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谋士传

 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一书中曾说，中华民族“是东方秀的民族”。中华民族之所以优秀，不仅仅在于她勤劳、勇敢，而且在于她的智慧。这种智慧在历代谋士身上得到了典型的体现。
这里所说的谋士，不是指会耍点小聪明的人，而是指为上司出谋划策、能谋善断，成就了一番大事业的谋略家。本书所选取的都是历代谋士中有代表性的人物。书中所述事迹都有史实根据，没有无中生有的编造。为了便于广大读者阅读，本书一改学术论文式的写作形式，力求通俗易懂，行文生动形象，不大段引用艰涩的古文，而在使用时译为白话。书中尽可能少加注释或不加注释，对所据主要文献在文后一并列出。
每篇都以时间为经，以人物事迹为纬，既简要交代出人物生活的大背景，又尽量突出谋士个人的活动。尤其是对于能影响事件进程的主要谋略多着笔墨，力求写出其谋略的主要影响和特征。
在一个竞争激烈的时代，谋略比知识显得更重要。谋略和知识是有区别的：知识是对已经存在的事物的了解，谋略则是对尚未发生的事件的预测和判断；讲知识是为了求知，讲谋略是为了致用。谋略是对知识的综合运用，但又不完全受知识的制约，而更主要的是谋士个人的敏锐和随机应变。从书中可以看出，有的谋士并不是学富五车的饱学之士，但却往往能料事如神，出奇制胜。
中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谋略，视谋略为国家兴亡、事业成败的关键。《孙子兵法》实际上就是讲谋略的军事教科书。书中提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这里所说的“上兵伐谋”，就是要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自然是“善之善者也”。中国还流行着一句俗语：“狭路相逢勇者胜，势均力敌谋者成。”这都强调了谋略的重要。
谋略与通常的道德观念是格格不入的。道德观念温情脉脉，而谋略则显得严酷和冷峻。这是因为，谋略面对的是敌对营垒，而不是亲朋好友，所以总是“策划于密室”，唯恐让外人知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阴谋”。泄谋历来为兵家之大忌。但是，这里所说的谋略，要比一般阴险小人的阴谋诡计高明和博大，而且面对的主要是敌对营垒，故能为大家所接受和欣赏，视之为制胜的必要手段。
中国历史上存在着发达的谋略文化。它是中国大文化的一部分，文化蕴含十分深厚。看一下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舞台就不难发现，活跃于舞台上的主要就是一些谋士。他们四处游说，兜售自己富国强兵、克敌制胜的谋略，希求一用。当他们不能被任用时，就显得凄凄惶惶，就苦恼，就“孤愤”。中国的谋略文化与西方的宗教文化不同，强调的是人事，是“治国安邦平天下”，强国富民。正因如此，一些谋略家对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有益的作用。
谋士们都有几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功利性，或称之为实用性。他们设谋都是以利害为出发点，目标是夺取胜利。为了实现这种目标，他们对天、地、人及各种事物的考察都带有功利化的色彩。二是竞争性。谋士活跃的时期就是竞争激烈的时期。为了进取，为了克敌制胜，谋士的谋略就闪烁起耀眼的光彩。三是灵活性，或称之为随机性。对于谋士来说，任何理论和经验都只具有相对的、有限的意义。他们更主要的是依靠对形势的了解和直觉，在错综复杂和瞬息万变的情况下献计献策，以出奇制胜。四是保密性。谋士们都是密谋策划，泄密就意味着失败。
由于谋士个人接受的教育和信仰不同，其谋略也表现出不同的特色。例如，儒家以攻心为上，实际上就是将道德功利化。法家则较为严苛和冷酷，像吴起为了赢得鲁国信任而“杀妻求将”，这在儒家士人中就难以找到。道家更讲究以静制动，以柔克刚。魏晋时期崇尚黄老，王导和谢安都持之以静，缓和了南北士族和新旧士族之间的矛盾，使东晋政权获得百余年的安宁。信奉佛道学说的谋士不贪图禄位，像李泌、刘秉忠和明代的姚广孝，他们平时以皇帝的宾友自居，事急则前来献谋，事成则游于名山或退居寺观，官位如同虚授。纵横家的谋略则主要表现在游说和辩难上，例如张仪、苏秦即是其典型代表。
历代谋士所表现出来的谋略和智慧，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成为中国人民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不要说一般读书人对他们的事迹知之甚详，即使目不识丁的乡间老农，也能神采飞扬地说上几段出奇制胜的智谋。像“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声东击西”、“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等俗语，更是妇孺皆知。

 本书是一部人物传记合集。中国古代士人中有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他们同样是饱学之士，却不屑于寻章摘句，吟诗弄文；他们热衷与成就一番安邦治国大业，却必须择良木而栖，寻良主而仕。他们就是谋士。本书所立传的历代大谋士42人，大都活跃于社会动荡、王朝更替的历史时期，在风云激荡的社会大舞台上，做过翻天覆地的大事业。在封建时代，成者王侯败者贼。成，往往成于谋划，败，也往往败于谋划。由此也可以看出谋略文化的一大特点：经世致用。谋略不同于知识，在竞争激烈的时代，谋略比知识更重要。本书展现给读者的，除了历史谋士们的事功之外，主要是他们的人格特点，归纳起来主要是：大智慧而不是小聪明，多谋善断而不是善谋无断，灵活多变而不是僵化教条，图大义而不是贪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