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圣伯多禄的路上
正版保障 假一赔十 电子发票
￥ 33.94 7.1折 ￥ 48 全新
仅1件
四川成都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吴文君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ISBN9787508687728
出版时间2018-09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48元
货号1201733215
上书时间2024-11-09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商品简介
《去圣伯多禄的路上》是由九个短篇组成的小说集，书中的故事均以上海、苏州、杭州三地为背景，讲述20世纪80年代至今生活在其间的女性的情感生活。全书柔和坚韧，犹如带着人世的亮光。
《去圣伯多禄的路上》写缠绕于童年阴影、情感阴影中的女孩努力从追溯往事中穿破阴影的阻碍；《也如过眼云烟》写中年知识分子女性深陷不正常的情感关系中，在伦理和情感间的挣扎；《白桃》写因车祸和未婚夫分手的女人虽承受着失去之痛，却依然保持自尊和善良……书中每一个被写到的人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每一个置身往事难以挣脱的人，都收束在作者缓慢而诗意的表述之中。
全书少有曲折离奇的情节，作者用诗一般唯美凝练的语言和笔触，写出人性的荒寒与暖色，似乎总有一股隐秘的火焰，埋藏在字里行间，供有心人去发现，去领会。
作者简介
吴文君，1971年生，在《收获》《人民文学》等杂志刊登小说多篇，另有小说被翻译成俄语、英语在海外文学杂志发表。曾就读上海市首届作家研究生班、鲁迅文学院第十七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现居浙江。《去圣伯多禄的路上》是她很具实力的小说集。
目录
去圣伯多禄的路上
也如过眼云烟
郁金香
叙事曲
无记
身体里的门
何处安身
寄生草
白桃
内容摘要
《去圣伯多禄的路上》是由九个短篇组成的小说集，书中的故事均以上海、苏州、杭州三地为背景，讲述20世纪80年代至今生活在其间的女性的情感生活。全书柔和坚韧，犹如带着人世的亮光。
《去圣伯多禄的路上》写缠绕于童年阴影、情感阴影中的女孩努力从追溯往事中穿破阴影的阻碍；《也如过眼云烟》写中年知识分子女性深陷不正常的情感关系中，在伦理和情感间的挣扎；《白桃》写因车祸和未婚夫分手的女人虽承受着失去之痛，却依然保持自尊和善良……书中每一个被写到的人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每一个置身往事难以挣脱的人，都收束在作者缓慢而诗意的表述之中。
全书少有曲折离奇的情节，作者用诗一般唯美凝练的语言和笔触，写出人性的荒寒与暖色，似乎总有一股隐秘的火焰，埋藏在字里行间，供有心人去发现，去领会。
主编推荐
精彩内容
我们聊起上次见面，是在烈山，也有十年了，一边说着真不敢相信啊，一边立在寒冬的马路上，像两块镜子，面对面的想照出这些年让人灰心丧气的变化。
她要去教堂，不确定地说前面拐过去就是。
我问她什么教堂，自以为很熟悉这块地方。
“圣伯多禄堂？好像是。”“你信教了？”“没有，突然想起来过去看一下，你怎么在上海，看你外婆？”我说来了几天了，进修，单位不景气，想找机会换地方。
“唉，现在做什么都不容易。”她说，好像很理解我一个人晃在这儿，问我有事吗？没事一起去，不远，走走就到。
这实在不是散步的时候。前一场雪的残雪积成了冰壳，朝天上一看，哪儿都是锅底一样的铁灰色，灰色中又好像藏着一团团金光，朝这些金光望久一点，会觉得雪花很快要从金光背后飘落下来。
弄堂口被树木遮蔽地格外幽暗，影影绰绰的走来两个女人，都挺年轻，穿着像是一起买的颜色漂亮款色也很不错的短外套，一个戴绒线帽，一个没戴。我以为没戴帽子那个想试试帽子，谁知却是戴绒线帽那个把帽子扔给女伴，摘了一顶墨绿色的扣到头上。
“卡扎菲！卡扎菲！”女伴喊着，笑得弯下腰。
看她染过的头发压不住地从帽子四周钻出来，是挺像新闻里那位利比亚的最高领导人。
这时我也看到帽子上的五角星了，被她滑稽地推到耳侧。她一定是竭力忍着才没笑，胳膊横到胸前，一抬腿，做了个大踏步向前进的姿势。
这不是太熟悉了吗？我的脑子里“刷拉”一下，就像一块积满灰尘的布被人豁地拉开，以为忘得一干二净的旧事居然全摆在那里，纹丝不动地等着我。
走过的刹那，发现她眼角边的皱纹，我又是一惊。原来她看上去年轻，根本跟我们差不多大，没有四十——这正是我们现在的年纪——也有三十好几了。
绒线帽上缀的绒球一晃一晃越来越远，我们又往前走。
“你猜我刚才想起什么了？”小春说。
“大合唱吗？”我说。
一道光从她眼中闪过。
这不能算我们心有灵犀，因为我们都经历了那场后来没有结果的大合唱。
我一直记着和小春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却没有告诉过她。是因为，我多少觉得不如她，又不太愿意承认。
一九七八年夏天，黄昏时分，爸爸把野在外面的我拎回家，叫我快点吃，吃了坐火车去。外公去世了，妈妈打电话要他请两天假带我回上海送送外公。
我没敢抱怨外公又不管我，过年给压岁钱，表姐表弟五块，我只有一块；也没敢违抗妈妈的命令，换上白衬衫、黑裤子和白球鞋。心里嘀咕又不开运动会，穿成这样难看死了，一路别别扭扭，快走到火车站了，爸爸推推我，叫我叫人。
小李叔叔我见过。小春，我是第一次见。卷发，绿裙子，配上白色小风凉皮鞋，漂亮得让人转不动眼睛。 两个大人，一个说，散步啊，这是小春？蛮像你啊，几时来的？一个说，来了一礼拜了……我还在看她的裙子。雪白的娃娃领泡泡袖，像童话书上公主穿的。她站在那儿，白白的肤色，也像个公主。
和他们错开后，我问爸爸，“这个小春从哪里来的？上海吗？”爸爸说，“吴江吧，小春的妈妈听说是吴江人。”吴江在哪里？想到那是个小地方，我低落下去的自尊心回了上来。
“什么都拿来跟上海比，跟你妈一样。”爸爸一眼洞穿我的脑袋瓜似的又说，“你看小李叔叔穿着不讲究，他家里以前好着呢，什么没有；拉琴，画画，什么不我们聊起上次见面，是在烈山，也有十年了，一边说着真不敢相信啊，一边立在寒冬的马路上，像两块镜子，面对面的想照出这些年让人灰心丧气的变化。
她要去教堂，不确定地说前面拐过去就是。
我问她什么教堂，自以为很熟悉这块地方。
“圣伯多禄堂？好像是。”“你信教了？”“没有，突然想起来过去看一下，你怎么在上海，看你外婆？”我说来了几天了，进修，单位不景气，想找机会换地方。
“唉，现在做什么都不容易。”她说，好像很理解我一个人晃在这儿，问我有事吗？没事一起去，不远，走走就到。
这实在不是散步的时候。前一场雪的残雪积成了冰壳，朝天上一看，哪儿都是锅底一样的铁灰色，灰色中又好像藏着一团团金光，朝这些金光望久一点，会觉得雪花很快要从金光背后飘落下来。
弄堂口被树木遮蔽地格外幽暗，影影绰绰的走来两个女人，都挺年轻，穿着像是一起买的颜色漂亮款色也很不错的短外套，一个戴绒线帽，一个没戴。我以为没戴帽子那个想试试帽子，谁知却是戴绒线帽那个把帽子扔给女伴，摘了一顶墨绿色的扣到头上。
“卡扎菲！卡扎菲！”女伴喊着，笑得弯下腰。
看她染过的头发压不住地从帽子四周钻出来，是挺像新闻里那位利比亚的最高领导人。
这时我也看到帽子上的五角星了，被她滑稽地推到耳侧。她一定是竭力忍着才没笑，胳膊横到胸前，一抬腿，做了个大踏步向前进的姿势。
这不是太熟悉了吗？我的脑子里“刷拉”一下，就像一块积满灰尘的布被人豁地拉开，以为忘得一干二净的旧事居然全摆在那里，纹丝不动地等着我。
走过的刹那，发现她眼角边的皱纹，我又是一惊。原来她看上去年轻，根本跟我们差不多大，没有四十——这正是我们现在的年纪——也有三十好几了。
绒线帽上缀的绒球一晃一晃越来越远，我们又往前走。
“你猜我刚才想起什么了？”小春说。
“大合唱吗？”我说。
一道光从她眼中闪过。
这不能算我们心有灵犀，因为我们都经历了那场后来没有结果的大合唱。
我一直记着和小春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却没有告诉过她。是因为，我多少觉得不如她，又不太愿意承认。
一九七八年夏天，黄昏时分，爸爸把野在外面的我拎回家，叫我快点吃，吃了坐火车去。外公去世了，妈妈打电话要他请两天假带我回上海送送外公。
我没敢抱怨外公又不管我，过年给压岁钱，表姐表弟五块，我只有一块；也没敢违抗妈妈的命令，换上白衬衫、黑裤子和白球鞋。心里嘀咕又不开运动会，穿成这样难看死了，一路别别扭扭，快走到火车站了，爸爸推推我，叫我叫人。
小李叔叔我见过。小春，我是第一次见。卷发，绿裙子，配上白色小风凉皮鞋，漂亮得让人转不动眼睛。 两个大人，一个说，散步啊，这是小春？蛮像你啊，几时来的？一个说，来了一礼拜了……我还在看她的裙子。雪白的娃娃领泡泡袖，像童话书上公主穿的。她站在那儿，白白的肤色，也像个公主。
和他们错开后，我问爸爸，“这个小春从哪里来的？上海吗？”爸爸说，“吴江吧，小春的妈妈听说是吴江人。”吴江在哪里？想到那是个小地方，我低落下去的自尊心回了上来。
“什么都拿来跟上海比，跟你妈一样。”爸爸一眼洞穿我的脑袋瓜似的又说，“你看小李叔叔穿着不讲究，他家里以前好着呢，什么没有；拉琴，画画，什么不会……”爸爸一摇头，钻到买票的队伍里。
天没黑，火车站的大屋顶下已经灯火辉煌。烈山惟一一趟开往上海的火车卧在铁轨上，静静地等着开动。烈山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外省人让这个小站每天处于热烘烘的你来我往的景象之中。
我已经忘了等着我送别的外公，在上海天天磨着妈妈要买裙子，终于在外公落葬后带回一条蓝背带裙，穿着去找小春，抱怨我妈买的衣服不是黑白的就是蓝绿的。“很好看啊，这种天蓝色最好看了。”她说，搬出绿玻璃糖罐，拿糖给我吃。我们立刻成了朋友。
认识小春以前，经常一起玩的是东东和稀毛。我们都住煤矿家属区，都有一个当工程师的或相当于工程师的爸爸。我们互相之间也妒嫉——东东妒嫉我没有弟弟，我妒嫉稀毛家的新房子有厕所——或者幸灾乐祸，发现一个被我们认为倒了霉的人：病在床上起不来、打架打伤、吐血、生小孩死了……粘着不肯走，磨着想看出一个能让我们懂点什么的结果来，白白地站上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我们偷农民的辣椒胡萝卜，打碎讨厌我们的那些人家里的玻璃窗，听说有人把树籽塞到比我们小的女孩身体里，就老是跟着她，想看看从那儿生个什么怪胎出来。我们这几个上海人的后代自认在烈山怎么玩也不算坏，不像本地那些五六岁还光着屁股小孩，给我们一个个起了蛮子、侉子、地主婆、资本家、反革命的绰号，在我们的门上撒尿吐口水，拿刀刻上叉叉，以为这样可以让我们死光。没什么可玩了，我们无聊地挤在一起，想不明白为什么呆在这里，没有蛋糕，没有公园，没有电马，把父母想方设法弄来的英文书图画书扔得远远的，直到被父母送进学校。
我和小春不在一个班，约好放学一起回家，她经常影子一晃就不见了。我们讨厌她不跟我们玩，她跟我们玩我们也讨厌，有她在，我们就像矮了一圈，更听不得别人说她什么将来貌美命贵。我爸爸拿她当榜样，嫌我吵就说，“你什么时候像小春啊，安静点好不好？”说起来她跑步跑不过稀毛，画画写毛笔字没东东写得好，可路上常有人拉着她要看她；要是有人让她脱了衣服鞋子做样子，给自己孩子穿一会，她也会真脱下来，在边上等，这种时候她比较傻；女老师也爱中午把她叫去办公室，过上好一会才放她回来。东东说，“她们还不是看小春穿得好。”穿得好总能招来别人偏爱，得到更多的喜欢。所以，那天放学前，我们竖起耳朵听操场上的大喇叭报名字，头几个就报到小春，也不奇怪。反正最后我、东东、稀毛都报到了，跟在老师屁股后头推推搡搡上了三楼的大教室。
这间教室平时老挂着锁，里面只有一张讲台，几张人像，格外大，格外空荡荡的。窗也比别的教室多，把墙上地上照得雪亮。
我们半天静不下，直到被老师们拨拉着排成队。这算是排练大合唱的序曲，就像老师宣布的，从今天起我们就是一个整体了！
不时响起的掌声让我们感觉到光荣——某种父母丧失了很久再也得不到的光荣。没人提我们的家庭出身，没人管我们考几分，都有什么绰号。曾经压在父母祖父母头上让我们也连带着胆战心惊的东西没有了。我们轻飘飘的，老师的话一半没听进去，不过我们得准备好演出服：军装和军帽，不然只好退出大合唱。这个要求老师讲了又讲，我们都听见了。
太阳正下山，我们满身满脸红通通地往楼下跑。东东边跑边苦着脸，“怎么办？我妈肯定不会买，她一天到会……”爸爸一摇头，钻到买票的队伍里。
天没黑，火车站的大屋顶下已经灯火辉煌。烈山惟一一趟开往上海的火车卧在铁轨上，静静地等着开动。烈山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外省人让这个小站每天处于热烘烘的你来我往的景象之中。
我已经忘了等着我送别的外公，在上海天天磨着妈妈要买裙子，终于在外公落葬后带回一条蓝背带裙，穿着去找小春，抱怨我妈买的衣服不是黑白的就是蓝绿的。“很好看啊，这种天蓝色最好看了。”她说，搬出绿玻璃糖罐，拿糖给我吃。我们立刻成了朋友。
认识小春以前，经常一起玩的是东东和稀毛。我们都住煤矿家属区，都有一个当工程师的或相当于工程师的爸爸。我们互相之间也妒嫉——东东妒嫉我没有弟弟，我妒嫉稀毛家的新房子有厕所——或者幸灾乐祸，发现一个被我们认为倒了霉的人：病在床上起不来、打架打伤、吐血、生小孩死了……粘着不肯走，磨着想看出一个能让我们懂点什么的结果来，白白地站上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我们偷农民的辣椒胡萝卜，打碎讨厌我们的那些人家里的玻璃窗，听说有人把树籽塞到比我们小的女孩身体里，就老是跟着她，想看看从那儿生个什么怪胎出来。我们这几个上海人的后代自认在烈山怎么玩也不算坏，不像本地那些五六岁还光着屁股小孩，给我们一个个起了蛮子、侉子、地主婆、资本家、反革命的绰号，在我们的门上撒尿吐口水，拿刀刻上叉叉，以为这样可以让我们死光。没什么可玩了，我们无聊地挤在一起，想不明白为什么呆在这里，没有蛋糕，没有公园，没有电马，把父母想方设法弄来的英文书图画书扔得远远的，直到被父母送进学校。
我和小春不在一个班，约好放学一起回家，她经常影子一晃就不见了。我们讨厌她不跟我们玩，她跟我们玩我们也讨厌，有她在，我们就像矮了一圈，更听不得别人说她什么将来貌美命贵。我爸爸拿她当榜样，嫌我吵就说，“你什么时候像小春啊，安静点好不好？”说起来她跑步跑不过稀毛，画画写毛笔字没东东写得好，可路上常有人拉着她要看她；要是有人让她脱了衣服鞋子做样子，给自己孩子穿一会，她也会真脱下来，在边上等，这种时候她比较傻；女老师也爱中午把她叫去办公室，过上好一会才放她回来。东东说，“她们还不是看小春穿得好。”穿得好总能招来别人偏爱，得到更多的喜欢。所以，那天放学前，我们竖起耳朵听操场上的大喇叭报名字，头几个就报到小春，也不奇怪。反正最后我、东东、稀毛都报到了，跟在老师屁股后头推推搡搡上了三楼的大教室。
这间教室平时老挂着锁，里面只有一张讲台，几张人像，格外大，格外空荡荡的。窗也比别的教室多，把墙上地上照得雪亮。
我们半天静不下，直到被老师们拨拉着排成队。这算是排练大合唱的序曲，就像老师宣布的，从今天起我们就是一个整体了！
不时响起的掌声让我们感觉到光荣——某种父母丧失了很久再也得不到的光荣。没人提我们的家庭出身，没人管我们考几分，都有什么绰号。曾经压在父母祖父母头上让我们也连带着胆战心惊的东西没有了。我们轻飘飘的，老师的话一半没听进去，不过我们得准备好演出服：军装和军帽，不然只好退出大合唱。这个要求老师讲了又讲，我们都听见了。
太阳正下山，我们满身满脸红通通地往楼下跑。东东边跑边苦着脸，“怎么办？我妈肯定不会买，她一天到晚说没有钱！”“跟你妈说说看嘛，这是很光荣的。”东东撇撇嘴，“她有钱只肯给我外婆。”我们都找东东妈要过气球，东东吹牛说她妈妈上班的地方有一柜子气球，后来我们当然知道那是避孕套，被我们当成气球从三五岁玩到十一二岁。东东妈很好说话，要一个，给三个。可有钱不给东东，就让人不懂了。说不定东东妈装的吧。就像我妈。她是吓怕了，外公就因为以前有点钱，让人扫地出门（这是我妈的话），从虹口带花园的大房子搬到肇家浜路鸽子窝一样的小房子里。
我安慰东东，我妈肯不肯买还不知道。小春也要等晚上散步了再问她爸爸，那时候他比较好说话。他凶起来很凶，我们见过他揪着司机，骂那司机不像话，把路上的水溅到人身上。可我看小春的脸上没有一丝忧愁，辫子上的蝴蝶结随着脸的转动一扇一扇，像真的蝴蝶一样。
好吧——回去说吧——回去了——我们在风里奔跑着散开。
这个晚上，楼群里不时响起的嚎哭、呵斥、手挥到脸上屁股上的巴掌声，有多少和这场大合唱有关，只有月亮和电灯知道。
只要从口袋里掏钱的事，我妈都要机警地盘算很久。一会唠叨这钱够吃一个月菜了，一会唠叨学校搞活动干嘛不出钱？我急得顿脚说我们四个都去，爸爸也帮腔说海丽第一次参加集体活动，让她去吧。她嘴上说买不买得等等、下个月我别想再要零用钱，不过虚张虚张声势，惟恐有人隔窗听见，说她钱多。
我几口吞下饭，就赶去排练。路上碰到稀毛，老远说东东不来了，她去找东东，东东撒泼，赖在地上不起来，两条裤脚管都磨破了，她妈又是骂她，又是骂学校。稀毛说东东绘声绘色，说到自己就泄气了，她妈没说买没说不买，不知道什么意思？她出门了她爸还在说她妈做什么都不爽气，粘答答的。
小春来了，说她爸饭都没回来吃。
稀毛抢白她，“你怕啥，你爸什么东西不买给你？当你宝贝一样。”不怪大家羡慕嫉妒，老师也当她宝贝，男生领唱叫上去试了一个又一个；叫她唱了唱，马上说女生领唱就是她了。上厕所都有人看着她，打听她哪个班，叫什么。所以，过了两天，她说她爸回来了，一听买衣服，说买什么？不买！我们听着不相信地睁大眼睛。
“不是说散步的时候说什么都答应？你就说老师叫你领唱，不唱不行啊！没衣服你就不能参加了！”小春被我们几个问得说不出话，头发吹下来罩住眼睛，样子有点可怜。
稀毛想到另外一个问题，“那你怎么还来排练？”“小斯老师叫我来的，她说她去找我爸。”小斯老师是小春的班主任。一张圆脸老是绷得紧紧的，让我们害怕。学校还有个斯老师，好多人背后叫她“死老师”，却没人敢叫小斯老师“死老师”。我们嘴上说，说不定跟小斯老师讲讲什么莎士比亚啊什么萨拉热窝啊，你爸一高兴，就点头了。看东东一脸晦气，就打住不说了。也是，东东也不去，怎么小斯老师不帮忙说说呢？ 接下来我的心思全被散发着新布气味的军装军帽填满了。
根本不是妈妈之前说的，马马虎虎做出来骗小孩的。连肩章、帽徽、番号钢印这些东西也和电影里一样。
“海丽还真像女兵呀。”爸爸高兴地拿出烟来抽，问妈妈，“不错吧？是不错吧？”很多年后我在书上读到：“对一个人来说，衣服是十分重要的。看看一名警察，当他穿便服和当他穿制服时，他根本不是同一个人。为什么？外在的东西晚说没有钱！”“跟你妈说说看嘛，这是很光荣的。”东东撇撇嘴，“她有钱只肯给我外婆。”我们都找东东妈要过气球，东东吹牛说她妈妈上班的地方有一柜子气球，后来我们当然知道那是避孕套，被我们当成气球从三五岁玩到十一二岁。东东妈很好说话，要一个，给三个。可有钱不给东东，就让人不懂了。说不定东东妈装的吧。就像我妈。她是吓怕了，外公就因为以前有点钱，让人扫地出门（这是我妈的话），从虹口带花园的大房子搬到肇家浜路鸽子窝一样的小房子里。
我安慰东东，我妈肯不肯买还不知道。小春也要等晚上散步了再问她爸爸，那时候他比较好说话。他凶起来很凶，我们见过他揪着司机，骂那司机不像话，把路上的水溅到人身上。可我看小春的脸上没有一丝忧愁，辫子上的蝴蝶结随着脸的转动一扇一扇，像真的蝴蝶一样。
好吧——回去说吧——回去了——我们在风里奔跑着散开。
这个晚上，楼群里不时响起的嚎哭、呵斥、手挥到脸上屁股上的巴掌声，有多少和这场大合唱有关，只有月亮和电灯知道。
只要从口袋里掏钱的事，我妈都要机警地盘算很久。一会唠叨这钱够吃一个月菜了，一会唠叨学校搞活动干嘛不出钱？我急得顿脚说我们四个都去，爸爸也帮腔说海丽第一次参加集体活动，让她去吧。她嘴上说买不买得等等、下个月我别想再要零用钱，不过虚张虚张声势，惟恐有人隔窗听见，说她钱多。
我几口吞下饭，就赶去排练。路上碰到稀毛，老远说东东不来了，她去找东东，东东撒泼，赖在地上不起来，两条裤脚管都磨破了，她妈又是骂她，又是骂学校。稀毛说东东绘声绘色，说到自己就泄气了，她妈没说买没说不买，不知道什么意思？她出门了她爸还在说她妈做什么都不爽气，粘答答的。
小春来了，说她爸饭都没回来吃。
稀毛抢白她，“你怕啥，你爸什么东西不买给你？当你宝贝一样。”不怪大家羡慕嫉妒，老师也当她宝贝，男生领唱叫上去试了一个又一个；叫她唱了唱，马上说女生领唱就是她了。上厕所都有人看着她，打听她哪个班，叫什么。所以，过了两天，她说她爸回来了，一听买衣服，说买什么？不买！我们听着不相信地睁大眼睛。
“不是说散步的时候说什么都答应？你就说老师叫你领唱，不唱不行啊！没衣服你就不能参加了！”小春被我们几个问得说不出话，头发吹下来罩住眼睛，样子有点可怜。
稀毛想到另外一个问题，“那你怎么还来排练？”“小斯老师叫我来的，她说她去找我爸。”小斯老师是小春的班主任。一张圆脸老是绷得紧紧的，让我们害怕。学校还有个斯老师，好多人背后叫她“死老师”，却没人敢叫小斯老师“死老师”。我们嘴上说，说不定跟小斯老师讲讲什么莎士比亚啊什么萨拉热窝啊，你爸一高兴，就点头了。看东东一脸晦气，就打住不说了。也是，东东也不去，怎么小斯老师不帮忙说说呢？ 接下来我的心思全被散发着新布气味的军装军帽填满了。
根本不是妈妈之前说的，马马虎虎做出来骗小孩的。连肩章、帽徽、番号钢印这些东西也和电影里一样。
“海丽还真像女兵呀。”爸爸高兴地拿出烟来抽，问妈妈，“不错吧？是不错吧？”很多年后我在书上读到：“对一个人来说，衣服是十分重要的。看看一名警察，当他穿便服和当他穿制服时，他根本不是同一个人。为什么？外在的东西会造成内在的变化。”立刻想起这一天，想起自己沉浸在换了个人似的全新的感觉里，真以为成了女兵，连咬指甲、佝起背走路、一坐下两只脚就晃来晃去这些毛病，只要不像个女兵，全都二话没有自觉改正了。
出于夹着尾巴做人的习惯（这是我妈的话），我没有马上穿去学校，看着它们折得整整齐齐，放在枕头边上。那时不管妈妈还是我都没想到尾巴夹习惯了，再也松不下来，到老都稳重有余活泼不足。而且那时候要我夹紧尾巴还不容易，心里总有一股劲，想冲开那根需要夹紧的尾巴。忍到第二天，我再也忍不下去了。从家里出来，走过黑洞洞的已经关门的面铺、煤铺、棉花铺，抓住这个难得炫耀的机会，朝小春家那栋楼跑去。
门开着。小春？我叫了两声。闻到屋里刺鼻的气味，桌上的收音机掀掉了盖子，一把电烙铁插着电，好像还冒着烟，还是烫的。
小春？我朝着里屋又叫了两声。
她在里面，脸朝墙睡着，蜷得紧紧的。辫子上的蝴蝶结散开了，耷拉下来。地上扔着摔成两半的绿玻璃糖罐，一粒糖蹦到了床前，她那双漂亮的白色小风凉皮鞋鞋底朝天歪着。
不知道什么把我吓得逃走的。我朦朦胧胧觉得小春被她爸爸凶过了。很厉害地凶过了。她平时像手心里的珍宝，现在那只手翻过去，把她摔到地上。她离开烈山很多年，我想到她，还会想起这晚的情景，和别的她留给我的光彩夺目的印象复杂地叠在一起。至于为什么这样呢？我并没有仔细去想，也没有去想——她吃饭了吗？还去排练吗？她爸呢？
我佯装镇静地下了楼，出了楼道。没人叫我。又走了一段路，我跑起来。也没谁在后面跟着我，可我跑啊跑啊，跑进学校成排的灯光里才松口气。
好一会我还是心神不定，眼前不时跳出那把电烙铁，那个坏了的玻璃罐，和衣服到手的快乐绞在一起。我等着小春推门进来，告诉我她不小心睡着了。然而老师拍手叫大家各就各位了，她还没来。她的位置空着，老师就像没看见，换成别的人不来，早就大声呵斥边上的人，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