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专门美术教育体制的引鉴变通

近代中国专门美术教育体制，是仿照境外由实学性质的图画及工艺教育起步，继而实现向文化属性的美术教育转轨而形成的。其转轨过程，既贯穿着横向移植中的取舍，又反映了纵向演进中的曲折，经历多次学制的不断修订，最终形成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高等专门教育体制。

所谓划时代意义，普遍认为，该体制不是直接承续本土发生的“师徒相授”教育模式。虽然中国历朝历代设置了从事工艺制作和技艺传授的专门机构，同时亦开设过从事书画艺事和书画教育的机构，但其没有衍化成为具备真正意义的学校教育形式，与本著所指非出一源。

中国与西方近代美术及其教育的邂逅可追溯到明清之际。伴随“西画东渐”，对西方美术，国人经不同途径在不同层面展开过“画法参照”实践。由于既非面临寻找“救国之术”的压力，又觉彼无“胜吾一筹”，国人对于“海西之法”，终于随着“奇技淫巧”兴趣的衰微和商业利益的减退而不再深究。时过境迁，当中国历史跨入近代的门槛后，随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提出，洋务学堂为学习西洋军工利器，不得不聘请西洋教习?传授制图所需的绘画技能。这类技能培训课程又几乎包含在洋务运动期间所创办的各类学堂开设的绘图一科当中，其中交织的“美术教育成分”不断增加。尤其是张之洞于1898年奏请在洋务局内设工艺学堂后，各地开设的工艺学堂拓展至民用领域，中国开始透露出新式图画、手工教育的曙光。

清末新式学制实施后，图画、手工课程包含于普通教育课程中，其性质和目的仍偏重“实学”，唯使用工具包含了毛笔、铅笔的“自在画”“写生画”的教学内容，渐显出“助其愉悦”的美术因素。为填补专用师资空缺开设的图画、手工专修科教育课程，参考了日本高师专科的做法，并由日本教习授课。课程不仅带有专业方向的专门教育性质，而且课程所包含美术教育随着“各种画法”的实施，涉及了素描、西洋画（水彩画、油画）及中国画等具体形态的美术教育内容，尤其在授予功名的清学部复试术科考试中，对优等毕业生采用命题作画，其中包含西洋画和中国画部分的近代绘画创作因素，这些内容的“文化”层面的识别信息愈加明显，说明新式专门美术教育的形式和属性已初步显现。

民国初年教育方针的确定及相关学制的颁布，以学校形式出现的专门美术教育，紧扣着蔡元培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的命题，表现出积极致力“文化担当”，并着意与社会生产实际相结合，企望“辅助工商业发展”，从而实现了美术教育目标和内容的更新。由此引发了包括教育思想理论、学校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及技术等不同层面更大规模的借鉴和引进。以学校形式出现的专门美术教育，一方面与本土视觉文化形态沟通并整合，形成了集中国画、西洋画、雕塑、图案、建筑及美术史的学科雏形；另一方面，历经多次变制，终于以高等技术教育性质的专科教育定制为学制系统。可以说，以学校形式出现的专门美术教育，不仅改变了中国古代传统美术教育的性质与状态，而……

本书在肯定专门美术教育随高等教育通过“国家复兴计划”才得以进行的观点，但并不着意于对“宏大叙事”框架的构建，而是落实到更为基础的层面。凡述及留学、聘师、译介、访问等教育交流层面的问题均有涉及。本书从基础层面的资料入手，探讨了美术学校开办到发展到最后形成一套完整体系的问题。本书结合美术学校考察专门美术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