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中国最佳杂文

现代杂文的历史、现实与未来

王 侃

以五四新文学为起点的中国新文学已然百年。某种程度上讲，现代杂文是新文学殊具异趣的品类，也是极为重要的五四遗产。值此百年之际，着手进行这样一项整理、编选工作，感慨别具。然而，每年面对浩浩汤汤又经纬万端的杂文海洋，一种“文体之难”的深切感受总会呈现于案前：从体裁或语言上看，诸多杂文作品可以归入散文这一范畴；而从题材或内容来看，诸多社论、文摘甚或游记，亦颇具杂文光彩。此种困惑不唯发生于今日，在百年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亦有迹可循，无论是围绕鲁迅的杂文自觉意识之争，还是充斥于20世纪30年代的杂文/小品文之辩，似乎皆在昭示着：现代杂文仍缺乏一种明确的文体边界。如何定义作为现代文体的杂文，如何理解现代杂文在百年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意义，是我们每一年在遴选过程中都不能回避的问题。而对于现代杂文概念的梳理与重审，需要我们追溯历史，重返现场，将现代杂文放入中国现代文学的谱系之中去勘探与理解。

鲁迅说：“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且介亭杂文·序言》）可见，杂文的源头，虽然比百年中国现代文学更为久远，但在确立现代意义的杂文文体概念之前，杂文并无独立自觉的文体意识，更多只作为一种归类方法，填充了大量无所分类的文章篇什。现代杂文的概念，基本诞生于五四时期，若是将历史落实到具体细微处，大抵还是鲁迅。就其作为一种文体的使命而言，按照鲁迅的话说，“况且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且介亭杂文·序言》）。和新文学的其他文体一样，现代杂文也是被自己的历史使命所确立的一种文体。相比于其他文体，杂文似乎更具现实性，有着更为强烈而直接的现实观照与现世关怀。面对瞬息万变的时代社会，杂文需迅速敏捷地给以直接精准的刻画。现代杂文所涵盖的内容上至国计，下至民生，无所不包，无所不论，显示着一种现代的写实精神与普世的文学旨归。与此同时，杂文显然比其他文体更具战斗性。杂文需不惮与坚固的社会结构及稳定的文明机制展开直接交锋，以匕首以投枪，兀自杀出一条言路。如果说自晚清文学革新开始的新文学传统具备某种“先锋性”，则其中尤以现代杂文，彰显出了当仁不让的领先时代的先锋品格。

可以说，杂文作为一种现代文体，其文体意识正是其现代意识。现代杂文文体意识的确定，展示出了现代杂文创作中脱离古典文学传统的反叛因子，与包含现代意味的新质成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轫初期，现代杂文的诞生，其现代性特质体现出了与西方现代性谱系所不同的源头与演变。一方面，新文学承接自晚清文学革新所开始的关于理想中国的想象，并借助现代杂文这一文类，完成了一种新的言说。另一方面，尽管现代杂文显示出开天辟地的新兴气象，却仍于骨骼血脉中保有一种延续的诗教传统，一份“文以载道”的文化理想。此种文体特质与时代思潮的矛盾错位，虽然直接影响了后来现代杂文文体意识的明晰确立，却意外释放出了该文类所特有的文学阐释力，赋予了其别样的审美品格与文化精神：一方面，杂文“反抗绝望”，它无惧直视“淋漓鲜血”或“惨淡人生”，无畏向往“无尽的远方”与“无数的人们”，义无反顾喊出时代之声；另一方面，杂文又“拒绝忘却”，在不断地“走异路，逃异地”中频频回首，穿越家国民族的历史隧洞，追问时代个人的所来之处。

总之，现代杂文，以其传统性与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的多重交织，探索出了一种更为适应时代新变的文体可能。而此种为不同时代所兼容的暧昧流动的文体意识，在连续复杂多元的时代运动中，逐渐获得了其现代文学史的合法地位，归并于一个现代中国的故事，并纳入到属于中国的现代性谱系之中。

百年现代文学行至今日，我们所面对的依然是一个宏大与碎片共存，集中与多元并进的时空状态。在此重要的时间节点，杂文的作用不言而喻。而我们每一年编选年度*杂文的意义，也恰在此处。每年此时，当我们面对浩浩万端的杂文海洋之时，也似在百年现代文学的版图上持续地探索行进。杂文与我们，共同汇入了这一整段的历史洪流之中。

一

杂文的现代品格，首先体现于一种对于现实世界的强烈关注，一种贴近地面的观察与正面强攻的书写。此种或匕首或投枪的抨击怒吼之声，较为直截切近我们理想的杂文样态：它不惮直接撕开蠹虫侵蚀的社会病体，完成手术刀般的精准治疗。因是之故，在每年遴选*杂文之际，我们都坚持以文章的现实取向作为首要的选择标准。直面现实，笑骂歌哭，一任自由。而一种真之境界，亦由此诞生。

薛冰的《中国的传统节日与节俗，从来就处于变化之中》以传统节日的时代新变为切入点，所讨论的是中国当代社会的常备之题：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文章梳理了传统节日的形成与流变，肯定了其中所蕴含的先民智慧与美好愿望。然而文章并未片面地立足过去，或执着鼓吹传统一维，而是从更为中和圆融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节俗当从时代，是历史的规律，也是现实的要求”。另有任然的《被“996”围困的年轻人 像是定好闹钟的机器》。文章选取的话题是时下热议的“996”工作制。任然从法理与人情的不同角度，对这一制度展开质询，梳理了这一制度遭遇反弹的诸多原因，点明这一制度背后的隐患，并提出了相应的改善建议。此种直面现实的檄文还有很多，比如卜玉英的《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不这样马不停蹄？》、陈庆贵的《娱乐生态如何水至清无“毒”鱼？》、卫建民的《人文地理的喜与忧》、潘真的《抄袭越被宽容，原创就越萎缩》，等等。

当然，每一段时间都会出现一些较为集中的热点话题。在此次遴选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不少杂文佳作都会围绕一些共同话题展开。这其中，科技显然是当代中国的重要议题，本次辑录的诸多杂文中，便不乏针对此一议题的相关讨论。詹湛的《“App格子”里的人与事》从物质的“方格化”引申到了现代人逐渐被“方格化”的时间与生命。这种为科技所规训的生活，尽管体现着种种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却也无时无刻不在压抑着主体的情感与自由。值得肯定的是，詹湛并非简单地否认科技进步的价值，而是透过现象反思本质，考察科技背后的人的作用，显示出一种更为深刻的思考。类似的还有毕舸的《“原谅宝”，技术噱头下的作恶》。文章从一则关于手机应用的恶性案件说起，所探讨的是借助技术所放大的人性之恶。而这种恶的收束，或许不在于限制技术发展，而是需要借助技术以外的法律政策与道德伦理的力量去应对。当然，关于科技，也并非全然负面新闻，仍存在较为积极乐观的看法。比如严锋的《科幻是一种希望》。文章从年初火爆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谈起，简略爬梳了“科幻”在中国的历史，并明确点出科幻之于当代中国的意义，即“科幻是一种希望”。另有宋诗婷的《我们的爱和欲望会消逝吗》从一种较为新颖的角度，大胆预言科技进步为当代婚恋观所赋予的更多可能性。此外，还有张田勘的《可控的人工智能才有未来》、凌河的《科学家的“红地毯”该在哪里》、殷骏的《社会发展中的温情》等文章，皆由科技这一原点出发，讨论时代圆周所可能涉及的方方面面。

另一共同话题看似轻松一些，那就是“大妈”现象。吴启钱的《大妈，你的名字应该叫优雅》从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说起，联系到近来甚嚣尘上的“大妈”话题，将“中国妇女”与“中国大妈”两种不同形象进行对比，*后期望一种更为优雅更为健康的中国妇女形象。无独有偶，另有不少杂文作者对“大妈”话题发表了看法。王钟的的《“无声广场舞”让人看到文明的柔韧性》从另一个侧面对“大妈”展开了评述。文章同样是从一则社会新闻开始，一条“无声广场舞”的视频，显示出大妈们的某种“优雅”品质，反拨了吴氏文章的批判之意。更为独到的是，王钟的指出了所谓“大妈”现象背后更为深刻的社会因素，而其解决办法似乎不能只围绕一个社会群体而展开，需要全社会更为广泛更为深化的通力合作。李继勇的《“大妈”的丝巾》从大妈们的一方丝巾说起，将大妈们还原到了真实的生活情境之中，可谓更好地读解了大妈们的所思所想。文中一句“读懂‘大妈’，才能更好地读懂行进中的中国”，以小见大，堪为真知灼见，一时境界大开。不同的说者探讨同一个问题，难免带有各种不同的立场乃至偏至，往往容易造成各执一词、众声喧哗的困局。然而换一个角度看，汇聚各种声音，却可以为我们接近问题的核心与本质，提供更多可能。

二

直面现实，并非仅仅停留于现实表层，或曰偏执于现实一端。在每年的杂文佳作中，总是不乏文章在书写现实时，以历史作为方法，对现实展开旁敲侧击的突围。在今年编选的*杂文中，同样有不少文章选择向历史纵深处挺进，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寻求智慧，以为现实获得启示。这些文章同样出色。

汪强的《朱墨相近，何色？》是一篇说理性强的好文。文章自一句古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始，将这一句话演绎出某种极致，并进而提出了一个悖反之论：过分夸大“近”的意义，难道可以抵消近朱者或者近墨者的主观行为吗？汪强引用了历史上的岳飞、包公与海瑞的例子，所证明的是，即便在这样的忠臣良将周围，也并非全然都是可堪重用的栋梁之才。由此，汪强联系现实的贪腐案件提出终极诘问：“他们是近了黑，近了坏人，才变黑变坏的，那在变前呢？”文章开篇设疑，层层推进，嵌套历史素材，*终实现对现实的别样反思。山谷的《“一笑”是怎么变成“三笑”的》将“唐伯虎一笑姻缘”的爱情传说与当代爱情故事穿插对比，一方面阐述了经济基础与社会结构对于不同时代婚恋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肯定了某种古今不变且代代相传的婚恋本质。文章文笔纵横，妙趣横生。介子平的《有人不愿去罗马》是一篇引经据典的好文，从钗黛之争谈到人人殊异，正如“有人就出生在罗马，有人不愿去罗马”。而这种“你体会不出他的苦，他读不懂你的愁”的局面恰恰是构成世界丰富多元的原因，毕竟“叙述困境的存在，恰恰丰富了叙述的层次”。也正是感怀于这种孤独无声的境界，所有的相遇相知显得更为珍贵。胡展奋的《让面子飞一会儿》同样援引了诸多历史轶事与文化典故。从《汉书》的“便面”到魏晋南北朝的“手不释扇”，从《清明上河图》的“黑袍男”到民国时期的“破帽遮颜过闹市”，所谓的“面子”文化自古至今代代延续，而一段“便面”野史也孕育于其中，所谓“让面子飞一会儿”，短暂地“屏蔽”一番人情社会，实是古已有之的智慧。类似的文章还有陈晓兰的《过境，“可疑”的访客》、陈世旭的《误读及其他》、郭文斌的《就像干旱的土地渴求雨水》，等等。此类文章反求诸历史，纵横捭阖，文笔恣肆，叙事说理，才气斐然。

三

在每一年的杂文创作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文章着眼于时代中的个人，并从宏大的时代背景与个人的生命历程两个向度，对自我展开剖析。剖析自我，并非如今独创的杂文手段，而是自现代杂文开始就已经具备的手法。从鲁迅开始，也会有“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集外集·〈穷人〉小引》）的感叹。而这种勇于自剖的杂文手法，显示出杂文作者自身更为强烈直接的主体意识。正是在这种时代与个人共振的反思与互文中，包含有一份更为深沉厚重的思想性。

过传忠的《从电子货币谈起》着眼于日常生活，从科技所引发的一桩尴尬事例说起。先是几番真情实感的“痛诉”，表达“科技发展一日千里”所带来的种种弊端，紧接着还是承认“首先得怪自己”，毕竟“人工智能的日子就要来到了，就要跟机器人打交道了”，时代潮流浩浩汤汤，与之共舞或者随波沉沦，在科技之外，还需要人的主观能动性去发挥作用。马衣的《〈地久天长〉比〈渴望〉进步了吗》将刚刚斩获柏林电影节*荣誉的华语片《地久天长》与上世纪风靡一时的国产电视剧《渴望》作了对比，借着其中延续的“好女人”形象反诘追问：《地久天长》比《渴望》进步了吗？答案或许是否定的。然而在种种变与不变之间，仍有一种穿越时空并引起广泛共鸣的抒情之情。作者马衣在文章*后坦露了自己的全篇泪点，并结合了实际的生活经历，表达出一种对于平淡真实又具有永恒意味的生活的期盼与“渴望”。普布扎西的《山沟里的弟弟》所选取的素材来自其个人生活经历。继承家业放羊与走出山沟求学，曾是摆在“我”与弟弟面前的两难选择。弟弟选择了前者，“我”选择了后者。不同的选择意味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普布扎西站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回望过去的岁月，曾经所有的激烈情绪都变得似有若无，只化为一句颇具哲理的感慨，“人真是奇怪的动物，你必须通过一段段轮回与磨难，像幼小的鲑鱼，游历完世界，返回原来那条小溪，才能产出那堆卵”，况味无限。此种来源于作者真实经历的人生感怀，烙印着*为鲜活生动的人生体验，虽不似其他文章壮怀慷慨，却以一种朴素蕴藉的方式讲明白了*为深刻的道理，兀自有一股打动人心的力量。谢冕的《因为大地养育了我们——我之节约观》同样将自己的生活经历入文，强调了一种在时代变迁的风云变幻中始终坚守的节约观念。此种不为时代所改变的朴素习惯，不仅砥砺磨炼于清贫困苦的旧时岁月，更是源于一份人生在世感念天地的敬畏之心。感恩大自然的馈赠，感佩劳动者的辛苦，此种心情不随时代的变迁而转移。此外，还有杨杰的《我不爱猫 但我不敢说》、江丹的《除了“哈哈哈”，我们还能说点什么》、唐小兵的《我的“文学梦”》等文章，亦是从自我的剖析与表达出发，将杂文的现实精神抑或战斗品格融入自己的写作生命之中，凝练为自身的创作准则与人生信条。

四

尽管杂文的创作有其形而上的载道理想，却也仍需一种审美形式的承载，方能实现真正有效的言说。对于杂文而言，其独特的审美形式，正在于文体的短小精悍。杂文的动人之处，便是在一种有限的文体篇幅内包蕴尽可能巨大的阐释能量。这也喻示了杂文这一文类所具备的新的写作可能。自鲁迅处，便已经开始了关于杂文的文体实验。从题材内容来说，杂文尽可以包含社会、政治、经济、天文、地理等诸多方面；从文体界限来说，杂文又可以包含小说、寓言、诗、散文乃至戏剧等诸多文体特质。在历年的编选中，便有不少杂文作者尝试着做杂文的文体实验。今年亦不例外。

陈晓兰的《过境，“可疑”的访客》中从如今的跨国位移的繁琐程序说起，回溯历史，追寻此种“海关文化”的*初源头，从欧美海关文化的差异谈到了霍桑《红字》的发现，从民国时期出游欧美的游记引申到了整段中国近代史，所涉内容涵盖历史、科技、政治、文学、地理、哲学等诸多学科，而这种兼容并蓄的文化视野注定了文章高屋建瓴的不俗格局。文末起笔“21世纪”，表明文章的笔触不唯指向过去与现在，亦包含一种面向未来的超越性思考。类似的还有姜鸣的《让老城镇更加舒适宁静》、唐吟方的《美食、方便面及其他》、捉刀人的《再见了，武侠》等文章，皆是有感于现实事例，援引各学科知识，不拘一格地表达了所思所想与喜忧爱憎。

此外，也有从艺术形式上尝试文体实验的杂文文章。比如刘诚龙的《才艺做减法》便是其中一例。文章说的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即“专学则精”。为了说明这一道理，作者布置了一个极为精巧的局面。文章伊始，先是一则颇具寓言色彩的故事，讲的是“大师”与访者之间的一段对话。十项全能的“大师”显然不是真正的大师。真正的大师是谁呢？紧接着，下文道出几则有史可循的历史故事。通过王鸣盛、姚鼐等人的文人轶事阐明才艺与实学之间的辩证关系。然后又宕开一笔，联系现实情况，结合中小学素质教育的战况，*终落脚于当代，给予世人警示，所谓“才艺做减法”。文章不同于一般的杂文作法，古今纵横，虚实相生，融寓言故事、历史传说、现实新闻与杂感议论于一炉，有纵横捭阖、兼容并蓄的野心，显示出杂文创作的某种形式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现代杂文的时代新变，不仅发生于文本内部，更发生在文学的外部场域。杂文，甫一开始便是知识分子的言说，然而如今这一身份的庙堂属性似乎也在逐渐淡去，继之而起的趋势是作者身份的多元化与大众化。在今年遴选的诸多杂文背后，真正执着于杂文事业堪称杂文家的作者并非多数。在这近百位杂文作者中，有学界巨擘或高校教授，亦有政经社科等各行各业的专事人才。他们的杂文中不乏引经据典、大开大合的文采之作，亦有感念生活、以情动人的诚意小品。此种从庙堂走向江湖的迁徙，或许意味着，现代杂文的概念绝不能陷入一种本质主义的误区，它将在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漫长时间轴中不断跋涉，融入一个行进中的现代中国。从这点出发，我们的回顾、整理与展望，将更具意义。

2019年10月10日于恕园

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丛书，从1998年开始，已经连续出版了22年，其间经受了图书市场的检验，得到了读者的广泛认同与好评。

2020年1月出版的六卷年选本，作为年度盘点的*文学系列，仍将由著名学者王蒙出任主编，编委及各分卷主编皆为文学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他们不负读者厚望，将发表于2019年的原创作品精读、精选，力求将*秀的作品完整、客观、公正地呈现给读者。

杂文的选本，偏爱于真性情的袒露和书写，并寻求文学体验范畴的人文关怀。

22年的坚持与努力，都是为给当代文学历史寻找准确的精神坐标与刻度；为正在走向良性循环的中国文学发展留下坚实有力的见证；更是替未来文化史家提供值得阅读和关注的优质版本。

王蒙，男，河北南皮人，祖籍河北沧州，1934年10月15日生于北京。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当代作家、学者，文化部原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等近百部小说。

王侃，男，1968年生，浙江东阳人。先后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南京大学，获文学硕士、博士学位。201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高级访问学者。1996年9月至2011年1月，执教于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人文学院；2011年2月调入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至今。

太阳鸟文学年选，是辽宁人民出版社于1998年开始创建的文学品牌，由著名学者王蒙出任丛书主编，本套丛书大体包括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随笔、杂文、诗歌六大分卷，编委及各分卷主编皆为文学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他们不负读者的厚望，每年都将发表的原创文学作品精读、精选，力求将*秀的作品完整、客观、公正地呈现给读者。这些选本追求精品，但更多体察了民众的心理，内容贴近大众化的生活，行文符合广大读者的阅读风格。至2019年年底，这套文学年选已经连续出版了22辑，其间经受了图书市场的检验，得到了读者的广泛认同与好评。这么多年的坚持与努力，都是为给当代文学历史寻找准确的精神坐标与刻度；为正在走向良性循环的中国文学发展留下坚实有力的见证；更是替未来文化史家提供值得阅读和关注的优质版本。这套文学年选，也将在大众读者的支持与陪伴下、逐步深入，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