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礼之年

跋

 从现在算，这套散文集是我较晚在大陆出版的书，从写作而言，却是比较早的，在台湾曾分别出版过，是我较早出版过的文字。

 但取名叫《巡礼之年》是新的，内容包括之前出版过的四本书，第一本叫《三个贝多芬》（1995)，后来三本分别叫《冷热》（1997、2011)、《布拉格黄金》（2003)与《风从树林走过》（2007)，除了第一本《三个贝多芬》是台湾九歌出版社出版的之外，后面三本都是台湾尔雅出版社出版的。

 我写作的时间算起来并不短，在中学任教的时代就开始写作了。大约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吧，我曾应邀在台湾的几个报纸写专栏，专栏通常是理性的，但登在副刊上的，可带点文艺气质，无须正经八百，出些怪论也无所谓。我曾热衷艺术，也写过一些不成熟的艺评，当时写作多用笔名。我对自己不善顾惜，知道自己的东西属于“敝帚”一类，没有“自珍”的理由，报纸看过就算了，事后没有收集，久了就找不到了。这习惯很好，因为那时候写的，现在要再看到，只有羞愧跳海的分。多年之后有两篇写我为主题的学位论文，作者亲访我时往往问我早年写作的经过，我搪塞说，你要是知道详情，就万万不会写我了。

 我记得我最早出版的书是一本小说集，书名是《日升之城》（1987，圆神)，出版时用周东野的笔名，看起来像古人一样，里面的几篇短篇小说，大约是逃避自己写博士论文的压力而陆续写成的吧，大多刊登在当时的《中外文学》月刊上。《中外文学》是当时“比较文学学会”办的学术性刊物，由台大外文系主编，有趣的是除了硬邦邦的学术论文之外，每期都会刊登一两篇小说或现代诗。我投稿时，《中外文学》的执编是才气纵横的诗人杨泽，那时他还是外文系的助教，而我在中文系读博，在学校我们应是见过面的，但我投稿总用邮寄的方式，用的又是笔名，弄到很多年后他从普林斯顿拿到博士学位回来，才知道写小说的是我，也算有趣的事。

 除了《日升之城》外，之后我还出过一些时事评论集，就是《在我们的时代》（1990)、《瞬间》（1992)两书，由三民书店出版的。两书文章是我在报社任主笔时写的，文章发表时有些具名，有些不具名，具名要“文责自负”，不具名就代表报社意见，“文责”就由报社来负了。我任主笔的报纸是民办的，老板又是自由主义的信仰者，充分尊重主笔的意见，所以当时我很自由，可以选择自己想写的题目，文章也容许我发挥自己的看法。

 之后出的如上面所说四本书都是散文，不是小说与评论了。我对自己的事总不善经营，包括写作。对我而言，写作虽然严肃，但我在处理的时候总不免率性，难免自以为是，有时又“幽独”了些，出了书，只想藏起来，不会主动示人，我知道这是不讨人喜的。小说家水晶(杨沂)曾批评我，说我文章写得不错，可惜在文坛没有名气，曾说文学要互相帮衬，劝我多参加点文友的活动。他说我文章不错我不敢承认，但说我没名气倒是真的。每听他这样说，我总想起有“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的杜诗来，尽管杜的“千秋万岁名”指的是李白，一般人是担当不起的。但即使像李白一样有名了，身后不也一样寂寞萧条吗？那名声又有什么用呢？

 这都是闲话，都可以不说，只是得知道，有时不经意的事反而更“正经”些。现在转过头来谈这一套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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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套有关记忆与时间的散文集，写作的时间跨越十二载，所记大多是作者五十到六十这段人生岁月中的见闻与感悟。年逾八十的周先生回望这些文字，将它们集结出版，取名“巡礼之年”，既是他作为骨灰级乐迷对于李斯特的致敬，也是一位学人对于岁月的又一次朝圣。

在三册《巡礼之年》中，您既可以读到世纪之交台湾的市井风情和人生百态，亦可以读到作者访学行旅中的哲思感悟。从聆乐赏画时的纤敏体察，到世局转蓬下的深沉顾惜，从极其细小的日常见闻和身边琐事，到逐渐雄浑开阔的知性之美和庄严之思，周志文的笔大量触及生老病死、情感觉知、宗教艺术、行旅怀乡……一种“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的幽人深情常常跃然纸上。毛尖老师在读到周先生的这些文字后写道：“周著《巡礼之年》，在生态的意义上，是对今天水泥社会的一次植树造林。而回到时间长河，《巡礼之年》则是对那些没有进入过文学史的人物的一次次回忆和拥抱。”

他的散文有些像一潭清泉，没有湍流、没有波涛，平平静静的，但一方面透明可析，一方面可以反映天光。而那些没有被说出来的时时刻刻，是潜入时间长河的魔法一场，也藉由周志文的笔，使我们的热泪在心中汇成河流。