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第2版)

从父亲的角度看待父亲

雅各布·弗洛伊德是一个布匹商人，他因为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父亲而被历史记住。某个星期六，他穿戴整齐，戴着一顶新的皮礼帽，在弗莱贝格市的街道上散步。刚拐进一个转角时，有一个男人挡住了他的去路。当时的情形十分尴尬，那个时代的人行道通常是一条狭窄的小径，以使步行者能避开大街上的泥泞。雅各布·弗洛伊德开始向前迈步，却有点胆怯，因为他发现要求或准许获得优先权与荣誉或原则无关。但那个男人比他更快，并急切地维护他的优越感：他把雅各布·弗洛伊德头上的帽子击落到烂泥中，吼道：“从人行道上滚下去，你这个犹太人！”

在向儿子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雅各布·弗洛伊德在这个地方停顿了下来。但小西格蒙德希望听到更多，因为对他来说，这才是故事变得有趣的地方。他问道：“那么，你是怎么做的？”

父亲十分平静地回答道：“我走下人行道，然后捡起帽子。”

据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位传记作者厄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认为，在这位精神分析创立者的性格形成过程中，这件事是重要的事件之一。在这个他以前视为和完美榜样的男人身上，这种英雄主义完全缺失，这件事像一根大棒砸落在他的心灵上，从而也决定了其未来的道路。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段插曲发生，精神分析或许会以其他不同的方式发展。弗洛伊德也不会想到把儿子作为父亲必然的对手，他也不会去批评一神教及其上帝天父的制度。

在此后的某一天，弗洛伊德会读到维吉尔（Virgil）的《埃涅伊德》（Aeneid）并终理解：他的父亲发现自己站在与埃涅阿斯（Aeneas）逃离特洛伊时所面临的相同分岔口上。与敌人遭遇时需要做一个决定：是为个人荣誉而战并冒着死亡的风险，还是将思路转到未来与自己的民众和家人继续生活？弗洛伊德是如此感激《埃涅伊德》，以至于在他的《梦的解析》（1900）一书的前面加上了《埃涅伊德》中的一句诗文（VII,312）：Flectere si nequeo Superos Acheronta movebo （假如我不能让天堂之神屈服，我会使地狱之神感动）。我们会在本书后面的部分章节里对埃涅阿斯这位特洛伊战争中的勇士给予关注，现在也暂时抛开弗洛伊德不谈，单单看看他幻想的破灭。

这个故事列出了一个中心问题：孩子对他们的父亲有什么期待？在以这个故事为象征的父权制的传统中，这和他们对母亲的期待有很大不同。

在正常的情境中，所有的孩子都爱他们的母亲。但当一位母亲被恶劣地对待或蒙受羞辱时，情况会变得怎样？她的孩子会继续爱她，或者会尝试去同情她。

孩子通常都会爱他们的父亲吗？当然如此。不过当一位父亲成为不公正行为的牺牲品时，事情会变得比母亲处于同样境遇时复杂得多，因为父子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周围的环境制约。母子关系，首先在它的早阶段具有排他性特征，以至于这种关系几乎与任何其他世界分离。孩子与父亲的情形却大不相同：从一开始，我们对父子关系的习惯意象是在至少由三个人所组成的群体背景下来看的。从一开始，它就是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实际上，父亲的角色被期待成教导孩子与社会发生关联的技巧的导师，就像母亲教导孩子如何处理与他们身体有关的事情一样。

如果一位母亲屈从于屈辱行为，孩子的反应可能完全是负面的。但我们的文学作品并没有母亲被抛弃的记录，孩子宣称“你不是一个真正的母亲”的机会是不多的。然而一位轻易忍受冒犯的父亲，却有听到孩子谴责他的举止不像一个父亲的风险。孩子们对这个观点的执着告诉我们，他们想要的安慰不独源自父亲的爱和正直，他们还期望父亲是强大的。他们部分地意识到，社会关系的功能不仅在于爱，也不仅在于正直，还在于纯粹的、赤裸裸的权力。

孩子们希望他们的父亲是强大的，是一位胜利者。如果一位父亲是一个胜利者，同时也是一个好人，公正且满怀慈爱，是再好不过的了。但重要的是，父亲通常代表一个知道如何取得胜利的男人意象，他是否将善良摆在了次要的位置。我们的传统屡屡认为，一位行为公正但未能在外界取得成功的父亲，远不及那些不公正却胜利加顶的父亲。例如，莎士比亚就以这种似是而非的论点闻名：《李尔王》给了我们一位父亲的原型，这位父亲权力和威望的丧失导致他遭到抛弃。

但我们的传统偏爱的父亲并不仅仅冒着采纳贫乏的道德标准之风险，把重要性归结于权力也与有限的情感生活密不可分。这种自我的局限性成为他人际关系的标记，并建立起一个别人可能以牙还牙的恶性循环：小西格蒙德显然不能理解父亲的软弱。

两次世界大战及随后的越南战争的破坏性已与父亲的攻击性结合在一起，对这种关系的感性认识，导致非攻击性父亲的数量已在稳步上升。但这个进化的过程也伴随着退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男性青少年现在完全把他们自己托付给同辈人组成的团伙，用该团伙的头领来取代父亲。不可否认，对所有孩子来说，父辈的攻击性的衰减是一种积极的发展，但许多男孩仍与持温和态度的父亲保持一定距离，觉得他软弱，而把他们的赞赏直接投向一些威胁社区的暴力恶棍，选择他做养父。

当然，这样的阶段可能只是步向成年的极其艰难的道路的一部分。然而，类似的情形变得越来越显而易见。今天的世界似乎令成年男性很难识别这样的道路通向何方。这些年轻人遵循着匹诺曹（Pinocchio，《木偶奇遇记》的主人公。——译注）的模式，很快就厌倦了他的父亲盖比特——他其实并不迟钝，只是很诚实，受人尊敬——并抛弃了他，跟随着鲁西格鲁鲁这位傲慢自大、离经叛道的同学，仅仅因为后者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并为此感到无比骄傲。这个来自意大利的，依然有些泥土气息的古老故事，在今天看来还不过时，也许就解释了它至今仍享有盛誉的原因。

显而易见，孩子们期望父亲能表现出一种爱与关怀，这种爱与关怀与他们从母亲身上接收到的爱相似。但他们还要求别的东西。“对我要好，”孩子坚持要求，“公正且公平。要爱我。但是对其他人，首先就要强大，即便过于暴力，即便牺牲了公正。”

你也可以反对这一点，因为我们的出发点是一个有着父性传统的西方世界，是19世纪的一个片段，而在当今孩子们的眼中，母亲与父亲之间的共同点比以前多得多。心理学家对父子二人组合进行了研究，的研究结论表明，在生命的个月，父亲与孩子就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独特的关系。然而，我们倾向于避免父亲与家庭、与社会、与周围文化的分离：我们基本的假设仍然是，父亲之为人父者的特殊性首先恰恰存在于这些功能的复杂性中；这一假设也植根于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它没有把个体的维度与集体的维度区分开来。父亲的权威屈从于民主的准则，他的力量在很多方面已经衰退；但我们的无意识不会在几个世纪内就会消除占据主导地位已近千年的东西。尽管失去了父亲，甚至尽管现在可能正朝着一个新的不同的局面过渡，至少在无意识层面，西方社会依然是父权制?的。

父母常常在充满矛盾指令与教导的情境中抚养子女，因而使孩子们脆弱、不安全，并且在严重的案例中，使他们预先处在心理分裂的危境——精神分裂之中，关于这些我们说得已经够多了。但是，孩子们也通过他们的期望对父母施加了有力的影响（与父母对孩子的影响不同，因为它并不是主要的，但由于每天都在进行，因此加深了其效果）。期望与投射共同起作用，使我们变成其他人想要我们成为的人。由于年幼的儿童认为父母是好的、成熟的，且是可以信赖的，他们也确实会帮助父母变得更相信自己，能探索慷慨大方的满足感，因而变得更成熟。

但是在一个父权制社会，这一规律主要是对母亲有效的。对父亲而言，事情就复杂得多了，因为孩子的期望也更加自相矛盾了：这一矛盾并不是一个例外，而是一个规律。这一矛盾也并不是发生在不同的时刻，而是同时出现的。在家庭内部，父亲必须遵循一个道德正直的准则；但在社会上，他的行为首先必须与力量的法则相符，或者，更确切地说，有点类似达尔文的进化规律，也就是适者生存规律，“好的”就是“合适”的，在这层意义上，就是能显示强大的能力，能保证他们自己及后代的生存。

然而，父亲也是单一的个体，他不能也不允许将自己分裂成两半。于是，为了在这一引起分裂的力量中找到自己，他在两种法则中不断转换，因而变得不安全起来。父亲们曾经能够将这种与他们的角色极不相容的不安全感隐藏起来，而孩子们既没有权利来评价父亲的道德与成功，也没有任何方法来这样做。这样的方法在今天已经司空见惯，甚至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这一情形必须牢记于心，因为它构成了我们所称的“父亲的悖论”。可以这样简单地描述该悖论：衡量母亲履行义务到了何种程度，通常基于她怎样与孩子进行互动，这确实是一巨大的挑战，但它很清晰，容易识别；父亲的境遇却完全不同，除依据他怎样与孩子互动来判断以外，还有赖于他怎样与社会进行互动，而这两个不同的领域所遵守的法则是不相同的。

“父亲的悖论”不仅是个体的、心理的，而且独立于任何特定时期的社会规范之外，同时也是公众的和历史的。欧洲父权制文明的核心——已经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起先是由于殖民主义，现在却是由于全球化——也蕴涵着第二个悖论，也正是个悖论的集体面目。这一文明在基督教信仰中找到了其教义，然而与此同时它又“达尔文式”地传播着，通过运用力量的方式：通过战争的方式；通过掠夺和毁灭自然的方式；通过镇压和剥削那些弱者或仅仅是更爱和平的人们的方式；通过系统化地在全球范围内招摇着“尔等不得杀戮”“尔等不得偷盗”“尔等不得觊觎邻家的屋舍……或任何属于邻家的东西”这些命令的方式。在这层意义上，欧洲文化的核心，那些在地球上四处传播的理性准则，其本身却是如此深刻地非理性。就像作为个体的父亲一样，这种父权制也在遵守爱的法则和力量的法则之间摇摆，离两者的调和相距甚远。

一位为左翼政治团体工作的年轻女性，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上了大学。当时，学生的抗议运动达到了狂热的。她的父亲是一个企业家。他的整个事业都危机四伏，其家族公司更是处于严重的困境中，因为他缺少进攻性，也缺少争斗的意愿。

她头脑敏捷，精通辩论技巧，由于学的是哲学，她又参加了政治辩论，其天分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面对父亲，她就像一位雄辩家。而反过来，父亲有点笨拙地接受了她的挑战，参与到她的讨论中去，并且完全没有意识到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更好地与女儿交流。在讨论中，他的辩词更加显得笨拙。女儿游刃有余地施展着她的聪慧，总是赢的一方。然而，她的满足感总是不长久。父亲比她软弱，既没有她自己正在追求的知识与智慧，也没有情感上的独立，这一切使她的胜利有点苦涩。

父亲极爱她，而且他在事业上并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投机者，在家庭中也不是一个独揽大权的暴君。因此，是什么使女儿感觉他就像一个陌生人，并不存在于她的理念中？这是一个关于情感的更深层的问题，并且受到更非理性的情感波动影响。那个男人身着失败者的心理外衣，就像内萨斯^[1]的衬衣不能被脱去。然而，痛苦与难过还没有达到顶点。

她渐渐意识到家庭已经步入经济上的困境，而这主要是个人的原因。她的朋友都是企业家的女儿，都过着舒适的生活。她对父亲的鄙视与日俱增。父亲也变得总是遭人拒绝，被人打败，同时身体也患了疾病，检查发现得了癌症，已经时日不多。

女儿努力想对父亲表示同情，然而她内心反叛了。除了他的大脑日渐迷糊，失败已经在他身上扎下了可怕的根。女儿感觉父亲的出现比任何时候都令她难以忍受：他引发一种非理性的反感，在身体上和审美上都挥之不去，就像她在被单上发现一条讨厌的蠕虫一?样。

父亲尝试迫使女儿与他聊天，让她陪在自己身边，命令她待在家中，不得和朋友们外出。他想方设法所做的给他带来的是更大的嘲笑与奚落。在回想那段时光时，女儿还记得门是怎样“砰”的一声被关在了身后，她抛弃了躁动不安的父亲，照样出去了。父亲死去了，饱受身体与灵魂的折磨。有一段时间，女儿觉得已彻底解?放。

许多年以后，女儿进行了心理分析，尝试着与父亲的形象进行和解，并就他不可避免地遗留给她的那种罪恶感做工作。她对于父亲的感觉——那种鲜明的反感，甚至在他死去后，依然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为了克服这种反感，她不得不无数次回想起他的经历，回忆起他的容颜。慢慢地，她不再为他如此与自己接近而生厌；她几乎体验到了与之相反的情感，有点类似忧伤的思念，她再一次觉得非常同情他；到后，她觉得很爱他。这一工作进展得如此缓慢，让人觉得永远都没有尽头。她已能接受父亲在世时已经了解的一些事实，但在以前，这些了解都是理性的：之前她无法将它们转变成发自内心的信念而在她的心灵中占据重要位?置。

“我的父亲在事业上没有成功，就像他的疾病，使他变得弱小；但并不是不好的，因此也并不是不值得被人爱。我的价值观从未以身体的勇猛与经济上的成功为中心。我对这个过度竞争的社会感到十分厌恶，这个社会奖赏残酷无情，却沉重压迫弱小。我想要站在弱者一边。但这不是容易的事，尤其是当弱者如此令人害怕地与你接近，让你觉得一个人的弱点正在威胁你，就像传染病一样。基本上，我为自己有这样的感觉而感到更加毛骨悚然，这太不公平了；但要克服面对那些被打败的人时的那种反感非常困难，特别是当失败与自尊的丧失结伴而行时。”

“在我的内心，我在对着父亲叫喊：‘既然你已经选择了一个你应当觉得羞耻的职业，你至少应该把钱赚回来！不要那样面无人色地躺在床上！起来，到你的办公室去！为什么你不能与癌症做斗争？你在让它获得胜利，只是为了刁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