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的学校/杜威著作精选

明天的学校
主编序
    
在杜威诞辰160周年暨杜威访华100周年之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杜威著作精选》，具有十分重要的纪念意义。
    一百年来，纵观西方思想学术发展史，杜威的影响不仅没有成为过去，相反，随着20世纪后半叶的实用主义复兴，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瞩目。诚如胡适先生所言：“杜威先生虽去，他的影响永远存在，将来还要开更灿烂的花，结更丰盛的果。” 
    在中国，杜威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只是在不远的过去，国人才终于摆脱了非学术的干扰，抱持认真严肃的态度，正视杜威的学术价值。于是，才有了对于杜威著作的深入研究和全面翻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历来重视对于杜威著作的翻译出版，此前已推出了《杜威全集》（39卷）、《杜威选集》（6卷）的中文版，这次又在原先出版的《全集》的基础上，推出《杜威著作精选》（12种）。如此重视，如此专注，在国内外出版界都是罕见的，也是令人赞佩的。
    或许读者会问，既有《全集》、《选集》的问世，为何还要推出《精选》？我们的考虑是：《全集》体量过大，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不论是购买的费用还是空间的占用，均难以承受。而《选集》由于篇幅所限，又无法将一些重要的著作全本收入。《精选》的出版，正可以弥补《全集》和《选集》的这些缺憾。
    翻译是一种无止境的不断完善的过程，借这次《精选》出版的机会，我们对原先的译本做了新的校读、修正，力图使其更加可靠。但我们知道，尽管做了努力，由于种种原因，一定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恳切地希望各位方家不吝赐教，以使杜威著作的翻译臻于完美。
    后，我们要特别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王焰社长，感谢朱华华编辑。杜威著作的中文翻译出版，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如既往的大力支持，朱华华编辑为此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没有这种支持和付出，就没有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套《杜威著作精选》。
    刘放桐  陈亚军
    2019年1月28日于复旦大学

序
    
撰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提出一套完整的教育理论，也不是为了评述任何“制度”，更不是为了讨论某些著名教育家的观点。本书不是一本有关教育学的教科书，也不是一本阐述某种教学新方法的论著，所以不可能向疲惫的教师或者不满的家长说明如何施行教育。本书试图表明学校一旦按照自己的方式，把自柏拉图以来的一些理论付诸实践，实际上会发生什么。事实证明，这些理论是合理的和杰出的，后来却被作为人类“知识遗产”的瑰宝而被恭恭敬敬地束之高阁。凡是学过教育学的教师都熟知其中的某些观点，而这些观点中的有些部分又形成了每一种教育理论中公认的部分。然而，一旦把这些观点应用于课堂，公众的一般反应和教师的具体反应则是强烈反对，说这样做是把课堂变成了一个实践心血来潮的古怪念头的场所，变成一个缺乏任何长远目标和指导原则的地方。本书希望展现一旦教师应用这些观点会发生什么，并向读者提示，教育改革者们所提出的那些广受认可和赞成的观点，有哪些是具有实际意义的。
    本书作为例证所列举到的学校，均由真心坦诚的教师所管理。这些教师具体制定了自认为基础性的教育原则，他们怀着拳拳之心，尽力将全身所学之精华奉献给孩子们。举国之内，越来越多的学校正努力确定自己的教育理念。本书的任务在于指出：实际的应用如何取自理论？当下的教育又该走向何方？笔者希望通过课堂实践的描述，能够帮助读者把一些理论化为鲜活的现实。另一方面，笔者也对某些理论作了论述，指出现代教育中的一些需求以及满足这些需求的途径。
    为起到说明的作用，书中列举了一些学校，它们系随机选出，入选原因或者是因为我们对之已然熟悉，或者是因为学校的地理位置离我们较近。但是，它们并不代表学校今天为振兴和丰富儿童的学校生活而做出的全部努力。国内每个地方都可以找到具有相似特征的学校。本书限于篇幅，只得将一个极其重要的运动——重组乡村学校以及在教育中涉及农业知识——忍痛割爱。然而，这个运动正好显示了本书所描述的那些学校的标志性发展趋势，这就是让儿童获得更大自由的趋势，把儿童的学校生活与其环境和世界观统一起来的趋势，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承认教育必须在民主社会发挥作用。看来，这些趋势恰恰反映了时代的特征，而且除了一个例外之外，反映了所有受访学校显著的特征。
    我们访问的这些学校的教师、校长都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并对我们的工作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若非如此则本书无法完成。他们把自己的时间和所教班级的材料交由我们支配，始终如一地帮助我们，为此，我们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我们特别要感谢费尔霍普的约翰逊（Johnson）夫人和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乔治娅·亚历山大（GeorgiaAlexander）小姐，她们给我们提供了信息和建议。除了一个学校之外，对所有学校的访问系由杜威小姐完成，她还负责撰写本书描述性的章节部分。

修订版译后记

    
对于约翰·杜威这个名字，今天的读者一般都不大熟悉。除非是专门研究杜威的，或者是搞美国教育或实用主义哲学研究的，否则“杜威”恐怕是非常遥远或陌生的名字。毕竟杜威离开这个世界已经66年，而且他的许多重要学术著作是在七八十年前写的。
    不过，如果我们提两个国人非常熟悉的名字——胡适之和陶行知，也许能帮助读者找回一些对杜威这个名字的依稀记忆。这两个对现代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正是杜威的亲传弟子。其实杜威的弟子还包括北京大学前校长蒋梦麟。在弟子的努力之下，应中国五所学术机构的联合邀请，在1919年“五四”运动的前夕，杜威来到了中国，主要讲解他的实用主义和进步教育，而且一待就是26个月，对当时中国的知识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杜威当然是一个影响巨大的学者。1949年10月20日杜威庆祝90岁生日，1500位宾客前去祝寿，其中包括美国总统杜鲁门、英国首相艾德礼、印度总理尼赫鲁以及100多所美国大学的代表。十几个国家安排了庆祝活动。在千百万“杜威粉丝”看来，在美国历史上如此深刻影响众多领域的，非杜威莫属。很多人认为他是继托马斯·杰斐逊之后对美国影响的思想家。杜威有一大堆头衔：哲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思想家、自由主义的代表、美国的教育之父、20世纪国际声誉的思想巨人，等等。
    他的学术成果之多，套用一句“陈词滥调”，叫“汗牛充栋”。1939年,为庆祝他80诞辰，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杜威著作目录，他发表的著作书目占了158页。据统计，他一生出版了36种书，发表了815篇文章及小册子，议题包罗万象，涉及认识论、形而上学、美学、艺术、逻辑学、社会理论、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政治学。2018年，中国出齐了39卷权威的汉译本《杜威全集》，也是中国哲学界、教育学界、心理学界、翻译界的大事。
    杜威在教育上的贡献和影响尤其重要。有些人认为他是继夸美纽斯之后伟大的教育家，在远景和思维上改变了学校教育的意义。他的教育范式促使美国和欧洲对教育体制进行了重组，使之从纯理论教育转变为应用性和实践性教育。就贡献而言，他与他之前的伟大教育家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裴斯泰洛奇奠定了现代教育的基础，福禄培尔和赫尔巴特在裴斯泰洛奇的基础上将现代教育发扬光大，但唯有杜威才为彻底的民主教育和科学教育提供了充分的理论。1904年，他到哥伦比亚大学任师范学院的教育哲学教授。自此之后，他为美国教育带来革命，差不多所有的美国公立学校都出现了“杜威化”现象。有人认为，因为杜威，美国学校儿童才生活得越来越愉快，越来越幸福。 
    他应邀访问过许多国家，他的著作被翻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留学生学习他的哲学和教育思想，归国后成为这些国家的教育先驱，比如中国的胡适之和陶行知。因此，他的教育思想及实践影响了全世界。许多国家向他咨询教育政策，所以他的思想还曾经在这样一些国家的教育制度建设或教育改革中体现出来，比如中国、日本、土耳其、墨西哥、俄国、英国、法国等。
    如果上述介绍说的大多是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事，那么今天，杜威还有影响么？答案是肯定的。在美国的学校和世界其他一些国家，他的实用主义、建构主义和民主的思想理念仍然在发挥作用。很多学校仍然很重视社区建设与学校的关联性，重视用于现实生活的高层次思维技能，强调根据学生的兴趣来设计教学，学生仍然是本地社区和社会的批判性思考人和积极的贡献者。进步主义教育者和看中结果的实践者的许多概念和思想仍然反映了杜威的影响，比如解决问题的技能、在做中学、批判性思维的技能、终身学习等。
    要了解杜威的教育理念，《明天的学校》便是重要的入门著作。本书写于1915年。进入20世纪之后，美国的学校教育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是对此前150年人类社会变化的回应。杜威认为，“有两个伟大的变革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和思维习惯。我们业已看到，其中的一个变革是民主理想的发展，它要求教育发生变化；另外一个是科学发现带来的变革，这些应该在课堂上得到反映”（p.236）。这些变化呼唤大众教育。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召唤着教育者必须进行改革，以便让儿童获得更大的自由，以便把儿童的学校生活跟环境和世界观统一起来，以便教育在民主社会发挥作用。学校教育之所以必须改革，是因为普通学校并没有为儿童的自然生长和发现外部世界提供机会，磨灭了儿童的好奇心；是因为普通的课程还在以个人奋斗、适应生存为目的，忽视了美国社会已变成了一个科学、民主社会的事实，因而也就忽视了这个社会的科学和理想。简言之，社会已发生巨大变化，而学校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法还是老一套的，还在为已经不复存在的社会服务。在科学与民主的社会，“学习与动手相结合的教育将取代灌输式教育。不论灌输式教育如何适应封建社会，在此基础上开展的教育与一个民主社会是格格不入的。封建社会期望绝大部分人对上级的权威不断地表现顺从，而民主社会的准则是创造性和独立性”（p.133）。杜威指出，普通学校并不关注儿童对知识的渴求或实际的需要，用灌输的方式教授知识，忽视了儿童的生长需求，用卢梭的话说：“教育方法很残酷，为了遥远且不确定的未来而牺牲现在。”（p. 5）杜威提出：“我们必须用更好的理想去取代这种有害无益的教育目标。……使学生掌握学习工具的方法，一种能给学生提供情境并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的方法……在学校学习知识的真正目的不是知识本身，而是发现如何获取所需知识的方法。”（pp.15—16）杜威从卢梭、裴斯泰洛奇、福禄培尔身上传承了教育即自然生长的理念，提出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改造。
    正如杜威在序中所言，这本书并不是一本探讨教育理论的书，也不是教育学的教科书，更不讨论新的教学法。杜威在书中提供一系列鲜活的案例，这些案例代表了当时美国学校教育改革的新趋势，因此取名《明天的学校》。新的趋势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
    1. 重视学生的身体健康。通过活动来增强儿童体质。身体活动是身体发育的手段，是判断能力和正确思维的工具。
    2. 鼓励学生在做中学。
    3. 学校再现真实的生活情景。
    4. 教学方法有个性。
    5. 寻找学生感兴趣的功课，但并未降低功课的难度，依据功课对儿童的自然吸引力来选择功课，趣味性是选择的基础。
    6. 学生带着问题学。
    7. 传播对民主与教育关系的认识。
    简言之，案例中的学校“按照自己的方式，把自柏拉图以来的一些理论付诸实践”（p.5）。
    本书的结构清楚表明了作者的教育理念：教育是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也是自然生长的环境。自然生长的核心是游戏、讲故事、手工、观察。要实现自然生长，要使教育适应儿童的自然生长，必须进行课程重组。书中所描述的各类学校，通过课程重组，使自然生长的四个要素得到充分体现，结果，这些学校有效地解决了自由和个性发展与纪律之间的关系、学校与社区的关系，或者说学习与社会的关系、学习与环境的关系，把学校教育与工业教育结合起来，使劳动成为有效的教育手段和内容。这种课程重组充分体现了教育在现代民主社会中至关重要的关系。这个结构逻辑严密，首尾相顾。
    通过这些案例学校的实践，杜威讨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问题：应该以教师为中心还是以学生为中心？是强调书本知识还是经由体验而获得知识？应该用纪律来管束学生，把学生安排在狭小空间，还是应该给学生相当的自由？应该按照成人的期待来灌输知识，还是让学生与生俱来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然生长？是应该关注儿童目前的需求还是未来遥远的需求？教师是否应该批评学生？如何对待“问题学生”？等等
    借助案例学校的实践，杜威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回应，他认为，“教育就是让习性和能力得到适宜的生长”（p.6）；“我们的悲剧性错误就在于过于担心成长的结果，以至于忽视了成长的过程”（p.6）；“童年的根本含义就在于它是一个生长的阶段、发育的阶段。因此，打着成人生活成就的旗号来鄙视童年的能力和需求便是一种自杀”（p.6）；学习是一种需求，不应是一种装饰，不应是强加的东西；“教师期望的是迅速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结果，这样的教育，并不顾及学生是否会得到充分的发展”（p.18）；“在以学生知识水平为分级依据的学校里面，这种过分强调学生的失败和缺点的做法是很明显的”（p.24）；“纪律与自由并非是水火不容的概念”（p.110）； “迄今为止，学校的学习一直是与驯服或者被动的大脑联系在一起的”（p.111）；“教师必须从西塞罗式的人物和独裁者的角色转变为看护者和帮助者的角色”（p.140）。
    这些是100多年前的问题和回应。如果我们用这些问题去针对我国的教育实践，或者说教育问题，那么，我们会悲哀地发现，许多问题正是我们学校教育中的问题，而且很多问题几乎是我们的学校教育的共同问题和普遍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明天的学校》并不过时，不仅如此，它还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我们一直在提倡创新。殊不知创新的精神源于儿童时期的教育，源于教育所提供的自然生长环境，源于学生免受教师的经常性训斥与精神打击。我们提倡文明、包容、自信，殊不知文明、包容、自信源于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相互尊重，而不是只有对教师和上级的驯服，源于对自己的自觉约束，源于团队的相互协作。
    《明天的学校》进入我国的时间非常早，据说民国时代即有译本，上世纪80年代又出现了一个编译本。照理说，这样一本重要的著作，研究的人应该很多，但遗憾的是，专门研究这本书的文章寥寥无几。根据我对此书的认识，《明天的学校》应该是中小学校长、教师案头的读物，更应是年轻家长们的读物。
    我没有读过过去的译本，为了不受束缚和影响，也特意没去读，我坚持按照自己对杜威哲学、教育思想的理解以及对他语言风格的把握来进行翻译。翻译中，我的原则是把握原文的语境意义和作者的意图，时刻想着汉语的读者，尽可能把杜威晦涩的语言用明白晓畅的汉语表达出来。
    何克勇
    2018年11月29日
    于北京莲花斋
    约翰·杜威

作者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功能心理学的先驱，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代表。19世纪流行的是殖民时期沿袭下来的旧教育，再加上19世纪后期从德国传入的赫尔巴特教学方法逐渐刻板化，使得当时的学校陈陈相因，缺乏生气。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1859--1952）是当时传统教育的改造者，是新教育的拓荒者，他提倡从儿童的天性出发，促进儿童的个性发展。

译者 何克勇，曾任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国际教育学院院长、国际合作处处长；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人文社科专家；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涉及翻译与文化、学术著作翻译;近5年主持6个项目，其中学校重大2项、省部级3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

主编序

序

章  作为自然生长的教育  

第二章  作为自然生长教育的实验  

第三章  自然生长的四个因素  

第四章  课程重组  

第五章  游戏  

第六章  自由与个性  

第七章  学校与社区的关系  

第八章  学校作为一个社会街坊文教馆  

第九章  工业与教育的重新调整  

第十章  借助劳动的教育  

第十一章  民主与教育  

修订版译后记  

作者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功能心理学的先驱，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代表。19世纪流行的是殖民时期沿袭下来的旧教育，再加上19世纪后期从德国传入的赫尔巴特教学方法逐渐刻板化，使得当时的学校陈陈相因，缺乏生气。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1859--1952）是当时传统教育的改造者，是新教育的拓荒者，他提倡从儿童的天性出发，促进儿童的个性发展。

译者 何克勇，曾任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国际教育学院院长、国际合作处处长；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人文社科专家；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涉及翻译与文化、学术著作翻译;近5年主持6个项目，其中学校重大2项、省部级3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

章  作为自然生长的教育

    
“我们对儿童一无所知，因此带着错误的儿童观去从事教育，结果是偏离正道，越走越远。那些聪慧的人致力于研究成年人应该知道什么，却从不考虑按照儿童的能力可以学到些什么。”这些话是卢梭的《爱弥儿》（mile）一书中典型的语句。卢梭坚信，现行的教育很糟糕，因为家长和教师的脑子里始终想的是成年人积累的知识。同时他认为，一切改革都应围绕儿童的禀赋和弱点来进行，都应该立足于此。卢梭说过不少蠢话，也做过不少蠢事。但是，他坚决主张教育必须立足于受教育者与生俱来的能力，立足于学童的需求，以发现学童具有哪些禀赋。这个主张唱响了现代为促进教育进步而做的一切努力之基调。这就意味着，教育不是依靠外力把什么东西强加给儿童和青年，而是让人类与生俱来的各种能力得到生长growth在杜威的理论中一般译为“生长”。现引吴式颖1999年编写的《外国教育史教程》作为注解：“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改造这三个命题……是杜威教育理论的总纲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13页）“生长是一个生物学概念，但杜威对之做了改造，赋予其丰富的社会内涵，从文法上讲，‘教育即生长’是不通的，生长是一个过程、一种结果或者理想，若言教育是为了促进生长，为了促进发展则无此语病。”（同上书，第510页）因此，本书在翻译中严格按杜威的原意，将“growth”以及他行文中有时为避免重复growth而用的替代词“development”译为“生长”。——译者。卢梭的这个思想，激发了自他以来教育改革者们为强调的各种思想。
    首先应该关注职业教育工作者一向忘却的一个事实：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充其量不过是教育的一小部分，而且是相对粗浅的那一部分；然而，在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