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读汪曾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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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早, 凌云岚著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21159878
出版时间2020-08
装帧精装
开本其他
定价65元
货号3552953
上书时间2024-06-07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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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早，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话题”系列主编，阅读邻居读书会联合创始人。
目录
为什么汪曾祺无可替代?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反复追问下去, 因为这不仅关乎汪曾祺的阅读方式, 关乎汪曾祺的文学史定位, 还关乎中国文学在过去与未来的可能。本书挑选并细致解读了汪曾祺极具代表性的十篇“高邮系列”小说, 涵盖《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异秉》等名篇, 从历史氛围、生活环境、创作理念、叙事风格等不同角度进行深入剖析, 阐释汪曾祺的文学创作秉持的独树一帜的美学标准。在书中我们不仅将感受到汪曾祺笔下中国故事的独特韵味, 更能体会出那并存于汪曾祺身上的文人味与烟火气、世俗与诗意、平和与反叛。
内容摘要
为什么汪曾祺无可替代？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反复追问下去，因为这不仅关乎对汪曾祺的阅读方式，关乎汪曾祺的文学史定位，还关乎中国文学在过去与未来的可能本书挑选并细致解读了汪曾祺极具代表性的十篇“高邮系列”小说，涵盖《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异秉》等名篇，从历史氛围、生活环境、创作理念、叙事风格等不同角度进行深入剖析，阐释汪曾祺的文学创作秉持的独树一帜的美学标准。在书中我们不仅将感受到汪曾祺笔下中国故事的独特韵味，更能体会出那并存于汪曾祺身上的文人味与烟火气、世俗与诗意、平和与反叛。
主编推荐
深入分析代表性名篇 细解汪曾祺独树一帜的美学标准 本书挑选了《受戒》《大淖记事》《异秉》等十部代表性名篇，从历史氛围、生活环境、创作理念、叙事风格等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剖析，揭示出汪曾祺的文字独特的美感所在。
以汪曾祺说汪曾祺 回溯从学徒到大家的成长历程 书中对于汪曾祺本人的文学创作理念多有引述，也讲到了伍尔夫、阿左林、沈从文等中外文学家对于其文学创作的影响，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汪曾祺是如何将文学感悟和主张贯彻到作品中的，也回溯了汪曾祺的创作成长之路。
深挖史实资料 还原创作背景 作者深挖历史资料，在汪曾祺的故乡高邮实地走访，详细描摹出其创作灵感之地的生活图景，由此，汪曾祺笔下的人物也跳出纸面，变得愈发鲜活。
兼具专业度与可读性 汪曾祺长子汪朗作推荐序 本书由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杨早和凌云岚撰写，文笔流畅，考据严谨，得到汪曾祺长子汪朗的诚意推荐。
精彩内容
“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汪曾祺后来有一个颇富趣味的说法：“《受戒》的产生，是我这样一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从《受戒》到《大淖记事》，批评家不断追问汪曾祺，也不断追问自身的一个问题是：小说中的“性开放”是真实存在的吗？这种现象值得肯定吗？连对汪曾祺小说充分肯定的评论者也不免要在赞美之余，提出自己的疑惑：“但作者的态度终究太过客观，这可能使一些鉴别力不高的读者，良莠不分。个别细节描写，如巧云对刘号长勉为其难，也损害到作品的审美价值。”（凌宇《是诗？是画？》，1981）《受戒》虽然没有《大淖记事》那么直接地涉及性，但也颇有人从中读出了性爱的意味：“题目是‘受戒’，主题却是‘破戒’；写的是佛门，歌颂的是尘世。写尘世之美又写得彻底：不仅有和尚娶亲、赌钱、杀猪、吃酒以及农家乐等场面事件，而小说结尾小和尚明子竟在刚受完‘戒’和小英子划船回家的水路上，两人就盘算了如何叛佛皈俗，将船划进密密的芦花荡里去了……这一大胆别致的情节，使小说对充满虚伪的神的世界的否定达到十分精彩的境地。”（汪家明《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1987）《受戒》中潜在的性书写并不稀见，如让明海“傻了”的小英子的光脚印：“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这并不是小和尚单方面的绮思，小英子在干活时“老是故意用自己的光脚去踩明子的脚”。还有论者指出，“《受戒》的结尾，那段绝妙的写景也是写的性，是性成熟的状态”（李国涛《汪曾祺小说文体描述》，1987）：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这些青春性心理的描写与隐喻，十分到位且隐蔽，而且恰如其分地融化在通篇的诗化语言与风俗描画之中。后者无疑给予前者一种保护色，让读者可以在对小英子与明海纯真爱情的同情与赞美之中，获得一种犯忌的快感与性审美的释放——事实上，小说开篇慢慢铺叙菩提庵的诸僧生活，以及大英子对嫁妆的精心准备，还有明海初到此地，对市井生活感到目眩神迷，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和尚也有七情六欲。”《受戒》全篇情节，并无对抗性的矛盾，对抗性出现在作品之外：“和尚”身份与世俗生活的并置，给当时读者心理上造成的冲击。其中蕴含的反抗性禁忌的意味，是《受戒》面世后迅速走红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就是批评者也看得清楚：生活里有爱情，文艺作品应该给爱情留有一定的位置，这是理所应当的。但是我们反对滥写爱情，把爱情当作商品的标签；更反对笼统地把性爱当作至高无上的美德，加以颂扬。（国东《莫名其妙的捧场》，1981）不过，即使是批评汪曾祺“轻浅”“缺乏社会性”的论者，也认同“真正使新时期小说步入新的历史门槛的，应该是手里擎着《受戒》的汪曾祺”，因为同时期的《班主任》《爱，是不能忘记的》，究其实，不过是“十七年小说”的仿制品，观念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写作模式的根本改革。但“‘十七年’小说最热衷、最强调也最不容动摇的诸如主题的功利性，题材的重大性，人物的典型性，格调的时代性，如此这般的创作原则和规范，在《受戒》这里，竟被汪曾祺来了一个彻底的逆反和颠倒而成为‘非功利性的主题，非重大性的题材，非典型性的人物，非时代性的格调’”（马风《汪曾祺与新时期小说——一次文学史视角的考察》，1995）。这无异于对新时期小说家进行的一次小说观念的“受戒”，随后兴起的“寻根”浪潮、先锋小说、地域写作，似乎都能从汪曾祺那里寻到源头。
汪曾祺自己，也将《受戒》看作某种时代的产物。他后来说：“我的女儿曾经问我：‘你还能写出一篇《受戒》吗？’我说：‘写不出来了。’一个人写出某一篇作品，是外在的、内在的各种原因造成的。”（《〈汪曾祺自选集〉自序》，1986）对《受戒》这篇小说的疑虑、喜爱与批评，正不妨可以看作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各种感情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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