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蜂飞舞

山河壮丽，岁月漫长
　　　　　　　　　　黄蓓佳

 应该是在五年前，江苏凤凰出版集团的王振羽先生请我去当评委，评出他们集团的年度十大好书。进得选书室，满屋的书香，满眼的绚烂，各家出版社上报的优秀书籍铺陈了长长短短七八张书案，阳光照在那些或庄严或谐趣的封面上，珍宝一样熠熠生辉。
错乱放置的几百本图书中，几乎是命中注定的，我一眼看见了其中的一本《风过华西坝》。评选结束，我讨要了这本煌煌几百页的纪实文学，带回家中，当即研读。两天后读完一遍。跟着我又从头翻弄一遍。我发现我中盅了，我被抗战期间华西坝上的“另一所西南联大”迷住了。
 想象一下当年不愿做亡国奴的先生教授们，如何带着羸弱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带着他们心爱的书，仪器，实验要用的种子和动物，还有大批追随光明的学生们，搭车，坐船，步行，千山万水地从沦陷区赶往大西南，而后在华西坝上安营扎寨，而后弦歌不辍，教学相长，让民族的精神、民族的文脉得以绵延不断。再想象一下当年那些热血沸腾的年轻学子们，如何在战火中安放自己的一张课桌，读书，做学问，讨论时局，学会思辨，直至用自己的身躯迎向日寇的子弹。还有那些跟随父母跌跌撞撞一路西迁的孩子们呢？他们在远离故乡的地方长大，耳濡目染父兄们的慷慨悲壮，又终日浸润在书香墨气之中，他们会如何长大，又应该如何长大？
 五年时间中，断断续续的，我写了一部长篇，又写不少中篇和短篇，可是我的脑子里始终放不下这个诱人的题材。去年春天，我去四川做校园读书活动，终于有机会亲临成都华西坝，去感受八十年前那片宁静又沸腾的热土。
 抗战五大学——燕京、金大、金女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随着抗战胜利悉数迁回内地，留守下来的只剩今天的华西医学院。漫步在草木葳蕤清幽雅致的校园，浓浓的民国风扑面而来，每幢旧日教学楼的铭牌清楚简洁地标志了八十年前的短暂历史。沿着宽大的咯吱作响的木制楼梯拾阶而上，耳朵里似乎听到了当年纷沓的脚步，青春透亮的笑声，还有师生之间夹杂了英文单词的会心对话，心中怵然惊悸，不由自主地闪身一边，让那些幻觉中的脚步匆匆的人儿先行过去。
 然后我就看到了校园三三两两坐在长椅上读书和背诵的学生们，他们十八九岁，二十郎当，眉眼疏朗，浅笑盈盈，多么年轻又多么好看！在他们当中，有没有华西五大学师生的后代？他们知道不知道脚下的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什么？祖辈祖祖辈的青春热血，是不是依然在他们的身体中流淌？
 从成都回返南京，立即动笔，写作这一本《野蜂飞舞》。用的是一个老人的叙述口吻，而通篇的节奏却是明快而敞亮的，是老人在迟暮之年对童年往事的动情回望，是旧日情景再现，也是千万里追寻之后的生命绝唱。因为我要面对的是今天的孩子，从小说的“楔子”开始，我一直在克制，克制，要有趣，要率真，要日常，要欢乐。可是写到尾声，我还是抑制不住心中的悲伤，以至泪眼模糊，无法正常打字。我心疼我笔下那些年轻的生命，年轻的灵魂，他们是一颗又一颗划过天际的流星，如此耀眼又如此短促。他们留下来的那一张张干净的笑脸，历经漫长时光，依旧迷人鲜亮。
 作品完成，首先要感谢《风过华西坝》的作者岱峻先生，我跟他从不相识，可是他的文字给了我书写的冲动和依据。感谢凤凰集团的王振羽先生，若不是他请我去当评委，我不会发现这样一个迷人的题材。感谢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泳波社长，知道我想前往华西坝体验生活，他*时间从南京飞过去体贴陪同。每一本书籍成书的过程，都是无数双手托举和传递的过程，就象我们的生命，绵长，跌宕，持久而又温暖。

你说我多大？九十岁？唉唉，我哪有那么老，告诉你，我今年八十八，小得很呢，离九十还有七百多天呢。七百多天啊，年轻人，一天当中从日出到日落就有十二个时辰，七百个日出日落，长不长？够我活的啦！
我的眼睛好。我小女儿才六十，她不如我，包包里又是近视镜，又是老花镜，开车戴这副，看书又戴那副，麻烦得很。我不用。你看你手里拿那手机，随便点条新闻出来，我念你听听，准保窜不了字。
耳朵？耳朵也还行。右边行得很，左边差了点，不然我不会请你坐右边。抗战起头那年，一九三七年八月吧？我记得南京的街上还有拉藤瓜在卖，树上的蝉儿叫成一条声，到晚上还得泼水洒院子才能进屋睡觉，日本人的飞机就来了。你们是没经过那阵势，炸弹丢下来的时候，空气都烫得冒火星，教室里的玻璃窗户哐啷哐啷像是打摆子，挑担的，开店的，上学的，做工的，全都一窝蜂地跑啊，找到个防空洞就没命地往里钻啊，顾头不顾腚的，乱成一锅粥。有一天我们正上着课呢，警报响了，老师带着从教室跑出来，半道上一个炸弹在我眼面前落地，轰隆一声炸飞了学校的门楼子，我连惊带吓晕了过去，醒来先奇怪这世界怎么成了无声电影，再一摸左耳朵震出了血。自那以后这只耳朵就不大灵光。
那时候我家住在金陵大学的校园里。我爸爸黄裕华，自打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得了农学博士学位回国，就一直受聘在金大农学院任教，从教员做到副院长，院长。中国以农业立国，春耕秋收是了不起的事情，那个年代肯老老实实去学农的人，说句真话，都是存了一颗救国救民的大爱之心的人。抗战之前有个小麦良种叫“金大26号”，听说过没？啊啊我也糊涂了，你才多大呢，哪能听说过，你们年轻人，知道个袁隆平就算不错了。那个“金大26号”，母本还是美国教授在我们南京的麦地里发现的呢，就那么一株，宝贝似地挖起来，捧回学校，培育了八年，弄出名堂，算是我们国家科学育种的*例。而后我爸爸学成归国，接替那个美国教授，又弄出一个更新的品种，叫“金大2905号”，粒大，出粉率又高，当年的亩产230斤，报上称为中国的“绿色革命”呢。
不说了，这方面的话，一说就多。总之我的爸爸，他老人家是个了不起的人，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繁衍做出了大贡献的人。
回过头来还是说抗战。抗战一开始，政府就发了动员令，宣布“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必须全民奋起，不惜牺牲焦土抗战”。命令一下，全国的工农商学各行各业都响应起来啦，抛家别舍，离乡背井，上前线的上前线，去后方的去后方，争着抢着投身国难救亡的运动啊，那真是弦歌不辍、薪火不灭、热血沸腾的时代啊。

1937年抗战爆发，女孩黄橙子跟随父亲的学校西迁，落脚在华西坝上的“抗战五大学”校园里。随后，父亲将挚友的遗孤沈天路接至家中，六个孩子在破旧拥挤的小楼里度过了自己不同寻常的童年。
战火笼罩下的生活充满了困窘与苦涩，亲人间相携相扶的经历却让这段岁月变得珍贵而绚烂。相伴短暂，离别漫长——哥哥出征报国，姐姐北上延安，沈天路牺牲在对日空战中……女孩黄橙子弹奏着沈天路*爱的乐曲《野蜂飞舞》，在缅怀中度过一生。

广阔的时代图景，勾连了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曲折命运。故事温暖深情，主题辽阔悲壮。从著名作家黄蓓佳手中，再次诞生了一部具有史诗般张力的文学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