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外交导论

外交的史料类型：出土文物与外国史料

如前所述，外交学的兴起极大地依托于历史学的整体兴 盛，故而史料甄选的基本原则，亦脱胎于史学。梁启超于１９０２ 年指出：“今日泰西同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故固有者，为史 学。”由此，罗志田指出：“由于史学为中国所固有，较易学习和 从事，结果各新学术门类无意中仍走入史学一途。”在学科成型 的早期，史料的选择是与范式的成型互为因果的。黄靖等在回 顾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之时，指出这一领域已累积的材料包括 正史、“会要”、类书、档策、舆地总览、游记、笔录、野史见闻，同 时也搜集古希腊、罗马、波斯、印度、阿拉伯的史书、论著、游记、 地理书、信件与论集，并木简、铭文、图像、雕像和钱币等出土文 物。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归纳为三类：①中央政府库存档案，即 包括敕修史书，历代编纂的“类书”与起居注，朝廷议事的策论 与档案，奉命编修的舆地总览；②涉边事务知识阶层的学术专 著与个人笔记，包括士大夫的笔记小说与僧人的游记；③出土 文物。其中，第一部分材料的价值最大，尤以正史和类书为要。 简而言之，古代外交研究的史料，并非只有文献一途，但文献无 疑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除此之外，还有出土实物与外文史录 两个分支。

先说出土实物。出土实物是个大类，从坟冢、遗迹和航道 等地下文物的聚集地出土的器皿、物什、货币、兵器等物品，都 可以算作出土实物。以前的学问尤重带有文字的出土物，并由 此诞生了传统的“金石学”，但在傅斯年组织“中央历史语言研 究所”，并主持了殷墟的开掘之后，现代考古学逐渐取代了传统 金石学的地位———无论是否携字，出土的器皿用具，乃至于考 定年代的土层，都可算为文物。在这些文物中间，于中原之外 发现的钱币、武器、墓葬中出土的记载了游记或功勋的石碑等， 对中国古代外交研究而言都有相当价值，尤其补史册之阙。魏 晋之前，东亚地区的文字系统只有早熟的汉字，其他文明虽可 能已有形成的语言，但迟迟未能形成文字，或者文字系统还不 发达。虽然能撰写体裁较精悍的碑文，却还无力撰写长篇历 史，因此主要依靠中原王朝的史籍来记录历史。这些历史颇有 华夷之辨的色彩，遮蔽了外交的事实。相较而言，出土文物能 较好地还原历史的真实。那么，有哪些出土文物可以被引为史 料呢？

由于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每一时期的出土文物类别与数 量均有不同。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古资料，以携字文物为主，又 分为陶器、青铜、玉石和战国晚期出现的简帛。

青铜器是一个概称，并不单纯指青铜鼎。《周礼·考工记》 记载了周人已知根据合金比例之不同，能制造出六类硬度不同 的铜锡合金，分为礼器、乐器、武器和日常生活用具。其中，携 字较多的有煮肉用的鼎，煮饭用的鬲，盛饭用的簋，盛酒用的 尊、爵、方彝和卣，调酒用的，盥洗用的?。这些既是炊具，也 是礼器，主要用于宗庙祭祀、随葬和涉外礼仪。出土于诸夏国家与四夷交界地带的青铜器，有很大概率为重要的政治事实的 记录。如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掘的河南信阳长台观楚墓，提供了 春秋后期晋、楚、陆浑戎三者之间的史迹，对研究春秋时期的联 盟与战争有一定的作用。河北平山有中山国墓葬，在出土的 １９０００余件文物中，有５０多件携字铜器，特别记述了中山国派 相邦讨燕国，并夺得土地之事，是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唯一一个 蛮夷国家的史料。

除了礼器，比较重要的还有乐器、钱币和符玺。先秦时期 的乐器使用的场合虽然多，但均与诸侯活动相关。尤其是行人 接待各国使者时，席间必须赋诗，以为外交辞令，乐器是不可或 缺的。先秦时的乐器有钟、钲、铎、鼓、?和铙，上有刻字的为 钟。钱币则是诸侯国内外均会使用的流通媒介，具体情况前文 已述。符玺在先秦有两种含义，书信写完之后，要用封泥贴合， 然后用印信封上，收信人先检查封泥上的印信图像有没有被破 坏，这是符玺的一种含义；另一种则是使节出行时所携带的印 信，依靠该印信通行水陆。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节，就是楚 怀王赐给鄂君的铜节，上有四段铭文——一段１６５字，为水路 通行的符节；其他三段为１５０字，为陆路通行的符节，都与对外 活动乃至外交息息相关。

春秋时除铜器外，比较重要的还有玉石。殷商时期的占卜 和祈神多使用龟甲与牛骨，但春秋时期流行的盟誓，大多刻在 玉石上，如山西曲沃的侯马盟书。１９５９年，山西考古所对侯马 地区的新田遗址开始勘探，并发现至少五处发掘地点。１９６５年 冬发现第一批玉圭写成的盟书，记录赵氏的重大政治事件，为 晋国政治研究的重要材料。其重要性我们已在之前的章节中有所展示，在此不再赘述。

在玉石之外，最重要的出土文物就是竹简。将竹劈成长而 窄的篾片，再用线串联起来，组成了竹简，而用木头如法炮制 的，就是木简。从文字上这被称为“册”，而将数“册”放在案牍 上，就形成了“典”。册是象形字，而典是会意字。两字在甲骨 时期就已出现，说明竹简很早就使用了。《尚书》有所谓的“尧 典”，成书时间虽然未定，但在孔子之前早已形成，就是一个证 据。典册在造纸发明之前，是最常见的书籍载体。但由于笨重 和不耐火等因素，后期被纸张全面取代，原始典籍反而是依靠 墓葬出土的方式才保留到今天。

先秦时期比较重要的竹简有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１９７５— １９７６年初，云梦县出土了１２座战国末年至秦的墓葬，在其中的 第十一号墓中出土了１１５５支竹简与８０张残片，简文由秦隶而 非小篆书写，包含八种十类文献：《编年纪》《语书》《秦律十八 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与《日 书》两种，其中《编年纪》与《秦律》均为秦统一六国前的作品，记 载的政治、法律文书，对于研究秦国与秦朝包括《蛮夷律》在内 的法律与政治条文有着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秦律十八种》 为秦朝文献，内容广泛，但比较重要的是投递文书的规定和管 理四夷事务的机构“属邦”的职务。睡虎地秦简小组将其编为 《睡虎地秦墓竹简１０种》，文物出版社于１９９０年将其出版。

帛作为染织用料，也运用于书籍的书写。尽管帛书易朽 坏，但通过墓葬恒温恒湿驱虫的环境，保存下了相当一批材料。 其中对中国古代外交研究影响较大的有战国时期的《战国纵横 家书》《春秋事语》和汉代的《地形图》《驻军图》。应当说，出土文物在春秋时期扮演的角色，丝毫不比传世文献逊色。在中国 古代外交研究的路径中，春秋战国时期的出土文物应当得到相 当的重视。

秦汉时期的考古资料也非常重要。尽管汉代的知识体系 已经得到了初步整理，正史已经开始编订，究尽知识脉络的目 录亦已形成。但秦朝的焚书运动与楚汉争霸等战争亦严重破 坏了秦石室的藏书，汉代的藏书工作几乎是重新开始的。这一 时期的文献史料传世不多，大量记述秦汉法律制度与对外活动 的书籍遭到焚毁，出土文献在这一阶段仍然发挥了不可忽视的 作用。秦汉时期的出土文物有简牍、帛书、画像石、画像砖、石 刻、封泥、印章、铜器、陶器、漆器和货币等。封泥、印章等研究 多收入金石学的研究中，可以参考容庚编纂的《秦金文录》和 《汉金文录》等。本时期比较重要的出土文物，主要是竹简和 木牍。

汉代出土简牍，代表为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１９７２ 年，银雀山发掘两座汉墓，其中一号墓出土了４９４２枚，大部分 为先秦时已经成书的兵书和军法，都是对外用兵的管理举措。 但现有的出土汉简中，墓葬所出的竹简比例不如边塞汉简出土 量大。１９０６—１９０８年，英国人斯坦因在敦煌县外汉代边塞遗址 发现了７０６枚木简，收入沙畹《斯坦因在新疆沙漠中发现的中 国文献》与王国维、罗振宇著《流沙坠简》。１９１３—１９１５年，斯坦 因再度来到西北，又在敦煌和酒泉地区各发现竹简８４枚与１０５ 枚。马伯乐的《斯坦因在中亚第三次探险的中国古文书考释》 与张凤的《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第二编收录了这批汉简。１９４４ 年，夏鼐等人赴甘肃考古，并在敦煌获取了４３枚汉简，简影收入了夏鼐的《考古学论文集》中。同年，向达与阎文儒在玉门关 遗址发现了４８枚汉简，真品现存于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 言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敦煌汉简的发掘一直在 延续。１９７９年，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汉简１２１７枚；１９９０— １９９２年，悬泉置遗址出土汉简２００００余枚。由于前后九批汉 简共出土２５０００余枚，这批汉简被合称为敦煌汉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