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论

英国的历史家韦尔斯，于今年春间，发表一篇文字，同情于中国革命，而警告欧洲人。内里说及欧人之了解中国，决不如中国人之了解欧洲，大意是欧洲人只是一些教士、商人以及替教士、商人说话的几个新闻通讯员，他们耳目既然狭隘，而带了着色的眼镜观察，更其靠不住。至于中国人呢？却是一年一年许多留学生到欧洲，受学校的教育，和社会接近，经过长期的体察，自然不是前者之比。 
这一种比较的批评，认为公允，几乎令欧洲人不容易反唇相讥，中国人也觉得非常悦耳。不过们一搜查中国留欧学生关于批评欧洲有系统的研究较为成器的著作，好像还未出世，中国人对于韦尔斯的公道的评论，就怕要暗暗叫声惭愧。 
不要说欧洲，就是日本，我们又如何呢？地理是接近的，文字是一半相同的，风俗习惯是相去不远的，留日学生较之留欧学生，数量要多十几倍，而对于日本，也一样的没有什么人能做有价值的批评的书。从好的方面说，小心谨慎，不轻于下笔，也是有的。从不好的方面说，就无异表示我们学界科学性和批判力的缺乏。季陶先生说，“我十几年来总抱着一个希望，想要把日本这一个题目从历史的研究上，把他的哲学、文学、宗教、政治、风俗以及构成这种种东西的动力材料，用我的思索评判的能力，在中国人的面前，清清楚楚的解剖开来，再一丝不乱的装置起来”。现在《日本论》一书，就是季陶十几年来做他所志愿的工作写出来的结晶品。我前十年听见宫崎寅藏和萱野长知两个日本同志说，“戴先生作长篇演说的时候，他的日本话，要比我们还说得好”。我拿这句话来赞《日本论》，我敢说，季陶批评日本人要比日本人自己批评还好，是否武断，且让读者下*后的批判。而我所以敢说这句话，就因为他不止能说明日本的一切现象，而且能剖解到日本所以构成一切的动力因素，譬如一个武士道，在日本是*普遍的伦理，好像在英国的Gentleman，日本人自己也弄到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季陶先生说： 
“武士道”这一种主义，要是用今天我们的思想来批评，他的*初的事实，不用说只是一种“奴道”。武士道的观念，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禄报恩主义。至于山鹿素行、大道寺友山那些讲“士道”“武道”内容的书籍，乃是在武士的关系加重、地位增高，已经形成了统治阶级的 
时候，在武士道的上面穿上了儒家道德的衣服。……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由制度论的武士道，一进而为道德论的武士道，再进而为信仰论的武士道。到了明治时代，更由旧道德论、旧信仰论的武士道，加上一种维新革命的精神，把欧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一种维新时期中的政治道德的基础。这当中种种内容的扩大和变迁，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 
明治维新，人都知道是起初打着尊王攘夷的招牌，而幕府一倒，后来政治的建设成绩，却大过当初的预想。这是天皇圣明吗？是元勋元老的努力吗？是统一的效果吗？直到明治四十一年，《日本文明协会丛书》出版的《欧美人之日本观》，还是说，我们动辄把日本维新的成效归功于日本人一般的天才。事实却是相反，日本之一大飞跃，只是指导者划策得宜，地球上任何邦国，没有像日本指导员和民众两者间智力教育、思想、伎俩悬隔之大的。而能使治者与被治者之间无何等嫉视，不缺乏同情，就是指导者策画设施一切得宜，他们遂能成就比之当世任何大政治家毫无逊色的大事业（略见原书中篇*节）。这样浅薄皮相的话，我从前看见，就觉着肉麻得没趣。

戴季陶曾留学日本多年，与日本各阶层有过深入的交往，因此对日本有着通透的认识。在本书中，他纵论日本从皇权、国礼、信仰、宗教到武士、财阀、政党、国民的方方面面，用理性的态度对中日两国国民性进行了深刻剖析，用扎实的证据披露了近代中日关系中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虽已成书近一个世纪，《日本论》仍是中国人了解日本的经典之作。 
本书另附爱尔兰裔日本作家小泉八云所著《日本与日本人》，以帮助读者从心理、哲学角度了解日本人的内心世界和国民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