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朱熹

序 

  公元一○四六年的一天，准确地说也就是宋仁宗庆历六年的九月十五日，范仲淹应被贬谪到岳州任职的好友滕宗谅之托，为重新修建好的岳阳城西门堞楼写下了一篇传诵千古的文章《岳阳楼记》。登上岳阳楼的迁客骚人，面对着洞庭湖“衔远山，吞长江”的奇秀景色，肯定会浮想联翩，产生不同的心境。然而，范仲淹在文中所表达的却是自古以来的仁人志士们的人格追求，这便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后世的人们大多只注意赞赏范仲淹在文章中表达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却很少看出上面的那段话是范仲淹对中国士人们普遍心态的一种概括。

  范仲淹提出了一个十分要紧的问题：仁人志士们“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也就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什么时候都处于忧虑之中，他们什么时候能开心呢？他认为这要等普天下的人都开心了，他们才会开心。但直到今天，也没人敢说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开心了。范仲淹的千古名言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抱负，然而到目前为止，历史却作了另一种安排，只要恪守范老先生的教导，士人们注定终身无快乐之时。然而即使如此，许多良知未泯的士人们仍在孜孜以求。

  自“五四”运动以后的学者，大都将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心理特点用“忧患”二字来概括。纵观历史不难发现，良心未泯、富有个性的知识分子，大都怀有对社会、人生、自我、文化等问题的深深忧虑，也许他们在生活中获得过许多乐趣，可在他们内心深处，又有什么时候是真正快乐的呢？

  在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研究中，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他们的思想、学说、著作、经历和政绩，而很少对他们的心态作认真的分析和描述。这种缺陷无疑给历史文化留下了一行空白。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类的心灵史，如何用清新脱俗的笔墨描述出人类心灵发展的轨迹，也许正是新一代学者需要担负的工作。

  现代心理学为观照古代士人的心态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本我与自我、超我是不同的心理层次，也就是说，人的行为和心理往往并不一致。“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是一种极其普通的常识，于是，以文论人，或者以人论文，便成为我们评论文人的惯例。从弗洛伊德的观点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误区。倘从心态的角度来看，会发现许多文不如人、人不如文的现象，这往往是一个人内在心理矛盾的体现。中国古代的士人在处世、从政、为学，以及面对生死、忠孝、功名、酒色等问题上，常常是矛盾的。利害与道德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及儒道佛思想的杂陈始终积淀在士人们的心底，铺垫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许多学术著作深浸着浓厚的八股文气息，能不能采用一种新颖的文体，通俗易懂地向人们讲述古代那些被人们忽略了的旧事呢？能不能从心态的描述中发现中国古代士人们不可避免的人格悲剧呢？评传、史传之类的学术著作，是不是不面面俱到，不作广博的引证考据就不足以体现学者风度呢？回想“唐宋八大家”的作品，有多少是艰涩枯燥的呢？那恢宏的气势、清新的笔调、幽默的文风、酣畅的文字，常常使人过目难忘，也正是这种不假规矩的洒脱摆脱了学究气，而展现出唐宋大家的自然风范。

  我早就有心编撰出一部不具学究味而具学术观点的通俗文化著作，来展示中国士人的复杂心态。然而，我在笼子里待的时间过久，让我飞也飞不起来，深深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如今，年轻的学者张毅博士有志于这项工作，而且靠他的努力为历史奉献出这本清新脱俗的著作，使我的夙愿变成了现实，也更使我体会到换一种眼光、换一种笔调来审视、描画历史的意义和价值。至少，在我们心灵的原野中又拂去了一行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