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人来华从教授业的历史考察

清朝晚期，中国教育开始走上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之路。在这种历史转变过程中，中国不断尝试找寻新型教育模式。而此时，登上中国教育舞台的外籍教师连同他们在华从教所引起的知识流动，对中国新型教育模式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小觑的作用。他们将西方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学内容与方法带到中国校园，并在学术素养、教学风范等方面对中国学生的成长过程产生影响。他们所拥有的迥异于中国传统学校教师的办学理念和知识结构，拓宽了中国学生的文化眼界，丰富了中华文化的知识体系，促使在中国构筑的现代教育体系呈现出更加多姿多彩的图景。鉴于此，本书谨以在近代中国大学中从教授业的外国来华人物为研究对象，探寻这一特殊的教师群体在中国高等学府内从教授业的情况，进而探索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供当代高等教育机构在延聘外籍教师方面参考借鉴。 
一  研究缘由 
清末至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数以千计的外籍教师在中国近代新式教育机构里任教，从事科学研究。他们传播西方的学科知识，带来多样的教学方法。然而，目前对这个中国近代新式教育机构中特殊的教师群体的研究还比较少，其形成、结构特征乃至对中国高等教育产生的影响等问题，至今还较为模糊。鉴于此，本研究作为中外教育交流的一个聚焦点，对厘清外籍教师群体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事业的诸多关系有一定意义。首先，本研究可以丰富我国教师史和中外教育交流史的研究成果。本研究所涉及的在华外籍教师，特指在中国有固定任职学校，并与之签订有任教合同，任教时间较长的教学研究人员。这些人不同于来华讲学的外国学者，后者不专门服务于某所学校，一般用专题演讲的方式来华交流学术思想与研究成果。既往对外籍教师的学术研究，或以个体形式展开，或在校史中略有提及，缺少对整个近现代中国学校中外籍教师群体的系统研究。本研究有助于廓清基本史实，客观还原外籍教师在华期间的生活和工作概况。通过阐释外籍教师的来华缘由、活动轨迹、聘用管理、职业行为及历史贡献等问题，初步勾勒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领域外籍教师的授业概貌，充实当前教师史和中外教育交流史的研究。其次，本研究亦出于促进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国际化的现实需求。教师队伍建设的国际化程度，是当今评价一所大学的重要指标之一。中国现代学校并不是中国古代学校的自然延伸和发展，而是通过对西方教育模式的借鉴、模仿成长起来的。可以说，中国现代学校的发展进程，是一个不断国际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聘用外籍教师，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和重大举措。近 百年，中国大学聘请了数以千计的外籍教师，涉及众多学科领域。他们来华从教授业，部分解决了中国高校创建初期师资匮乏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高等教育学术研究的层次，提高了中国新式教育机构的教学管理水平。自清末以降，对外籍教师的管理举措，可以为现今高校的外籍教师管理，提供不少有益的借鉴。同时，外籍教师在教学、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以及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实践与经验，值得我们进行总结和深入探讨。 
二  研究概况 
基于上述原因，笔者以手头所能搜集到的资料为依据，对有关近代外国来华人士从教授业研究的主要学术成果做出简要的概述及评析。依据不同的视角和内容，这些研究大致可归为两大类——以人物个体为研究对象和依据教师群体定研究主题。 
（一）从个体的角度，开展对外籍人士从教授业活动的研究 
以个体为研究对象，对中国近代外籍人士从教授业活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那些在教会大学掌校且声誉甚高的外籍校长，或在著名大学执教且有重大学术影响的人物，如丁韪良（W. A. P. Martin）、狄考文（Calvin. W. Mateer）、 司 徒 雷 登（John Leighton Stuart）、 卜 舫 济（F. L. Hawks Pott）、 葛 赉 恩（J. W. Cline）、 魏 馥 兰（Francis John White）、 瑞 恰 慈（I. A. Richards）、罗伯特·温德（Robert Winter）、班威廉（William Band）、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u）、葛德石（George 
Babcock Cressey）、服部宇之吉、毕启（Joseph Beech）等。而对个体的研究，又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1. 对外籍人士个人在华从教授业活动进行整体分析 
国内学术界已陆续开展了对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东吴大学生物学教授祁天锡（Nathaniel Gist Gee），以及金陵大学著名历史教授贝德士的研究。其中代表性论著和论文有：苏精的《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较为全面地叙述评论了丁韪良在京师同文馆时期的活动；王文兵的《丁韪良与中国》则对丁韪良在中国传播西方文化特别是在京师同文馆的活动进行了总结性研究。史静寰所著《狄考文与司徒 
雷登——西方新教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对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创办学校、发展教育的历程以及他们的教育思想，展开了较系统的研究。罗义贤所著《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从燕京大学创建和发展的历程，对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实施的办学理念、教育实践，以及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创立与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进行了研究，并予以较为客观和公正的评价。美国学者丹尼尔·W. 费舍（Daniel W. Fisher）所著《狄考文传—— 一位在中国山东生活了四十五年的传教士》，通过引用狄考文生前所写的日记、书信、文章、著述等，较系统地叙述了狄考文创办登州蒙养学堂（文会馆）和山东大学堂的经历。作为狄考文在大学和神学院时的同窗好友和终生知己，费舍站在资深学者和教育家的高度，对传主做了全面而深入的介绍。石建国所著《卜舫济传记》，是国内第一本研究卜舫济的专著。虽名为传记，其实真正涉及卜舫济个人经历的笔墨并不多，作者更注重梳理卜舫济的教育理念，解析卜舫济所主持的圣约翰大学教育模式的盛衰过程。比较而言，石建国撰写的博士论文《卜舫 
济研究》，则以圣约翰大学在卜舫济担任校长期间发生的变化为主线，从“圣约翰模式”出发，比较全面地阐释了卜舫济的教育思想。项建英所撰《卜舫济的大学教育思想及办学实践》，探讨了卜舫济的“生命之丰富”和“性格之培养”的大学教育宗旨，阐释了卜舫济把学生训练成为“未来领袖和司令官”的大学教育目标，还分析了卜舫济对外为学校积极筹款、对内则以家庭理念经营学校的办学实践活动。美国学者威廉·哈斯（William J. Haas）所著《行 
走中国：祁天锡的科学生涯》，全面介绍了祁天锡 1901—1920 年在东吴大学授课、编写教材、创立生物系、培养学生、建设实验室和从事科学研究等活动，还论及祁天锡在燕京大学副校长职位上的工作情形。美国学者伯特·斯特恩（Bert Stern）所著《温德先生：亲历中国六十年的传奇教授》，讲述了美籍教师罗伯特·温德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执教的授业经历。余婉卉撰写《〈吴宓日记〉中的老温德》，借助《吴宓日记》的有关记载来研究温德与中外学人的交往，其如陈寅恪、李济、温源宁、翟孟生（R. D. Jameson）夫妇、王文显、楼光来、徐志摩、叶崇智、钱端升、瑞恰慈、杨宗翰、魏智（H.Vetch）等。 孙洪庆所撰《班威廉在中国（1929—1945）》，研究了燕京大学英籍教授班威廉在中国的教学科研经历，并对其主要贡献做了简单的评述。作为贝德士的学生，章开沅对金陵大学历史系美籍教授贝德士颇有研究：在《实斋笔记》的《忆贝德士》篇章中，章开沅谈到贝德士有两大贡献，一是创建金陵大学历史系并促进其发展，一是全面抗战期间维护校产并救济南京难民；在《贝德士文献研究》一书中，章开沅在对耶鲁大学图书馆所藏贝德士文献的研究基础上，对贝德士的生平尤其对其在南京大屠杀中为抗议日军暴行、挽救难民生命财产所做的艰苦卓绝的活动进行了研究；另他在所撰的《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以贝德士文献（Bates’ Papers）为实证》一文中指出，司徒雷登、贝德士等现代派传教士教育家认识到并顺应了基督教本土化、中国化潮流，并且为现代中国社会做出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同时指出由于长期在中国生活和工作，有一大批外国传教士已不同程度中国本土化了。 

在中国近代高校发展历程中，外籍教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书在对已有研究成果与资料分析的基础上，从教育史学的视角，以来华外籍教师在中国近代大学的从教授业状态为主线，对外籍教师群体的形成、结构和扮演的角色等展开研究，力图回答中国近代大学外籍教师群体从哪里来、如何形成与活动，以及怎样影响中国高等教育产生与发展等基本问题，同时补充和推进学术界现有的有关外籍教师的研究。本书由八部分组成。导论部分对本书的写作做一简要交代和说明，第一章探讨外籍教师来华背景和从师轨迹，第二章交代外籍教师的来华渠道，并对所搜集到的外籍教师基本信息进行分析，第三章概述中国政府对外籍教师在华的任聘管理，第四章展示外籍教师的教学生存状态，第五章探究外籍教师的学术研究活动，第六章考察外籍教师在华大学教学研究活动所产生的影响，结语主要就中国近代大学外籍教师在华从教授业的现实观照提出看法。

余子侠，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二级）、博士生导师，教育*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华中师大“桂岳卓越教授”、华中师大首批“黄大年式教师创建团队” 教育史暨比较教育教师团队牵头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兼职教授、江苏省黄炎培职教思想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主要学术研究领域为中国教育史、中外教育交流史、中国近现代史等。在《历史研究》、《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逾百篇，独撰及合著《山乡社会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教育研究》等专著近十部，主编或合作主编“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中外教育交流研究丛书”、《日本侵华教育全史》、《中国人留学史》、《中国研究生教育史》、《湖北考试史》等大型学术著作及系列，其中《日本侵华教育全史》（四卷本200余万字）由日本国学者译为日文，在日本出版发行，多部学术著作获国家级大奖。

兰军，汉江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兼任湖北省陶行知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教育史暨比较教育学会副理事长，武汉市教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心理学会会员。武汉市第九批学科带头人。从事中外教育交流史、教育管理和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国家和省级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35篇，其中CSSCI、核心期刊11篇。参与编写著作及教材5部，其中《中国人留学史》，获教育*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 

第一节外籍教师来华从教活动缘起

自1862年京师同文馆开办，至1953年新中国高校院系调整工作结束，诸多客观因素和缘由促成了数以千计的外籍教师在华从事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活动。

一、新式教育师资的匮乏

师资是保障学校正常运行的核心元素。中国新式教育在产生初期，即面临严重的师资匮乏局面。京师同文馆在筹办期间，其主办者首先考虑在广东和上海两地招募师资。1861年1月，恭亲王奕等人建议，“认识外国文字，通解外国言语之人，请饬广东、上海各派二人来京差委，以备询问也”。“闻广东、上海商人，有专习英、法、美三国文字语言之人，请饬各省督抚挑选诚实可靠者，每省各派二人，共派四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并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资学习。其派来之人，仿照俄罗斯馆教习之例，厚其薪水，两年后分别勤惰，其有成效者，给以奖叙”。接着，“行文两广总督、江苏巡抚，派委教习”②。但这一初衷未能如愿，因“所请派委教习，广东则称无人可派，上海虽有其人，而艺不甚精，价则过巨，未便饬令前来……广东、江苏既无咨送来京之人，不得不于外国中延访”。在国内搜求不得的情况下，他们只得将目光转向国外。经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推荐，英国传教士包尔腾（John S. Burdon）受聘担任京师同文馆首任英文教习。包氏是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已在华多年，兼通汉文。自是而后，计有52名外籍人士在京师同文馆任职。可见包尔腾的受聘，实在是京师同文馆主办人的无奈之举。

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建立的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三所大学，无一例外聘请外籍人士作为教学掌门人。他们分别是美国人丁家立、丁韪良和英国人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各高等教育机构于创办初期不得不借才异域，其原因自然是中国无新式高等教育，所设近代学科谱系和专业分类均移植自西方，国人在这方面既无经验可援，更无资源可取，所开西学课程更是无人担纲，只能倚重外籍人士。袁世凯于此曾颇有感触：“育才莫先于兴学，兴学莫重于得师”，而“中国士子向囿于章句帖括之习，于各种新学多未讲求，自难膺教习之选”。盛宣怀在创办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北洋大学堂创办之初名）时，与美国人丁家立商研筹划师资聘用之事，认为“所有学堂事务，任大责重，必须遴选深通西学体用之员总理，方不致有名无实”②。而在当时，所谓“深通西学体用之员”，无疑只有西人胜任。所以，清政府在实行新政期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1904年1月13日）中声称：“此时开办学堂，教员乏人。初办之师范学堂及普通中学堂以上，势不能不聘用西师。”③同时，在《奏定学堂章程·奏定任用教员章程》（1904年1月13日）中明确规定：大学堂、高等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和高等实业学堂的正教员和大学堂的副教员，“暂时除延访有各科学程度相当之华员充选外，余均择聘外籍教师充选”。这些足以说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自其创办开始，就面临着国内人才不足、师资奇缺的困境，不得已只好以外国教师充选。

……

本书是“中外教育交流与变革书系”中的一册，主要围绕近代高校发展历程中来华外籍教师从事教育活动的历史轨迹展开研究，论述了外籍教师为何来华、从哪里来、做了哪些工作、产生了什么影响等问题，并对我国引进外籍人才和高校加强外籍教师聘任和管理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书以近现代中国学校中任教的外籍教师的授业活动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包括中国学校聘请外籍教师的政策和举措，对外籍教师的聘任和管理，以及外籍教师的教育背景、流动情况，学校管理理念及实践、教学成效和学术贡献，并对外籍教师对中国教育发展产生何等影响加以探讨，对他们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表现，包括办学理念、学校管理、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学校文化生活等做出客观评价，为今日中国学校发展、教师队伍建设国际化以及制定聘请外籍教师政策和规范外籍教师管理等，提供有益的史鉴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