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学史

前 言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经学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学术名称，专指有关儒家经典文本形成、传承、注解、诠释，以及经世致用的一套学问，是维护华夏民族统一性和稳定性的知识体系、价值原则和意识形态。

自汉代以后，经学一直是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清代末年。此后一百年中，学术界进入了一个对两千年经学的研究时代。正如现代经学史家周予同所说：“经学时代已经结束了，可是经学史的研究才刚刚开始。”［1］但是由于学者受“五四”情结的影响和后来政治形势的制约，经学研究阻力重重，并不顺畅。

一  近百年经学研究的“冷”与“热”

当西方近代的先进文化于清末大举传入中国之后，中国旧有的知识体系和思想观念显得极其落后。当时一些倡导新学的文化先驱痛批传统的中国学术，而儒家经学首当其冲，被看作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总渊薮。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经学一步步被打入冷宫。首先，清末书院改学堂，渐废经学不讲；辛亥革命后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废除尊孔读经；“五四”时期激进主义学者吴稚晖说应将线装书丢进“茅厕”三十年以后再研究；20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在延安写信给范文澜，鼓励他“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

有了上述背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经学研究几乎成为学术研究的禁区。人们对经学的认识似乎已经盖棺定论，即认为经学属于封建主义思想体系，即使按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精神看待传统文化，那也是应该去除的“封建性的糟粕”。1951年，顾颉刚明确说：“董仲舒时代之治经，为开创经学，我辈生于今日，其任务则为结束经学。故至我辈之后，经学自变为史学。”［2］此一时期学术界偶有经学研究的著作，那也基本上是批判性的，甚至是谩骂性的，如周予同在一篇题名为《僵尸的出祟》一文中竟然将研究经学比作“医学者检查粪便”［3］。

自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对经学的研究却仍未走出“五四”时期的低谷。周予同的弟子章权才从事经学研究，他于20世纪90年代陆续出版《两汉经学史》《魏晋南北朝经学史》《宋明经学史》《清代经学史》等书，书中到处充斥诸如“新兴地主阶级”“大地主阶级”“中小地主阶级”的标签。而对于经学本有的问题却轻描淡写，甚至说错，如在《宋明经学史》讲到孔壁《古文尚书》与东晋梅赜所上《古文尚书》，竟将两者混为一谈。［4］这实在误人不浅。像这样的所谓经学史，还是不写为好。

不过，这种情况至我所主编的《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二卷于2003年出版后，得到了彻底的扭转。此书将经学作为人类文化现象来看待，将之定义为“中华民族价值观的集中体现”，认为经学与其说体现某个阶级的思想体系，不如说是古代中国社会共同体的价值体系。从总体的历史作用看，它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是起了积极作用的。毋庸讳言，自16世纪中晚期（明朝万历后期），中国科学技术已经开始落后于西方。但与其说是传统经学陈腐、僵化，阻碍了中国向近代社会的发展，不如说是中国的经典文化博大精深，学者陶醉其中，自我尊大，不愿窥探和认识外面的精彩世界。

《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二卷的出版，得到了国内外一些著名学者，如李泽厚、余敦康、庞朴、田浩等先生的好评。最有代表性的是余敦康先生，他在多种场合大力表彰此书。如他在《诠释学是哲学和哲学史的唯一的进路》的演讲中，首先批评了顾颉刚、范文澜、周予同等人的经学史观，他说：

我做学问的时候最反感顾颉刚那一套，把古代经典的文化理念、价值关怀，都给否定掉了，完全用科学实证主义的思想来搞人文。如果像顾颉刚那样搞下去，经书都要扔到垃圾堆里去。结果从那时候开始，整个20世纪都对经典不重视。后来则是范文澜、周予同，（他们）谁能够融入历史里，跟古人建立一个对话沟通的桥梁？他们没法沟通，只有谩骂。范文澜说了，今文经学就两个评语——一个是荒诞，一个是烦琐。尽管周予同不完全站在顾颉刚、范文澜同一个思路里，他在“文革”还是受了苦，可是你读一读周予同的经学史，没法读。［5］

接着，余先生对我们编著的《中国经学思想史》给予了热情洋溢的赞扬，他说：

可是你们说的跟他们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现在大陆的学术界，我就认可你们思想史研究室搞的《经学思想史》。从“五四”以来的一百年历史来看，既是一个颠覆性的，还是一个建构性的，重新树立了经学的权威。儒学是什么？是个“意义的信仰”。这是姜广辉说的。这就不是站在现代人的角度去说三道四，不是利用某一个标准来衡量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是反动的还是革命的，而是一种对话。诠释就是对话，就是理解。我佩服你们的《中国经学思想史》，已出版的那两册书我都拜读了。我觉得你们的基本预设是好的。什么预设呢？就是一个民族，一个伟大的民族，她必有自己的经典，而经典的形成也就是那个文化的形成。这个东西带有原创性，带有开放性，可以允许各种不同的解释，它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地发展，绝对不是固定的。经学思想史按照我的理解，应该确立这么一个远大的目标，经学就是中华民族从远古一直到近代的精神现象学、精神发展史，精神由开辟、发展，到壮大，支持着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这是精神的支柱。［6］

感谢余敦康先生这一中肯的评价。知我者，余敦康先生也。我之所以要复述近百年来经学蒙尘的历史，不是有意抬高或拔高自己。我从事学术研究四十年，追求真知，自得其乐，个人的一时毁誉已经不觉得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应让后人知道，那样的一段历史不应该被人们遗忘。

近十余年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学者重新思考经学在国学中的地位。在我看来，近年关于国学、儒学、经学三者的关系上，谈得最好的是李学勤先生，他说：

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这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一个事实判断。在中国文化中儒学所占的比重和影响都特别大，而经学又是儒学的核心。不研究和了解经学，就没有把握住我们传统文化的主流和核心的部分。［7］

这种对传统经学的认识，与大多数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有很大落差，但却客观地反映了历史实际。数十年来，我们更习惯于哲学史的表述方式，什么本体论啊、认识论啊等等，而这些问题在经学史上几乎不加讨论，经学史所注重的是价值观的讨论。考虑到西方近代哲学家如康德、休谟、胡塞尔等人都拒绝对于本体论的讨论，反衬出中国古代智慧自有其道理。这种情况说明，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皆有其各自特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应该取彼所长，补己所短，而不应弃此从彼，必以西方哲学史范式为圭臬......

《中国经学史》全书分为先秦、汉唐、宋明、清代四编，共计120万字。《先秦编》主要讲述经学的形成史，包括介绍经的定义与内涵、阐述各专经的文本组成与主旨大义、探析经学酝酿和形成的历史背景等内容。《汉唐编》《宋明编》《清代编》主要论述经学的流传史，力求呈现经学发展、演变的基本图景，以及解释这种发展、演变背后的社会与思想原因。

本书是学界从价值观的视域对两千余年的经学形成、发展与演变历程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研究的经学史著作，通过对传统经学的传承和文本的分析，梳理出经学发展的脉络；通过对经学上“典型人物、典型著作、典型问题”的探讨，剖析传统经学所蕴含的价值和意义。以中华传统经典中所蕴含的正确的、核心的价值观重新审视经学，将经学以其应有的面目重新带到人们面前，焕发新的时代光彩，重建人文信仰，为今后的经学研究开辟一条新路，为开创具有中国特色、中国学术范式的哲学史（或思想史）做好准备。

姜广辉，1948年生，黑龙江安达人，著名思想史家、经学史家，师承侯外庐、邱汉生先生。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现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特聘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出版有《颜李学派》《理学与中国文化》《走出理学》《义理与考据》《易经讲演录》《中国文化的根与魂》《新经学讲演录》等著作十余种。主编的《中国经学思想史》获第四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和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