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学集腋：李景林学思小集

书评
中国儒学和文化精神的新阐释
——读《先秦儒家哲学新探》

自序

今年五一，我正式退休了。退休生活开始于劳动节这一天，好像是要暗示，作为一介劳动人民，我可以不再劳动了。不过，自己一生的劳动，主要是一种思想的劳作。人活着总要思想，在这个意义上，我的“劳动”，似亦无法因退休而戛然中止。当然，它须换一种方式来进行。
不管怎样，退休总可说是人生历程一个重要的节点。它仿佛是长途跋涉中的一爿驿站，到了这里，休整一下，然后再重新鼓舞前行，走完剩下的旅程。这样看来，退休，还是有一种特别的纪念意义的。
学生们听说我突然退休，感觉有些不易接受。这段时间，不时有学生或来看望，或通过电话、微信向我致意：眷恋、不舍、惋惜、失落——言默间所流露出的师生情谊，令我感动。家星、程旺二君则搜罗我平时的一些片段、短篇文字，集成一编，题曰《下学集腋》，略分札记、短论、演讲、对话、序跋、书评、杂语数目，以表纪念。
孔门重学。夫子言“下学而上达”，于日用常行的“下学”中，指点出“上达”之一几。朱子亦云：“下学者事也，上达者理也。理只在事中，若真能尽得下学之事，则上达之理便在此。”（《朱子语类》卷四十四）由“下学”而“上达”天命，上契天理，乃孔子所奠立的为学教化之道。书名《下学集腋》，“下学”，取其当下、原初与切近身心义；“集腋”，意谓此集乃由一些零碎片段的文字，而非大块的学术论文组成。学术论著要有逻辑的严整性，正因为如此，它也远离了其思想的源发地。而如古人《容斋随笔》《日知录》那种笔记、劄记类的文字，既言学术而又不失其思想缘构之初几，故常能葆光不蔽，于从容涵泳中启人以思。“下学集腋”所录文字，只鳞片爪，点点滴滴，如“札记”一栏所记，或录自阅读之灵感、闲谈议论之偶得、学苑漫步之散思、即席即兴的发言、答问学生时的灵机乍现，甚或寤寐间之冥想感悟，原初、随机、当下之情境意象，蕴而未离。其中有些想法，或已拓展成为论著，而失其原初的情态和意谓。时过境迁，今复读之，颇有一种游子归里，故旧相逢之欣喜，其时思想灵感之涌动，亦由是以临在焉。“短论”“序跋”的文字，亦多为顺乎意兴而流注笔端所成，与一般论文之用心略异。《易》言“原始要终”。此集实略偏于“原始”，而意非在“要终”。
集腋以成裘，跬步以致远，下学上达以契会天命，非曰必至，心向往之也已！
家星、程旺二君倡议编辑此集，不仅为之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也寄托了他们自己和诸位仁棣的一份深情厚谊，云龙、崔翔等同学，亦为本书资料的收集做了不少工作。永奇君对此集的编辑体例，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更为其编定出版，给与了鼎力支持。在此，我要一并向各位致以深挚的谢意！

李景林
辛丑孟夏 谨识于北师大励耘九楼寓所

名士为表 儒士为里
 ——我领教过余敦康式话语
刚才听了几位先生的发言，内心深受感动。前面发言的先生，多是余敦康先生的旧友故交，与余先生有很深的交谊。我是晚生后辈，得识先生时间不长。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余先生与业师金景芳先生及吕绍刚师就有密切的学术联系，近我还在网上看到余先生任职南京大学时写给金老的讨论易学的书信。金老和绍刚师对余先生的学问人品赞扬有加，我在吉林大学时，对此亦颇有耳闻，虽未谋面，已隐然对先生有一分内心的景慕。来北京工作后，我开始在一些学术会议、博士生论文答辩一类的场合，得以当面向余先生请益，也曾有幸得到过几次与先生一起开怀畅饮的机会。自己与余先生交往虽不多，但却受到很多教益，在情感上也与余先生颇相契合，感到很亲近。
于我而言，余先生在学问上是师辈，年岁上也是父辈，但自己与先生接触，却从未觉得有代沟和距离感。先生特别奖掖后进，对我们这些晚生后辈从不拿架子，常以开玩笑的方式引出严肃的话题，循循善诱，如春风化雨，寓教于无形。
记得2010年12月某日参加中国人民大学姜日天教授的博士生学位论文答辩会，会后席间，余先生跟我开玩笑说：李景林，你是“禽兽之乡”来的人哪。我一时有点摸不着头脑，因问先生何以如此说。余先生解释说：你们南阳早出名的人是谁？是范蠡，做了西施老公的那个人。范蠡有一句高明的话：“吾犹禽兽也”（《国语·越语下》）。禽兽不是骂人，禽兽就是真人、真自由。范蠡是道家的始祖。孔子是道德的典范，老子是智慧的典范。我崇尚智慧的人生，是死不悔改的乐天派。苏东坡就是死不悔改的乐天派。他一生倒了不少霉，但还做出东坡肉，来享受人生。由此又谈及儒、释、道三教。余先生用“提得起，放得下，看得开”三句话来概括儒、释、道三教的精神。他说：儒家是提得起，道家是放得下，佛家是看得开。搞中国学术的人，就应有这三种精神。
这是一种典型的余敦康式话语方式。余先生常用这种论学的方式，纵谈哲学、政治、宇宙、人生，亦庄亦谐，耐人寻味，真能达到一种寓教于乐的效果。
余敦康先生喜酒，时与学者把酒放言，纵论今古。他曾开玩笑说，不喝酒的人，不配研究魏晋玄学。一般人喝酒，往往借酒纵情，“始乎治常卒乎乱”。余先生则不同，他喝酒，是越喝越清楚，严肃的话题常在酒意正浓时提出。饮酒开始时，他谈笑风生，指挥倜傥；酒酣脑热时，必又是慷慨激昂，指点江山，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溢于言表。余先生研究魏晋玄学，似乎有名士之风，但他骨子里其实是儒家，内心充满着深切的现实关怀。魏晋人喜欢品评人物，我由此想到一句对余先生的品题，叫做“名士为表，儒士为里”。我以此品题质诸先生，得到他的回答：“知我者，景林也。”
对余先生的思想学术，我没有研究。有关余先生思想学术的论评，要听他的亲学生来讲。在这一方面，我只能谈一点个人的感受。我听余先生论学，读余先生的文字，在内心深处总会引发一种感奋、一种激动。我想，这大概是根源于余先生做学问的态度和精神。
说余先生是“名士为表，儒士为里”，这是我对先生为人为学的一种亲切体会，并非酒桌上一句随便的玩笑话。非常珍贵的是，这一品题，得到了先生的当面印可。余先生率真谐趣，其言谈文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此其表；但他又常于嬉戏谐趣中见出严肃，透显一种道义担当的精神，此其里。这个担当的精神，就是体现在其对中国文化学术的一种“文化理念、价值关怀”，一种对学术人生“自我”的追寻。这种文化理念和价值关怀及其对“自我”的追寻，运行在其言谈与论著里，使他所做的工作，超越了时下一般纯学术甚而技术性意义上的所谓著述与学问。
听余先生论学，一方面，可以感受到他有很强的学术自信；另一方面，他又经常表现出对自己的不满和困惑。近些年，他回顾自己的学术道路，常讲到自己一辈子总是在“画逗号”，而总没能画上一个“句号”，只在在做哲学史家、思想史家的事，而没有成为一个哲学家、思想家，认为这是一个悲哀。从中可以感受到余先生对自己的思想和学术事业，有非常高的自我期许和要求。
余先生把诠释学看作哲学和哲学史研究的进路。但他既不满意一些学者要建立中国的诠释学的提法，更不满意顾颉刚先生对中国历史文化那种实证主义的态度。因为在他看来，中国思想文化本有自身的诠释传统，接续这个传统，就是要通过与经典的对话，重新找回中国当下的文化“自我”或主体性。在《诠释学是哲学和哲学史的的进路》（《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5年2期）一文中，他指出：

解释就是对话，就是理解……一个民族，一个伟大的民族，她必有自己的经典，而经典的形成也就是那个文化的形成……经学就是中华民族从远古一直到近代的精神现象学、精神发展史，精神由开辟、发展，到壮大，支持着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这是精神的支柱。

又说：

经学思想史就是要写出中华民族的精神现象学、精神发展史……要寻找中国人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之下失去的自我……一个民族到现在都不敢有自我，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近年颇有学者强调经学对中国哲学研究的基础性地位，这是一个很好的学术动向。不过，一些学者却主张，我们当代只需要经学史，而不需要经学，认为经学是过时的东西。余先生对经学研究的理解却正与此相反。他强调经学的研究重点不在经学史。经学史其实就是每一代的经学所构筑的历史。所以，我们今天研究的对象，都是经学家，而非经学史家。经学家所关注的并非是所谓经典的“本义”，他有现实的关怀，常常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通过经典的解释，与经典的对话，将经典融入自己的生命存在，从而发现和挺立起“自我”，成为“时代的代言人”。我们今天来研究经典，诠释经典，就要接续这个传统，“通过经典的解释做一个经学家”，必须要有做经学家的气魄，而非只做经学史。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学者对自身民族文化的强烈的担当意识。强调哲学史和思想学术的研究要贯穿“自己的价值关怀和文化理念”，要有自己的“自我”或主体性，这是余先生中国哲学研究所秉持的一贯的思想宗旨和学术精神。他之研究玄学、《周易》，并非只是在做哲学史、经学史，而是通过经典的诠释，去建立那个“自我”，去画那个“句号”。在《魏晋玄学史》的后记中，他对自己的这一学术宗旨做了一个非常深刻精到的说明：

由于历史的偶然的因素，五十年代以后，北大的传统和北大的学风受到更为严重的破坏，几乎是荡然无存了。我也被迫中断了学业，离开了北大，到社会的底层去承受生存的考验。在这个漫长的时段，关于玄学的基本性质，关于玄学的抽象思辨，关于郭象是否剽窃了向秀的《庄子注》，这些纯粹属于高深学术的问题与我的生存困境毫无关联，值不得去用心细想了，但是对于玄学之所以为玄学的文化底蕴，对于“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玄学家们的悲惨的命运，对于阮籍、嵇康诗文中所表现的深沉的时代忧患感以及痛苦矛盾彷徨无依的心态，却有着一种切身的感受和强烈的共鸣。金岳霖先生有一句名言：“知识论底裁判者是理智，而元学底裁判者是整个的人。”汤用彤先生把玄学的方法论的原则归结为“得意忘言”。“言”是属于知识论层面的理智分析，玄学家普遍认为，如果不能忘言，仅仅停留于知识论的表层，就不能得意。而“意”则是把整个的人投身于其中的主客合一的对象，是玄学家在承受着生存困境和悲惨命运的情况下仍然苦心孤诣去进行探索的天人新义，这才是玄学的本质所在。这么说来，我被打入另册作为一个时代的弃儿，凭借着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所获得的特殊的历史经验，竟然意想不到地发现了我作为整个的人的本体性的存在，找到了一条不从知识论入手而以整个的人为裁判者来解读玄学的新途径，对金岳霖、汤用彤先生的那些早年的论述增添了一层新的体会，这也许是一件不幸中的幸事。

贫贱忧戚，玉汝于成。余先生带着他对自身所亲历的痛苦人生和生存困境的深刻反思，以一种生存整体性全身心投入的方式，尚友古圣先贤，与经典相遇和对话，达到一种面对当下的视界的融合，由此而成就了他的一家之言。
有了这个学术的态度、精神和识度，我们作哲学“史”，也就是在作“哲学”。在这里，哲学史与哲学、思想史与思想、经学史与经学，乃构成为思想学术整体的一体之两面。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其实是寓述以为作。孔子所开创的这个不作之作，或以述为作的立言方式和思想传统，凸显了一种历史连续性与现实关怀相统一的文化精神。余先生的学术，不正是这种文化精神和学术传统的当代体现吗？近年常听先生说，自己只是“一个哲学工作者”，而不是哲学家，他也隐隐地引此以为憾事。不过，余先生同时又说过，他自己对于刻意地去建立一个人为的体系，“非不能也，不为也”。因为缺乏这个精神，这个识度，尽管你在刻意地作一种“体系”，那也不过是无根的过眼烟云。余先生对于那种单纯技术性而无“整个的人”全身心投入的功利之事，是不屑于去做的。
我们要继承的，正应是余先生这种学术的精神。

《下学集腋：李景林学思小集》取“下学而上达”“集腋成裘”之意，汇聚李景林教授历年撰写的、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的札记、短论、演讲、对话、序跋、书评、琐语等各若干篇。所收文章多为阅读之灵感、闲谈议论之偶得、学苑漫步之散思、即席即兴的发言、答问学生时的灵机乍现，甚或寤寐间之冥想感悟；与正式的学术论文相比，保留了思考时原初、随机、当下的情境意象，可使读者感受作者思想灵感之涌动。其中，一以贯之的是“教化”概念。作者认为：“教化”概念具有一定的解释力、穿透力以及建构理论的能力，以之解读儒家思想，更为契合，可以创造性地延续着自身的传统，并建立起儒家思想与社会生活的现实联系，对后者起到引领、指导的作用。

李景林，河南南阳人，哲学学士、硕士，历史学博士。曾任吉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教授，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等。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学、道家哲学、中国文化，著作有《教养的本原》《教化视域中的儒学》《教化儒学论》《孔孟大义今诠》《孟子通释》等，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

序

札记
麦金太尔对学院派哲学史的批评及其道德价值论
教化的概念及其存在的方式
孔孟荀之关系
“三无”与慎独之关系
中与中节
中或诚作为本体
六艺之教
具体概念
“前知”
“贤贤易色”
朱子追迹宋代儒学至周敦颐之意义
儒家生死观
诸子与经学之关系
道统与政统
哲学、艺术、宗教与科学的区别
述作与闻见
先秦儒家的气论
自我认同
孔子论君子
情和气
关于道德选择
回到生命原点说
生活世界与科学
关于时间问题
朱子万物一理之涵义
文明与自然的交错点
儒家的宗教性问题
儒家的政治理念
人生的平等
消极道德与积极道德
传统价值观研究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关系
现代“技术世界”的本质
孟子不忍恻隐之心的一个特征
关于阴阳、“认识德性”和心灵论问题
读《古代宗教与伦理》
孔子论“丧”
关于普遍主义、集体主义
“名”之意义
“天下为公”
“三思”与“再思”
国学概念之大小与名实
由旁通而上达
“开窍”
马一浮先生与金老的学术传承

短论
重视中国传统哲学的个性 
人惟求旧，器惟求新
——理解科学与信仰关系的一个视角
在“进”与“止”之间保持张力
善用生活中的加减法
德、艺、知简说 
人性论的论域暨价值取向 
孔子“忠恕”符合现代精神
诚信的本真涵义是什么
儒家的教育精神及其现代重建
张东荪多元认识论简析
——兼述张东荪对康德认识论的倒退
存在主义与道家哲学之异同
《老子》首章新诠
美丑及善恶的思虑
以百姓心为心
庄子“齐物”新解

讲演
文化焦虑浅议
儒家的道德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孔孟之道及其现代价值
教化观念与儒学的未来发展
教化的民间性
守住教师的本分
我的“一贯之道”
在燕翼堂义塾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经典传习的意义与学术的民间化 
哲理与生命存在的内在统一 

对话
儒学的现代命运与未来发展
今天为何要读经典
——谈当代经典阅读与体系构建
孔子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一条合度的道路
——“中庸智慧”再思考
关于儒学宗教性问题的讨论
吉大七十•哲林人物专访

序跋
《教养的本原》自序
《教化的哲学》绪言
《教化的哲学》后记 
《教化视域中的儒学》后序
《教化儒学续说》绪言
《孔孟大义今诠》自序
《教化儒学论》前言
《教化的观念》自序
《孟子通释》后序
《中国哲学概论》绪言
《性情与礼教：先秦儒学立人思想研究》序
《德性、政治与礼乐教化：〈礼记〉礼乐释义研究》序
《二程道学异同研究》序
《朱子论“曾点气象”研究》序
《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序
《教化与工夫：工夫论视域中的阳明心学系统》序

1.李景林先生是马一浮先生的再传弟子，在中国哲学领域耕耘多年，学养深厚；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具有较高的影响力。
2.作者始终围绕“教化”这一核心思考和写作，多层次、多视角地解读了中国传统哲学，能够引发读者的思考。
3.本书形式多样，可读性强。“札记”“短论”文字洗炼，论说明白；“演讲”“对话”有感而发，言之有物；“序跋”“书评”分析得当，有所拓展；散文、随笔感情真挚，引发共鸣。
4.版式疏朗，设计典雅，能够给读者较好的阅读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