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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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阎学通 著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1254875
出版时间2015-09
四部分类子部>艺术>书画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49元
货号23794379
上书时间2024-11-12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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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对世界权力转移现象提出了新的理论解释，是关于崛起国何以成功和霸权何以衰落的理论。这是一本政治决定论的著作，与经济决定论的理论截然相反。该理论将政治领导作为导致国际格局、国际规范和国际体系三者演化的根本原因，将实力作为界定国家利益的基础，并认为在利益明确的条件下政治领导的类型决定了对外战略取向。政治领导类型与道义相关，而道义所发挥的作用又是以实力为基础的。该理论借鉴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特别是有关道义取向与领导类型之间关系的认识，因此被国际学界称为道义现实主义。本书对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全面阐述，并建议中国选择王道的崛起战略。
作者简介
阎学通，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现任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总编和《国际政治科学》总编。主要著作有《中国国家利益分析》《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评估》《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国际政治与中国》《国际关系分析》《中外关系定量预测》《中外关系鉴览1950-2005：中国与大国关系定量衡量》《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以及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等。阎学通教授在学术影响力、政策影响力、公众影响力三个方面均具有较高的水平，2008年被《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列为世界百大公共知识分子。
目录
序 言
理 论 原 理
**章 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原理
**节 现实主义理论中的道义
第二节 道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推论
第三节 道义现实主义的理论逻辑
第二章 国际主导国和国际规范的演化
**节 对主导国作用的解释不足
第二节 领导性质与常规原则
第三节 国际规范的演变
第四节 历史案例
第三章 世界权力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
**节 世界权力中心转移的方向
第二节 权力转移与体系转变的关系
第四章 崛起战略的现代普世价值
**节 王道与霸道的区别
第二节 以“仁”促进国际公平规范
第三节 以“义”促进国际正义原则
第四节 以“礼”促进新型大国竞争
第五节 道义价值观的实践基础
借鉴与应用
第五章 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形成及解释
**节 理论的普世性问题
第二节 理论的分析方法问题
第三节 古代道义与现代政治的问题
第四节 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时代意义
第六章 荀子关于国家间关系的思想
**节 分析方法
第二节 对国家实力的认识
第三节 对国际权力的认识
第四节 对国家间秩序的认识
第七章 先秦诸子关于国家间关系的思想
**节 思想分析方法
第二节 国家间秩序
第三节 国家间领导权
第四节 霸权的转移
第五节 理论启示
第八章 《战国策》中的霸权观念及战略
**节 霸权的实力基础
第二节 规范对霸权的作用
第三节 争霸的基本战略
第四节 对国关理论和崛起战略研究的启示
第九章 道义现实主义的崛起战略
**节 政治战略
第二节 外交战略
总 结
附 录 先秦诸子有关国家间政治的警句
参考文献
索 引
内容摘要
《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对世界权力转移现象提出了新的理论解释，是关于崛起国何以成功和霸权何以衰落的理论。这是一本政治决定论的著作，与经济决定论的理论截然相反。该理论将政治领导作为导致国际格局、国际规范和国际体系三者演化的根本原因，将实力作为界定国家利益的基础，并认为在利益明确的条件下政治领导的类型决定了对外战略取向。政治领导类型与道义相关，而道义所发挥的作用又是以实力为基础的。该理论借鉴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特别是有关道义取向与领导类型之间关系的认识，因此被国际学界称为道义现实主义。本书对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全面阐述，并建议中国选择王道的崛起战略。
主编推荐
阎学通，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现任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总编和《国际政治科学》总编。主要著作有《中国国家利益分析》《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评估》《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国际政治与中国》《国际关系分析》《中外关系定量预测》《中外关系鉴览1950-2005：中国与大国关系定量衡量》《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以及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等。阎学通教授在学术影响力、政策影响力、公众影响力三个方面均具有较高的水平，2008年被《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列为世界百大公共知识分子。
精彩内容
第二节外 交 战 略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大国成功崛起的内外战略都是在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创造出来的。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根据不同时期的国际环境提出了许多外交战略原则，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国际环境。国际形势不断发展变化，外交战略原则如果长期不变，就不可避免地难以适应新形势。例如，20世纪80年代，我国政府判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会爆发世界大战，因此可以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这种认识后来被归纳为“战略机遇期”，而且这种认识至今仍主导着许多人对国际形势的认识。 “维护战略机遇期”成了外交的首要任务，于是以我国其他利益为代价维护战略机遇期就成了基本外交战略原则，回避和化解冲突也随之成为基本外交策略。随着我国实力地位的上升，今后面临的国际冲突将只增不减，回避和化解冲突的策略将不足以应对新的任务和挑战，为此我国需重新思考外交基本策略问题。有关当前形势下的具体外交策略已在2013年出版的《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一书中发表，因此下面有关崛起战略的讨论将集中于外交原则方面。
一、 政治导向的外交战略
实现民族复兴的任务要求外交改革创新。我国外交的战略目标是服从和服务于“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民族复兴创造条件和实现民族复兴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战略任务，前者是积累实力，后者如同参加比赛。在积累实力阶段我国避开与世界主导国进行正面战略竞争是可能的，但在参赛阶段却无法回避。具体而言，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并不必然有利于民族复兴目标的实现。例如，对日本安倍政府否定二战罪行的做法采取绥靖政策，可能有利于维护我国经济建设需要的周边和平环境，但却不利于我国民族复兴大业。因此，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目标决定了我国外交工作需要改革创新。
中美结构性矛盾加剧要求中国外交更多考虑安全战略利益。在中国实现崛起之前，美国防范我国崛起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会改变，美国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与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结构性矛盾将日益深化。2014年初乌克兰危机发生后，俄罗斯以武力将克里米亚从乌克兰分离出来纳入俄罗斯。对此，奥巴马政府明确表示，无论俄罗斯采取何种军事行动，美国决不会改变以亚太为中心的全球军事部署。美防长哈格尔（Charles Timothy “Chuck” Hagel）更是明确指出，美国军费开支的缩减不会影响“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将60%的海军力量部署在亚太的原则不会改变。目前，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了33万军队、1800多艘军舰、2000多架飞机，在欧洲则只有6—7万军队。根据这个图，美在亚太军力似没达到33万人。与此同时，奥巴马于2014年4月访问了日本、韩国、菲律宾、马来亚西。在访日期间签署的《日美联合声明》中，明确写入美国将在中日钓鱼岛冲突上协防日本的立场。访菲期间，美菲签署了为期十年的《加强防务合作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派出更多军队、军舰和战机到菲律宾驻扎，共用其军事基地。提高国际战略信誉，中国需要为中小国家提供安全保护。将经济利益置于外交所服务的国家利益首位，会阻碍对提高我国国际战略信誉的重视。安全战略信誉是崛起大国增强其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要素，亦是崛起大国的一个本质属性。要承担更多的国际安全责任，就需向全球和地区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只有如此，才能增大本国对国际安全体系的影响力。由于非传统安全的威胁不断上升，我国要提高自身的国际战略信誉，还需要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提供公共产品，如防范金融危机、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威胁、防止生化核武器扩散等。
提高战略伙伴关系的质量需要增强双边安全战略合作水平。目前，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等世界主要大国都拥有自己的盟友。美国的盟友数量更是多达五十多个，而我国则缺乏“铁哥们儿”式的战略伙伴。盟友的多少与应对国际危机的能力成正比。为此，我国需要从全球战略的角度考虑，在全球范围内培育战略支柱型伙伴国，通过逐渐提高我国外交友好关系的质量，扩大国际社会对我国崛起的政治支持。
二、 树立大国外交的全球外交意识
我国需有大国外交的全球意识。由于鸦片战争之后我国外交长期处于以弱对强的地位，因此“弱国无外交”成为我国外交界的共识。这个认识被理解为三重含义：一是由于我国物质实力不强，因此外交工作维护不了国家利益是理所当然的；二是因为我国是弱国，所以外交上不能采取主动进取的策略，只能采取被动防御的政策；三是由于我国是弱国，故不应承担国际责任，更无必要为周边国家提供安全保障。随着我国实力地位逐渐向一个超级大国接近，“弱国无外交”的说法将失去解释外交被动局面的效力，同时也不适宜用来指导我国对外战略和实现民族复兴的国家目标。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是将我国建设成世界上强大的国家，因此我国需要培养大国外交意识。当今时代的“大国外交”是指：以不怕事的态度应对各种挑战；以宽容的态度对待经济合作；以敢担当的态度为友邦提供安全保障；以自信的态度推动国际新秩序和新规范的建立。简言之，大国外交是舍小利而谋大势。
大国外交需要敢担当的意识。今后十年，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大国责任无法掩饰和回避，因此我国外交需强化敢担当的意识。这个意识应体现在个人工作和国家政策两个层次上。在个人层面，外交工作者应敢于担当，负起责任；在政策层面，我国应主动承担与自身国际地位相应的国际责任。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实力不足美国的1/14，综合国力比美国差得更远，而美国是世界的超级大国，其国际动员能力一呼百应。在当时的环境下，“不当头”的理念是适合我国外交的。然而，在中美综合实力差距缩小加快、两极化不断发展的今天，继续坚持不当头策略，正在给我国带来巨大的国际责任压力。为推进民族复兴进程，我国外交要勇于参加大国博弈，在涉及国家利益以及全球重大问题上要主动表明立场和提出主张，尤其要加大工作力度动员国际社会接受我国的主张。
全球化时代的大国外交需要有全球意识。我国的民族复兴是一个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国需要首先成为地区强国，然后才有可能成为世界强国。这种地缘政治进程决定了我国外交需要以周边为重点，进而向其他地区辐射。然而，我国民族复兴处于全球化的特殊时代，我国崛起的结果是成为世界强国而不仅仅是一个地区强国。在全球化的时代，许多国际事务已难以区分是地区性的还是全球性的，例如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国际贸易、资本流动、国际投资、航运安全、游客安全、留学交流等事务均已无地区限制。因此，我国外交需要强化全球外交意识，即使是双边政策和地区政策也要从全球角度考虑，特别是有关国际规范的事务更要从全球的角度进行考虑。
三、 从回避冲突转向直面冲突
崛起大国的外交策略应是直面冲突而非回避冲突。随着我国海外利益规模的日益扩大，我国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将大幅增加，因此我国外交工作的重点将是如何面对冲突而非回避冲突。国家间冲突是以双方发生关系为前提的，当前深化改革开放的政策必然导致我国与他国的冲突增多。但从另一方面讲，冲突又是促成多种合作的重要条件之一，没有相互冲突，国家间就失去了合作的主要动力。例如，冷战时期的中苏战略冲突促成了中美战略合作；2012年以来的中日钓鱼岛主权冲突促成了中俄在维护领土主权上的合作；近年来西太平洋地区日益严重的海洋权益冲突，促成了该区域国家就防止海上意外事故的合作，于2014年达成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贸易大国，我国与他国间的贸易冲突将呈上升趋势，回避此类冲突的增加已不可能，因此推进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就成了重要工作。
我国与他国冲突的增加将使预防性合作与积极合作同等重要。当我国与他国发生冲突后，可发展两类战略合作。一类是与第三方进行积极合作，如针对安倍政府否定日本二战罪行的行为，我国可与韩国进行战略合作，共同牵制日本的对抗政策。另一类是防止冲突升级的预防性合作，如20世纪90年代，中美达成战略核武器互不瞄准对方的合作。鉴于战略竞争成为今后中美关系的主流趋势，双边合作需要更多地注重预防性合作，因为此类合作具有管控分歧和冲突的直接作用。在其他国家之间发生战略冲突的情况下，我国也可以开展多种不针对第三国的国际安全合作。如当美俄在叙利亚问题上发生战略冲突时，我国强化了与俄罗斯的战略合作。当马里发生内乱爆发冲突后，我国首次派出安全部队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加强了我国与联合国的合作。将全球性冲突增多转化为推进国际新秩序的动力。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给世界各国带来的冲突也必然增加，新的贸易规则、减排规则、引渡规则、避税规则等，都会频繁引发各国之间的冲突。解决此类冲突需要大国提供领导和公共产品。借助我国在世界经济领域影响力不断上升的趋势，我国可在一些非军事冲突领域加大与相关国家的合作，推进国际规范的建立。例如，我国可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深化我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合作。当一些国家在网络安全和太空安全方面发生冲突时，我国可推动国际社会制定管控网络安全和太空安全的合作协议。在地区性冲突频发的情况下，我国可在周边的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等次区域推动区域化合作，并开展我国提倡的全球治理合作。
四、 从维护战略机遇期转向创造战略机遇
战略机遇在于利用而非维护。国际战略机遇的有与无，取决于一国对国际环境和趋势的认识和利用能力，而非能否维护环境长期不变。冷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享受着占优势的国际环境，但它也无法保持这种环境不发生改变。美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变化主要是我国的崛起，这是美国无法阻止的。这意味着任何一国都无法维持国际环境永久不变，都面临着如何利用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的问题。对所有国家来讲，全球化的内容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有的国家利用全球化发展了自己，有些国家却在全球化中被边缘化。2008年发生的世界经济危机对所有国家都有危害，然而会利用者则能够化“危”为“机”，不会利用者则只能深受其害。例如，德国利用这场危机提升了自己在欧洲的主导地位，而法国在欧洲的影响力却在这场危机中下降了。
国际战略机遇是不断出现的，关键在于能否利用起来。“战略机遇期”的字面含义是，机遇是外来的且时间有限。然而，客观上国际战略机遇是无固定期限的，并且各种机遇总是伴随着国际政治活动不断出现的。回顾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任何时期我国都有战略机遇。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建国之初，我国利用朝鲜战争把中国从一个被西方蔑视的弱国打成了列强刮目相看的军事大国。然而，在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末期，我国错失了美苏争霸的良好战略机遇，连续开展“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国家陷入了贫困。历史经验表明，大国崛起靠的不是一个失不再来的“战略机遇期”，而是靠自身化“危”为“机”的战略能力。有抓住机遇的能力，战略机遇就源源不断；没有这种能力，就永无战略机遇。新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极“左”思潮常常是抓不住战略机遇的主要原因之一。
民族复兴需要创造战略机遇。2001年发生“9·11”事件后，美国相继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有人认为是恐怖主义将美国的战略重心吸引到了中东，所以我国的战略机遇期才得以延长。2014年乌克兰危机发生后，一些人又希望这场危机将美国的战略重心吸引至欧洲，弱化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然而，奥巴马政府非常明确地表示，无论俄罗斯在乌克兰采取什么样的军事行动，美国都不会改变以对冲和防范中国为目的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如果只靠外部事件延长我国的“战略机遇期”，我国就将处于被动地步，因为美国不将战略重心转移，我国就无法延长“战略机遇期”，也就没有崛起的机遇了。实现民族复兴的任务要求我国主动创造战略机遇，这样才能把握国际战略机遇的主动权。宣布“东海防空识别区”为我国争取到了关于制定防空识别区国际规范的发言权，这是一个成功创造战略机遇的例子。今后我国需要更多地为自己创造战略机遇，而不是守株待兔般地等待机遇。
五、 从融入国际体系转向塑造国际环境
中国崛起速度越快，受到的国际体系压力越大。融入国际体系曾是我国长期的外交策略，但是随着实力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和海外利益的拓展会形成一定的反作用力。大国崛起困境是一个客观规律，它决定了随着崛起大国的实力不断上升，其面临的国际体系压力会不断增大。今后十年，世界上很多国家将不适应我国在更多领域中不断上升的影响力。例如，在我国接近成为世界大贸易国的几年中，面临的国际贸易诉讼案数量猛增。随着我国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我国面临的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压力上升。随着我国政治影响力上升，国际社会对我国在国际争端中表态的期望值也在增加，“中国责任论”的压力日趋增大。随着我国海军力量上升，我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洋权益争端增多。崛起大国实力增长与国际体系压力成正比的规律是客观存在且难以改变的，只有依据规律制定策略才能为民族复兴创造有利条件。
中国实力越强，影响国际环境的作用就越大。目前，我国影响国际环境的力量越来越强，这意味着我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的变化越来越取决于我国的政策和行为，我国已具备从正反两个方面影响国际环境的能力。因此，塑造国际环境的重要性就超过了适应国际环境的重要性。从正面讲，我国可通过自身政策的调整促进国际环境向有利于我国的方向发展。例如，加大国际贸易双边货币结算的政策，就有利于人民币走出去，从而为人民币发展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创造条件。开展和扩大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特别是组织大型联合军演，可以改变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军事关系，增强周边国家的安全感，促使其从担心中国崛起向依靠中国崛起转变。我国到发达国家自费留学的人数快速增长，故此我国可将国家资助的留学和学术交流的重点由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这不仅可以为我国培养迫切需要的发展中国家问题专家，而且可以扩大我国对发展中国家知识界的影响。
融入国际体系与改造国际环境需要并行展开。塑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包括改造不利国际环境的工作。对那些故意与我国对抗的国家，应力求挫败其政策，以儆效尤。郤缺说：“叛而不讨,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怀？非威非怀,何以示德？”实现民族复兴不仅要将我国建成世界上物质力量强大的国家，而且还要树立国际威望。不能挫败敌对力量，会阻碍我国国际威望的树立。孤立安倍政权和阿基诺政权的目的不是孤立日本和菲律宾，而是促使这两国的民众认识到，与中国对抗的战略对他们是弊大于利。这将有助于这两国政权更迭后，新政府快速改善与我国的关系。中韩关系在李明博时期走向低迷，但朴槿惠执政后两国关系迅速升温，这个经验说明，双边关系短期恶化并非好事，但如果主动把握趋势，也具有激励下届执政者努力改善关系的作用。
六、 从坚持不结盟转向建设命运共同体
国际格局的两超趋势使我国执行的不结盟政策难以为继。从历史上看，不结盟策略较为适合两极格局下的中小国家。自1982年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长期执行该策略，其核心原因是我国长期不具备承担地区安全责任的能力。在冷战期间，中小国家利用不结盟策略周旋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限度地维护自身国家利益。这一战略的确适合我国当时的弱国地位。冷战后，国际格局转变为一极世界，不结盟策略的效力明显下降，不结盟运动的影响力也因此衰落。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美国的霸权地位相对弱化，中国崛起使两极化趋势凸显，不结盟运动重新开始活跃。2012年伊朗主办的第16届不结盟运动峰会有一百多个国家领导人出席，展现的活力可为例证。然而，今后十年，在国际格局两极化中，我国将不再具有冷战时期的弱国地位，继续实施不结盟策略不但无益，而且可能弊端丛生。今后，将是越来越多的国家以不结盟策略来应对中美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竞争。
两极化趋势还决定我国对结盟的需求不断上升。目前的大国实力对比发展趋势是有利于我国崛起的，但是大国战略关系却对我国不利。美国虽然处于物质实力增长缓慢的状况，但仍是世界上拥有多盟友的国家，至少有五十多个盟友。相比之下，我国由于采取不结盟政策，因此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盟友。缺乏盟友已经成为我国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时所面临的不利条件。奥巴马政府执政后采取了“巧实力”外交，即扩大统一战线的策略，这使美国的大国战略合作关系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在此情况下，如果我国能就不结盟政策进行调整，增加战略合作者的数量，就能有效地塑造有利于崛起的国际环境。例如，如果我国与柬埔寨和老挝是盟友，美国就无法使2014年8月的东盟外长联合声明提及南海争端问题。
大力推进与周边国家建设命运共同体的策略。由于“结盟”二字被贴上了“冷战思维”的标签，因此很多结盟的国家都采取口头否定、实际加强的同盟策略。例如，普京一方面对媒体讲“同盟体系已经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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