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鸣说历史(重说中国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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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说历史(重说中国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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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鸣

出版社群言

ISBN9787802566088

出版时间20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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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36.8元

货号3035080

上书时间2024-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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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描述
导语摘要
 《张鸣说历史(重说中国古代史)》是张鸣创作的历史文化随笔。在这里你将看到另类教授点评不为人知的古代史,揭下封条,刷新三观。数不尽的阴谋、阳谋,说不尽的暗流汹涌,千百年来在皇权下沉默。时势变换,曾经的“说不得”,终于可以再见天日,撕下历史的封条,看清王朝的真相。

作者简介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个性鲜明,在嬉笑怒骂中藏着严肃的悲悯之心。社会责任感使然,张鸣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深刻的人文关怀关注天下事,为历史与当下人物事件揭下虚华假面,使真相豁然,真知毕然。
主要学术著作有《重说中国近代史》《辛亥:摇晃的中国》《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武夫治国梦:中国军阀势力的形成及其社会作用》《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历史文化随笔有《历史的坏脾气》《中国心绞痛》《直截了当的独白》《历史的底稿》《历史的空白处》等。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人不任性枉称帝
  焚坑之事没商量
  淮南王的故事
  土豪的成仙梦
  一个命好的烂皇帝
  巫蛊那点事儿
  敢拼命的傀儡皇帝
  开国即有亡国相
  萧衍老儿的亲亲策略
  皇帝是不是臣子的天?
  什么是皇帝的家事?
  皇帝兼神仙
  似是而非的“宫斗”事件
第二章  当官——上上下下地折腾
  扯淡的马前泼水
  调和阴阳的宰相
  循吏的猴子屁股
  儒官的正反两面
  马周是个好同志
  狄仁杰冤案
  官场要说模棱话
  佞臣的市场
  明君帐下的无赖宰相
  缝补匠冯道
  告密者沈括
  苏东坡下放
  说不完的沈万三
  和珅的罪过
第三章  书海宦海两浮沉的文人
  诗人本分是清客
  读书人的用处
  两个美男子留给历史的
  郭神仙之死
  昭明太子的幸运
  草芥词人
  浮名与功名
  饮酒之法式
  米癫原来是宠臣
第四章  武将的战场谁做主
  官府不容侠士
  皇帝胳膊上的苍鹰
  酷吏即是爪牙
  飞将军李陵
  土围子里的土豪
  不起眼的张郃和耀眼的诸葛亮
  口称“艾艾”的将军
  坞壁林立中的祖逖
  陈桥兵变那点事
  偏是文人喜谈兵
  刺字黥面的兵
第五章  他和她,一言难尽的千古风流
  权山和钱山都靠不住
  举案齐眉的故事
  一个没有女人的世界
  女子有才便是灾
  中国式面首的悲剧
  花蕊夫人
  太后也是人
  末世王朝的软肋
  一个死太后的荣光
  官员嫖娼那点事
第六章  变法者,王朝里的“革命”先锋
  “均平”的幻象
  杯酒释兵权
  拗相公王安石的拗
  司马光的另一面
  司马门下一老仆
  是谁误的大明?
  流长飞短环绕的改革者
  一个卖国条约的签订
第七章  末代王朝的戏里春秋
  李亚子的“戏弄”
  宫里的剧本审查
  太后做编剧
  假戏当真的故事
  最大的堂会
  不许唱戏的日子
第八章  官场就是这么回事儿
  告缗风波
  债官与债帅
  清官是一块官场的招牌
  官本位下的冗官现象
  轿子这个东西
  谥号这点事儿
  文化两层皮
  皇权的不确定性——官场机会主义之源
  实话与权力
  换一个角度谈左倾思潮

内容摘要
 《张鸣说历史(重说中国古代史)》是张鸣创作的历史文化随笔。作者以幽默、辛辣的笔调点评历史人物及事件,嬉笑怒骂,激扬文字。
本书讲述历代帝王妃嫔、文臣武将的生前身后事,评点改革变法、军事征战、朝堂斗争的利弊得失。
作者文笔老练,叙述流畅,点评恰到好处,从历史中提炼对现代的借鉴意义,引人深思。

精彩内容
 焚坑之事没商量先秦法家,到了韩非这里,已经演变成绝对君主主义,大有“三忠于、四无限”的味道。所以,奉献了学说之后,在深爱其学说的秦王嬴政这里,他也只能死了,好让他至死忠于嬴政一个,别便宜了别人。
秦统一之后,韩非子的信徒李斯推动秦始皇焚书坑儒,也是应有之义。战国时的儒家,信奉的是君臣相对主义,君当臣为国士,臣才能为君效命,如果君主待臣如草芥,那么臣子也可以当君主如仇寇。所以,韩非子非儒,因为儒以文乱法,坏了尊君的规矩。那么,找个借口把讨人嫌的儒生坑掉,自然是令他们快意之事。
但是,坑儒是在焚书之后的一年发生的,主导者是皇帝,不是丞相。事情的缘起,不是儒生议政——对皇帝的政策说三道四,而是姓卢姓侯的两个宝贝,为秦始皇找仙药,花了皇帝不少银子,结果当然找不到,溜之乎也。开溜之前,还放出话来,讽刺了皇帝几句。联想起徐福带了三千童男童女、大批的物资出海找神仙,也一去不返。被骗惨了的秦始皇,不由得不怒。卢、侯两位,无疑都是读书人,但到底是方士还是儒生,已经无从考证。我们知道的结果是,秦始皇盛怒之下,抓不到该抓的,就拿他们的同类出气。
三木之下,严刑拷打。诸生转相告引,牵连多至四百六十余人,一并都给坑了。后来又抓的,还稍微客气点,都给发配了。这些人里,肯定有儒生,但整的重点却是方士。后世说坑儒,实际上是夸张,这个夸张,是受前一年焚书的影响,因为焚书的重点,是跟儒家有关的诗书和史书。再加上,后世儒生是所谓读书人的代名词,但在当年,并不是这样的。
孔夫子当年,是敬鬼神而远之的,后辈门徒,居然被骗钱的方士牵连,大批丢了性命,多少有点冤枉。但是,只要秦朝存活一天,儒家之徒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春秋战国之际,儒墨号称显学,但最终都没有显过法家。法家其实是从儒家脱胎而来的,但这个恶胚胎,长大之后,居然欺师灭祖,把儒家当敌对势力对待。只是,在焚书坑儒的政策里,焚书才是重点,坑儒,不过是一个点缀。
当年焚书,针对两类。一、史书,除了秦国史之外,全烧;二、诗书百家语,不仅烧,而且今后不许人提及。谈及历史,就是以古非今,要族灭。谈起诗书百家语,则弃市(杀掉弃之于市,示众)。所以,读书人即使没有被坑,也没有被发配,肯定也不能靠自己的知识过活了。春秋以来将近五百年的私学传统
,到了秦朝被迫中断。读书人唯一的出路,是学点技
术,医药、卜筮、种树。再就是学法律,还只能放下架子,跟着官吏学。
所以,坑掉的那四百六十个人,只能算秦朝文化禁锢政策的一点无意之中的补充,更多的是为秦始皇泄愤,泄对那些骗人的方士的愤。从这个意义上说,1949年以后,好些为秦始皇辩白的学者,说的也不完全错。相对于坑儒而言,烧书的危害显然要大得多。
对于诸子百家和各国史书,伤害尤其明显。儒家经典,儒生是可以背诵的,即使文字版被烧掉,凭着记忆,也可以写出来。但春秋以来流传下来的各种书籍,在没有印刷术之前,每每有各种各样的抄本,人们也
不大可能把它们都背诵记熟。而且竹简形式的书籍,收藏不易,隐藏更不易。秦朝拥有一直延伸到乡一级的政府,有如狼似虎的官吏,只要政府令下,这些书的大部,肯定就给毁了。保留在皇家图书馆的抄本,虽然还在,但秦末大乱,项羽进咸阳,也付之一炬。
烧书,杀人,都是为了毁掉民间讲学的传统,进而毁掉春秋以来的文化。仅仅在法令学习的意义上,恢复过去的王官之学的面目。从此而后,只有官府才有书,书只是法律书,想学,只能跟官吏学法令,进而成为预备官吏。所以,秦人就业,除了农工商之外,还有“学为吏”一途。除此之外,就是做医卜,靠治病打卦混日子了。
这样的社会,当然特别没劲儿。不仅对先秦之世是一种大反动,就是对于秦自己之前的社会,也是倒退。因为,连吕不韦的《吕氏春秋》,此时也不能读了。幸亏秦朝二世而亡,否则,读书人这样过日子,岂不是跟蹲监狱差不多了?当然,在暴政的高压之下,这样的日子也是能过的。因为,坐牢受刑的担忧,已经压过了日子本身的枯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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