蟋蟀在堂

写在前面

杂文的特点是“杂”，不用板着面孔用学术讲话，我喜欢。
古之所谓“杂”有双重含义：一是兼收并蓄，什么都包括，如《吕览》之“杂”；二是无法归类，内篇不收，外篇不入，最后剩下的话，如《庄子》分内、外、杂篇之“杂”。前者不以学科、门派、家法划界，后者是“多余的话”。
我的杂文写于不同时期，随作随辍，难免杂乱无章，但编成集子，还是要分分类。
我写杂文，大约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最初用笔名（吴欣）。我写过一篇小文，《服丧未尽的余哀》，刊于《东方纪事》1989年1期。谁来约稿，我已记不清。当时，没人知道我是谁，使用笔名，就更没法知道。杂志介绍作者，说我是“理论家”，真逗——“理论家”就是无法归类的家！
从那个时代起，我拉拉杂杂写过不少文章，前后编过四个集子：
1．《放虎归山》，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6年8月。2008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过此书的增订本，所谓“增订”，主要是加了“近作十篇”。
2．《花间一壶酒》，同心出版社，2005年。2010年和2013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再版，先出平装本，后出精装本。
3．《何枝可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4．《鸟儿歌唱——二十世纪猛回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201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过此书的繁体版。
上述四集多讲“当下感受”，等于个人眼中的“现代史”，即古之所谓“私史”。读者不难看出，前两个集子，喜怒笑骂，语多嘲讽，后两个集子，越写越严肃。风格不同，时代使然。我的每个集子各有主题，为了突出主题，后出的集子有时会酌收早先收过的文章，现在搁一块儿出，当然不合适。
这次汇集旧作，除上述四集，又加了两个集子，《我的天地国亲师》和《蟋蟀在堂》。责编李方晴跟我反复商讨，对所有文章做重新调整。旧集，凡重出之作，尽量删除，只保留最初出现的文章，唯一例外，我把怀念父母老师亲友的文章从各集中抽出，编入《我的天地国亲师》。这活儿挺烦人，我很感谢她的耐心和细心。
另外，与杂文创作有关，我还有两个集子，顺便提一下。
2013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过我的自序集《小字白劳》（孟繁之编）。这些自序是我的另一类杂文，特点也是讲“当下感受”，搁笔之际的“当下感受”。
2014年，我还出过一个杂文选，题目作《大刀阔斧绣花针》，强调文体改造。此书是应北岛、李陀之邀，先刊于《今天》2014年秋季号《视野：李零特别专辑》，后作为“视野丛书”之一，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2015年，“活字文化”在中信出版社出过大陆简体版。此书所收几乎全是旧集中的旧作，没什么新鲜玩意儿。同年三晋出版社出版的《回家》也是。
上述六个集子，不包括《大刀》《小字》中的文字。
上面说了，我的杂文多是记录眼前发生的“一刹那”，包括自序。多少年过去，回头一看，这不就是“今天”刚变“昨天”、学者叫作“历史”的东西吗，一幕一幕，历历在目。
考古学家讲“历史”，喜欢用“过去”一词，如“阅读过去”。
“历史”就是“过去”，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逝者如斯，不可能推倒重来。我的文章肯定有不少错，一下笔，白纸黑字，追悔莫及。我爱截句，截句也有截过头、标点太碎的毛病。错字病句应该改，可以改，但历史不能改，不可能改，想改也改不了。
这次重出的旧作，凡旧作按出版社要求“自我纠正”因而以省略号隐去的地方，请参看旧作。旧作还保留着历史原貌，包括我的各种错误。新作，有些不便讲的，咱们也撤掉。
文天祥《正气歌》有这样两句，“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董狐是山西人，我敬佩的山西人。我想尊重历史，尽量保存历史原貌。

2022 年8 月14 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蟋蟀在堂”含有时序更替、步入岁暮的意味，本书则带有“拾遗”色彩，收录的是李零看重的一些发言、访谈、读书心得和随感，横跨二十年（2001—2021）。这些文章首次结集成书，渗透着作者“躲在学术后面”的感受和“奇思怪想”，是“人生片段”与“学术叙录”的交融，别具生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