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 书生现形记

【导读】士人精神的漂泊

杨昌年

吴敬梓［清圣祖康熙四十年（1701 年）—清高宗乾隆十九年（1754 年）］的杰作《儒林外史》，自清乾隆中叶问世迄今，风行海内外二百多年，被许为讽刺小说中的之作。笔者承邀改写，愿在卷首先列赏析要点，以供我广大的读者参考。

（一）当代批判

《儒林外史》（以下简称《外史》）假托明代，其实却是作者身处的清初康雍干三代。虽被称为盛世，其实名不副实，败坏已然萌生。政治上的斗争（雍正朝满汉大臣结党对立），官吏贪腐（甘肃官吏侵吞粮款，牵连七十人，被戮三十人），贿赂风行（安庆府书办向鲍文卿许贿向府尊说情），赏罚不公（汤奏立功反被连降三级，萧云仙开渠利民反要鬻产赔款），贫富悬殊（盐商一年娶七八个妾，贫农无力葬父迫得自杀，做官的知县一年不下万金，教馆的文士只有十二刃），文字狱钳制，思想不得自由（卢信侯私藏抄本《方舆纪要》，狱案十年，父死家破）。综上所述，再加上社会风气卑劣败坏，现实势利的世风观念，与风俗人情的浇薄互为表里，导致社会风气全面败坏趋下。如此令人恫然的时代实质，实早已种下日后痈毒溃决，终无转机衰世亡国的因素。

（二）科举毒害与礼教杀人

这是作者为痛恨的意识重点。八股文取士，士人只知揣摩经书，其他一概不知，学识囿限，以至于当上学台的范进竟然不知苏轼是谁，如此固陋何能去任官治理？再说科场选才弊恶多端，如匡超人当枪手替考。而士人的中与不中全凭考官的主观，如篇中的“周进取范进”，那又老又穷的周进一旦当上了考官，立意要留心提拔老贫，及至见到范进立刻眼睛一亮，“这不就是当年的我吗？”所以说当两人初见之时，范进就已经中了，文章好不好并不重要。更不公的是周学道当下“就填了名”，可那时众考生的阅卷程序还未开始，谁能保证其他卷中就没有比范进更好的？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痛心疾首呐喊反对的“礼教杀人”，在《外史》中发现令人惊心动魄的“王三姑娘之死”。三姑娘夫死无子，立意殉死，禀告老父老秀才王玉辉。这位“腐儒”想到“烈女之父”的令名与“贞洁牌坊”的辉煌，心中暗喜，昧着良心口头赞许。三姑娘生前默默无名，死后轰动全城，大小官员忙着来祭悼。请旌表、立牌坊，设宴来“庆祝一位烈女的产生”，邀请王秀才来赴宴，可能是要他即席发表“如何逼死女儿使能青史留名”的宏论。总算这腐儒不曾出席，《外史》作者以不忍人之心写出了他的悔吝：“为什么不要一个活生生的女儿，而要一座冷冰冰的贞节牌坊”，只是女儿已死，醒悟已迟，大错已无可挽回。

儒家学术是为我华族文化的骨干，原本是合理而自然的，只怪在二千余年的递嬗过程中，众多的陋儒、腐儒们曲解经义，浸成为戕贼人性、杀人不见血的凶器。时至当代，那些噩梦虽已过去遥远，但在回顾之时，仍然使我们愤惋难平。为什么会有如此毒害的发生？又为什么任它横行荼毒那么长久？

（三）士人精神的漂泊

诚如乐蘅军教授以“世纪的漂泊者”论《外史》群像（见乐著《古典小说散论》）。士人（读书人）本是社会的中坚，如今在恶劣的世风中不能守正，竟然精神漂泊，行为失格。所谓“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斯诚为著者吴敬梓衷心之大痛。对于士人的不学无品，名士们的虚伪造作，清客们的招摇撞骗，《外史》文本在此着力揭露反讽：抽样如杜慎卿的水仙症（顾影自怜）与大头症（人赞诗赋考试列为首卷，他还要再自抬身价，说是适逢有恙，进场以药物自随）。古道热肠的马二先生原来是个陋儒，游西湖一路吃过去又一路吃回来，湖光山色，自然意蕴全不理会。余大先生在无为州收贿私和人命。小气财神严监生临死还惦念着减芯省油。杨执中的沽名钓誉，权勿用的诈术欺蒙，匡超人的前恭后倨（狂妄自称先儒匡子），等而下之的还有梅玖忝颜无耻的自吹与捧人，牛浦郎的冒名顶替，以及严贡生的排场扮戏，目的只为了耍赖不付船银。

如今，既然我辈士人仍然是社会的中坚，阅读《外史》，是否该从这一面“士人之镜”中去照见自己，省思检讨自身，前车之迹宛然在目，今世的我们委实是不能再重蹈的了！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中国讽刺小说，真实地描绘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浮沉，情操的高尚与卑劣，尤其对人生的剖切与人性的透视，真实而鲜活，一向被称为“实现正确理想的好书”。本书是改写本，以范进、匡超人、郭孝子、马二先生、凤四老爹等人物为主线，揭露士人精神的严重缺失，推崇平民高洁人物，标举理想人生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