帝制的危机。“中国向何处去”成了一个令全社会都万分焦灼的问题，于是就有了1915年的袁世凯称帝，有了1916年的启蒙运动，有了1917年的南北分裂，有了1920年的联省自治运动，有了1926年的国民革命运动……这一切，无不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追根溯源，环环相扣，因果相连，其实就是在为1911年那场在对未来国体、政体都缺乏社会共识的情况下，仓猝发生的革命的后遗症“埋单”。

纪念辛亥革命，首先要纪念它反抗专制、反抗帝制的精神，不管这个皇权专制以何种形式、何种包装出现，是异族皇权也罢，是满人的君主立宪也罢，是汉人的洪宪帝制也罢，都要坚决反对，中国可行的道路，就是实行真正的共和制，认准这个方向，不受一切花言巧语、旁门左道的迷惑。“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在有两千多年皇权专制历史的中国，要建立这样的共识，是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历史可能还会走一些弯路，哪怕付出了几代人的代价，但诚如孙中山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本书详细叙述了辛亥革命发生的前因后果。1911年的辛亥革命，实际上是三股力量之间的博弈：朝廷、立宪派与革命党。变革的结果，亦不外乎这么几种：一、君主专制；二、君主立宪；三、共和立宪。孙中山等人领导的革命党，在付出无量头颅无量血的代价之后，终于打倒了君主专制，中国从此再也容不得皇帝存在了。在这场十年的赛跑中，大清跑输了，立宪派跑输了，革命党跑赢了。

叶曙明，作家，学者，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成绩斐然。著有《山河国运：近代中国的地方博弈》《1911，一个帝国的光荣革命》《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中国1927·谁主沉浮》《国会现场》《草莽中国》《李鸿章大传》《启明之星：梁启超传》《广州传》等。

章  多难兴邦

南方人登上舞台

庙堂愈远，江湖愈近

不改，不改，终还是要改

谁也不想做出头鸟

袁世凯精心布局

盛宣怀与铁路

绅商阶层的壮大

第二章 动荡的江湖

不学保皇，就学革命

脱离专制学校之新纪元

把知识分子逼入江湖

“忠义堂”上群英会

“革字派”恶斗“宪字派”

小规则掀起大风浪

第三章 一九○五年的春风

科举制度寿终正寝

北京的颗革命炸弹

梁启超为立宪做枪手

迈出历史性的一步

官制改革遭遇狙击

官场内斗，误尽天下

为立宪运动提速

冲破“两禁”

第四章  积蓄仇恨 诉诸流血

革命党十五年“预备立宪”

萍浏醴会党大暴动

江湖好汉，纵横两广

秋风秋雨愁煞人

共进会在中，同盟会在南

第五章 后一线希望

亲者痛，仇者快

公布《钦定宪法大纲》

两宫先后驾崩

老臣的凋零

咨议局为地方自治奠基

风起云涌的国会大请愿

第六章 天将变

同盟会的内讧

军队开始掉转枪口

用暗杀来阻立宪

民变蜂起，水要覆舟

孙文决定卷土重来

用热血为和平请愿加温

第七章 共和与专制的决战

碧血黄花党人魂

自绝于天下的皇族内阁

铁路成了催命符

和平抗争以流血收场

霹雳一声起义

大厦倒塌前的后一刻

尾 声  江湖的胜利

后  记

本书详细叙述了辛亥革命发生的前因后果。1911年的辛亥革命，实际上是三股力量之间的博弈：朝廷、立宪派与革命党。变革的结果，亦不外乎这么几种：一、君主专制；二、君主立宪；三、共和立宪。孙中山等人领导的革命党，在付出无量头颅无量血的代价之后，终于打倒了君主专制，中国从此再也容不得皇帝存在了。在这场十年的赛跑中，大清跑输了，立宪派跑输了，革命党跑赢了。

叶曙明，作家，学者，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成绩斐然。著有《山河国运：近代中国的地方博弈》《1911，一个帝国的光荣革命》《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中国1927·谁主沉浮》《国会现场》《草莽中国》《李鸿章大传》《启明之星：梁启超传》《广州传》等。

我在这本书中，试图从三个方向切入，一个是清政府，一个是立宪派，一个是革命党。做三个切片，然后仔细审察，这三者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究竟是什么关系？革命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革命？是谁在革命？革谁的命？不革命行不行？革命是不是一定行？行了没有？如果行，为什么行？如果不行，问题又出在哪里？

——叶曙明

清朝*后那十多年，其实并不想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民不聊生，社会凋敝。恰恰相反，在那十多年里面，国库银两的增长，是过去几十年里面前所未有。而且各个地方的改革开放也都做得非常好，比如说科举也废除了，新学堂办起来了，每个地方的行政改革，甚至到*后那几年，连地方咨议局也都有了。但是是什么东西使得清朝*终还是免不了要败亡呢？这是个很奇特的谜题。在我们过去的印象中，我们总是觉得清朝就是腐朽不堪，然后当政者非常地保守非常地顽固，极力抵抗新思维新思潮。但是不是真是这样呢？在昨天我们就已经提到了，其实你不能够这么说，这么说有点不公平。因为回头看当年慈禧到底也还是有心想做一些改变。事实上围绕在她身边的一些满汉大臣也都力图有所作为。

——梁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