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桐城：滨海中国的地方与世界

      本书以滨海城市泉州为对象，考察了其从公元三世纪北方汉人南下入闽的初期阶段，到1949年之间一部漫长的区域史和城市发展史，实为一部内容丰瞻的“泉州传”。作者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综合了地方文史研究、施坚雅的经济空间理论及克拉克的区域网络史分析，对泉州城的兴起、成熟、兴盛和衰落，做了线索性的宏观铺陈，并重点分析了泉州在宋元时代文化多元主义影响下的迅速发展和商贸繁盛，以及明清以来在本土主义意识形态及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双重压力下出现的权力、经济与文化的转型。

      作者意在通过自下而上地叙述一个地方的历史转型，一方面揭示域外与本土交错关系下泉州的“古今之变”，说明其演变过程是在家庭、地方社会、国家与更大空间范围中的世界之间互动的历史产物；另一方面借助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辩证，对主流的进化史观、民族国家叙事和世界史叙事提出不同的看法，从而为反思支配历史叙述的观念形态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

      王铭铭，人类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学术领域涉及城市仪式时空研究、乡村民族志、历史人类学、物论、民族学、中国西方论、比较神话学、社会理论等。著有《草根卡里斯玛》（2002）、《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2005）、《心与物游》（2006）、《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2008）、《帝国与地方世界》（2009）、《人生史与人类学》（2010）、《超越“新战国”：吴文藻、费孝通的中华民族理论》（2012）、《西方作为他者——论中国“西方学”的谱系与意义》（英文版，2014）/《超社会体系：文明与中国》（2016）等。

再版自序

致谢

1. 引论

    经验与反思

    历史、文化与权力

    叙述的框架

2. 历史的场景

    建制沿革

    人口规模的变迁

区域发展周期

    城市空间的变动

3. 边陲世界的拓殖

    边陲的拓殖

    “朝代周期”的空隙

    宋元地方政府与商业社会

    文化多元时代

    新世界的发现

4. 海禁的绥靖实质

    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

    主义统治

    内部监控体系的早熟

5. 正统的空间扩张

    理学与文化一元化

    城市空间的象征营造

    官方正统祠、庙、坛的仪式组合

6. 风水传说的真相

    风水传说中的抗争

    海上商盗势力的发展

    飘流于海外的平民

7. 民间仪式的秩序

    正统符号的异端潜势

    民间化的天、神、鬼与祖先

    铺境宫庙及其祀神

    神诞、普度与分类械斗

    民间剧场、善书与签诗

8. 近代文化的浪击

    从传教到鸦片战争

    经济与文化的变迁

    秘密社团的抵抗运动

    清末政治、经济与社会

9. 乱世亡灵的超度

    对于幽魂的恐惧

    “承天万缘普度”的发起

    赦牌与地方社会的整体动员

    立坛与竖幡

    承天寺的七旬仪式

    游魂的回归

    跨世纪的危机

10. 文化边疆的革命

    民族主义的兴起

    1911—1927年的区域性动态

    平权主义与北伐战争

    党争、民军与“闽变”

    从联合抗战到内战

11. 现代性的文化政治

    “海上异端”的回归

    老城的拆除

    “迷信”与现代性文化政治

12. 结语

    经济\政治\文化

    有批判意味的历史

    民间文化的见解

    文化与历史

引文与注释

      本书以滨海城市泉州为对象，考察了其从公元三世纪北方汉人南下入闽的初期阶段，到1949年之间一部漫长的区域史和城市发展史，实为一部内容丰瞻的“泉州传”。作者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综合了地方文史研究、施坚雅的经济空间理论及克拉克的区域网络史分析，对泉州城的兴起、成熟、兴盛和衰落，做了线索性的宏观铺陈，并重点分析了泉州在宋元时代文化多元主义影响下的迅速发展和商贸繁盛，以及明清以来在本土主义意识形态及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双重压力下出现的权力、经济与文化的转型。

      作者意在通过自下而上地叙述一个地方的历史转型，一方面揭示域外与本土交错关系下泉州的“古今之变”，说明其演变过程是在家庭、地方社会、国家与更大空间范围中的世界之间互动的历史产物；另一方面借助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辩证，对主流的进化史观、民族国家叙事和世界史叙事提出不同的看法，从而为反思支配历史叙述的观念形态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

      王铭铭，人类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学术领域涉及城市仪式时空研究、乡村民族志、历史人类学、物论、民族学、中国西方论、比较神话学、社会理论等。著有《草根卡里斯玛》（2002）、《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2005）、《心与物游》（2006）、《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2008）、《帝国与地方世界》（2009）、《人生史与人类学》（2010）、《超越“新战国”：吴文藻、费孝通的中华民族理论》（2012）、《西方作为他者——论中国“西方学”的谱系与意义》（英文版，2014）/《超社会体系：文明与中国》（2016）等。

重撰“泉州传”  续写“泉州学”

（摘自《再版自序》）

本书原版于1999年，其稿1998年中应约匆忙完成，按编辑要求的“五字为题”原则，取名《逝去的繁荣》（副题为“一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纳入一套小丛书出版。今蒙三联书店不弃，改现名再版。浏览白纸黑字，自知遗憾太多，萌生重写之意；出版人则表示，再版不是初版，修订不是重写，为再版的修订，需尊重历史。接受建议，修订旧著，我在有必要之处，以澄清原意为目的，做了少量调整、增删，全面保留原作的结构、内容、论点（原作的结构安排，深受其时我综合地方史、历史人类学、社会学以塑造区位生命史的企图之影响，内容侧重社会学所注重研究的传统—现代转变之解析，论点与此相关，侧重诠释“古今之变”的经济与文化内涵）及当时采用的引注方法（除本序外，我区分新旧文献，在正文合适位置标出古代文献的版本时间、书名及卷数，在尾注中注明近现代著述出处，将之与解释性注释混合。为避免重复，不另编“参考文献”）。

新取书名“刺桐城”，是本书记述的泉州（图0.1）的三个别称之一（其他两个是“温陵”和“鲤城”）。这三个别称得之于不同年代。“温陵”之称，与官称“泉州”大抵源于相近时期，但宋时似更流行；“刺桐城”之名，与五代据有泉漳17年的留从效之扩城（后晋开运三年[946年]）有关（史载，留氏扩城后，环城遍植刺桐，泉州因之获得“刺桐城”别号）；“鲤城”之称的起源晚一些，史载，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监都契立玉“扩罗就翼”，拆除罗城南城墙，扩大城区，泉州成周围30里的上宽下狭的长形城郭，形似鲤鱼，故在元或之后泉州有了“鲤城”昵称（庄为玑：“泉州历代城址的探索”，《泉州文史》，1980年第2—3期）。

包括“泉州”在内的地名，各自有其隐喻。

“泉州”得名于府城东北泉山（又名清源山、北山、齐云山），此山，汉人“平闽”之前，为东越王、东欧王盘踞，该山有清源洞，一名纯阳洞，或曾是越人居所，后成为道人修身养性之处。相传，“山有孔泉”，或名“虎乳”，泉山与泉州之名，皆来自于此泉。山之泉水对地方的滋养，为“泉州”之所指。

还有传说称，泉州“地气独温”，引得来此游学的士人流连忘返，大儒朱熹“过化”泉州，给它留下“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开元寺大门对联）的期许，还赞美“温陵”；而明末泉籍哲人李贽（卓吾），则号“温陵居士”。

“鲤城”指元时泉州城的外观，背后有风水—宇宙论讲究，传说，“泉城喝形鲤鱼......小东门为鱼口，位正东，以日出验之。新、西交界为鱼尾，以日入验之”（曾遒原作、陈泗东整理：《桐阴旧迹诗纪》，《泉州文史》，1982年6—7期）。此称更兼带“鲤跃龙门”或“鲤鱼戏珠”意象，以之象征地方活力。

“刺桐城”这个概念，兴发于刺桐这种植物。

刺桐，域外有“虎爪树”、“印度珊瑚树”、“阳光树”等称，集中分布于东非、南亚、澳洲北部、印度洋岛屿、西太平洋东部等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在中国南方到东南亚（尤其是越南）一带，也曾广为种植。中国古老的植物学著作为晋人稽含所著《南方草木状》（304年问世），该书在中卷“木”类记载了刺桐，言曰：“刺桐，其木为材，三月三时布叶繁密，后有花，赤色，间生叶间，旁照他物皆朱，殷然三五房，凋则三五复发，如是者竟岁。”关于越地刺桐，直到唐大中年间（847—860年），陈陶所作“泉州刺桐花咏兼呈赵使君”六首仍有记述，陈氏称，“越人多种刺桐花”（盛子诒：“刺桐树与刺桐城”，《泉州文史》，1980年第2—3期）。刺桐萌发力旺盛、适应性强健；如陈陶所言，“三月三时布叶繁密，后有花”，开花时枝叶茂盛、花色鲜艳，突出表现丰产情状，故古人相信，刺桐“如叶先萌芽而花后发，则五谷丰登”（盛子诒：“刺桐树与刺桐城”引《八闽通志》）。

可以想见，五代留从效扩建城市后，环城遍植刺桐，考虑是多方面的。首先，刺桐分布在泉州所处的“越地”，其外延，与当时泉州经海上交通形成关系的“环太平洋文化圈”相吻合，与佛教来源地印度也有着直接关系；其次，刺桐与泉州气候、土壤条件匹配，易于扎根、生长、萌发；再次，其萌发力之强盛所预示的“五谷丰登”，也可表达“生动城市”风采。

一个地方，四个地名，各自似乎代表并存于地方的几类“亚传统”。若说源于山之孔泉的“泉州”有仙道意味，那么，“温陵”一词，便偏向“儒雅”；如果萌生于蒙元泉州重商时期的“鲤城”一词，表达“自然显现”的城市活力，那么，“刺桐”一词，便在含有与“鲤城”类似意味之余，还勾勒出泉州所在的“环太平洋文化圈”的地理范围，在“泉南佛国”（刺桐分布的核心地带，与佛教繁盛的区域相对应）意象之内，融入了刺桐“绿叶”和“红花”所分别代表的持恒与绽放的对立统一。

在本书正文中，为了叙述之便，我持续采用“泉州”这个地名，但我所叙述的，可以说是诸不同地名代表的诸“亚传统”相互之间关系的转型历史。这部历史的主体是作为地方的泉州，但其演绎的历史，时空范围却超出“中夏”。本属“海隅偏藩”的泉州，介于山海之间，既有“海滨邹鲁”之誉，又曾“梯航万国”，它兼杂着持恒与绽放性格，自成诸文明交汇区位；身处分合不一的朝代之下，它没有脱离上下关系（如中心与边缘关系、帝王将相士农工商构成的“政治—社会等级关系”、国家与地方关系、城市与乡村关系等等），从这些关系，它有时获益，有时受制。作为历史主体的泉州，其历史活动，不只是纵向叠加，这些活动，在贯通前后之同时，向横方展开，其范围触及夷夏之间的广大领域。

所愿者，本书副题“滨海中国的地方与世界”，能充作对这些事实的恰当概括，主题“刺桐城”的意象，能成为泉州城市史总体特征的隐喻。

在泉州历史之河流淌过的诸文明因素中，引学界注目者，有两类：其一，在明以前汇合到此的各种异域文化，其二，发自本土的、有顽强生命力的“汉人民间文化”。前一类因素，给予泉州一种世界形象，后一类，则与此大相径庭，突显这座滨海城市保留的乡土色彩。

在泉异域文化因素，早在1920年代已引起相关学者关注，其中，张星烺先生的论述，富开创意义。

张氏为江苏人，清末（1889年）出生，自幼年承袭家学广读经史，成长过程中，在美国、德国学习化学和生理化学，但从未放弃经史。他曾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但其著名研究，却均专述中外交通史。38岁时（1926年），他集十多年之功，完成其《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该著1930年出版，全书共分六大册，3000多页，100余万字）。1926年，张星烺应聘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史学研究所教授。该年10月31日至11月3日，他与考古学家陈万里、专注于研究泉州开元寺古塔的德裔美籍汉学家艾锷风（Gustave Ecke，或译“艾克”，生于1896年，1923年起在厦门大学任教，关于泉州，著有《刺桐城双塔》[The Twin Pagodas of Zayton: A Study of Later Buddhist Sculpture in China,Cambridge, Massachusse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5]）结伴同行，前去泉州访古。他们一行，访问了府学（文庙）、开元寺、清净寺、灵山先贤冢（伊斯兰圣墓）、基督教奏魁宫等古迹，还调查了宋末市舶司提举“色目人”蒲寿庚的后代。

访古归厦，张星烺在国学研究院做了一次题为“中世纪之泉州”的专题讲演，对宋元泉州与海外各国交通贸易的胜景及马可波罗等旅行家对泉州的记述加以梳理，并写出“泉州访古记”一文。

在前一篇文章（“中世纪泉州状况”，《历史年报》，1929年第1期）中，张星烺界定了泉州在中国对外交通贸易史上的重要地位，他说：

......[泉州]唐末似已成为商港，惟不若广州之盛耳。五代王审知施政政策之一，为招来海中蛮夷商贾（见《五代史记》卷六八），由是番商大至。至北宋时，市乃繁昌。太平兴国初，京师置诸番国香药宝货至广州交趾泉州两浙非出于官库者，不得私相市易（见《宋会要》）。泉州与广州并列矣。哲宗元祐二年（西一八七），置市舶司于泉州（见《宋史》卷八六《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徽宗时，广东、福建、两浙三路各置提举市舶司。三方惟广州盛（见朱彧《萍洲可谈》卷二）。南宋之初，国家财政困难，故奖励外国贸易；高宗绍兴七年（西一一三七）上谕曰：“市舶之利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宽民尔。”（见《粤海关志》卷三引《宋会要》）绍兴十六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见同上）。每岁十月内依例支破官钱三百贯文。排办筵宴，系市舶提举官同守臣犒诸诸国番商客。经此奖励，中外贸易大盛。

铺陈了泉州宋元外贸兴盛的历程后，张星烺还介绍了唐宋间外国人在华享有的治外法权、夷夏通婚情况，及外国人在华之教育（建番学，“日引诸生讲解”）等，在文章后，讨论了“外国人同化于中国”的原因如下：

泉州在宋元之世，外国居留民如此之多，合一今代不多见耶？是皆于明时同化于中国人矣。明太祖种族之意见甚深，既得天下，以汉族为中间，同化元代色目，故尝下令禁胡姓胡俗胡服......

游泉二三日，张星烺也留下遗憾（比如，他听说泉州城南华表山，背之麓有草庵，为元时之物，祀摩尼光佛，但因交通不便，没能前往）。然而，此行他的收获甚巨，所撰“泉州访古记”，顺行程，记录了其一行抵达、考察、离开泉州的过程，以行记的形式，展现了古代泉州多元种族—文化汇集的盛况。据该文，10月31日，张星烺等凌晨五点半出发，经过石井，换小划船，进入安海镇，在安海闽南汽车站搭车由泉安公路往泉州。入城后，他们先去天主教堂参见神父任道远（Seraphin Moya），由其带着，游开元寺，此后他们访问已故教友、旅菲华侨陈光纯先生家宅并住宿。次日清晨，再由神父带往府学文庙参观，偶遇晋江人陈育才，得知宋末元初蒲寿庚后裔尚存，有的改姓吴（据核，为黄姓），有的保留蒲姓，在永春县以制香为业。参观府学后，他们到了宽仁铺府学街参观清净寺，发现寺之大门上刻有阿拉伯文，译意为：“此寺为居留此邦回教信徒之圣寺，为真，众所信仰，故名为‘圣友之寺’。建于回教纪元四百年（西历1009年至1010年）。”下午，张星烺等由府学街回寓，路过民间公庙奏魁宫。令其惊奇的是，庙墙有石刻小神像（图0.2），像顶有十字架，胸亦有十字架，又有两翼，显然为古代基督教徒所遗留。11月2日，张氏一行一早便登上启明女学及国学专修院之新建筑屋顶高台，眺望全城，接着前往考察明代古棺。从学校出来后，张星烺等雇人力车出仁风门，至灵山，参观伊斯兰教圣墓，后驱车返城，观东门外石牌楼。午餐后，张星烺本计划往南门外访问蒲寿庚后裔，但因厦大假期满，只好放弃，乘人力车出南门，过晋江桥至汽车站，乘车回安海，在安海过一夜，闻知郑芝龙、郑成功后裔尚居石井镇（距安海二十余里）。次日晨，张星烺乘船归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